▲电影《好东西》的英文片名为“Her Story”，该片围绕三位女性人物的生活展开故事。（资料图）

　　正式公映前夕，《好东西》在豆瓣上开分9.1，称之为2024年年末最受期待的国产片之一毫不为过。《好东西》的官方介绍是“《爱情神话》平行篇”，但除了片中几处向前作致敬的彩蛋以外（比如垃圾站的涂鸦“爱情没有神话”、返场的混血小女孩玛雅），《好东西》讲述的是一个全新的故事，反映的是导演邵艺辉创作理念的进化。

　　《爱情神话》遵循的是更讨巧的浪漫喜剧叙事结构——鉴于它是邵艺辉的第一部剧情长片，这一更迎合市场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与前作相比，《好东西》有着更强烈的作者电影属性、更加密集的台词和观点输出，以及更直观的女性表达——正如《好东西》的英文片名“Her Story”所明示的，电影不再依托一位男性主角来描摹他周围的各类女性，而是直接以三位不同年龄段的“沪漂”女性为主角，讲述她们相互扶持理解，寻找自我的都市生活。

　　《好东西》给观众带来一种愉悦的观影体验。它是一种清新的女性都市电影，用女性主义的视角刻画了某种理想化的当代都市生活图景。因此，电影呈现出来的东西轻盈，为我们日渐沉重的生活注入一丝生机勃勃的、热烈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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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中的女性

　　《好东西》的故事依然发生在上海，这次的主角不是本地土著老白，而是三位“沪漂”女性：前调查记者、现新媒体主编王铁梅（宋佳饰），铁梅10岁的女儿王茉莉（曾慕梅饰）和铁梅的邻居、乐队主唱小叶（钟楚曦饰）。知乎上有一个热度很高的问题：“为什么身边很多女性都喜欢上海？”古今中外，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似乎对女性有种天然的吸引力。

　　美国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艾米·斯坦利（Amy Stanley）在《江户时代江户城》中用数百封书信还原了19世纪初日本乡下女人常野的一生。斯坦利发现，截至19世纪初，女性离家来到城市已成为一种大范围存在的漫长传统——从7世纪末瘟疫流行时农村妇女涌入威尼斯、启蒙时代法国外省女孩蜂拥去巴黎，到常野为了逃避又一次包办婚姻远走高飞，徒步来到该国当时的首都江户谋生——“每当市场经济的兴起扩大了农村妇女的想象版图，她们就会离开。”

　　女性主义学者则注意到，人口稠密、服务多样的城市环境如何为当代女性提供了更多机遇。加拿大地理学家莱斯利·克恩（Leslie Kern）在《女性主义城市》中这样写道：

　　“在城市里，女性有了她们在小城镇和农村社会闻所未闻的选择。工作的机会。对狭隘的性别规范的打破。对异性婚姻和成为母亲的规避。对非传统的职业和公共职务的寻求。独特个性的表达。社会和政治事业的开拓。新的亲属关系网络和超出一般的友谊的发展。艺术、文化和媒体的参与。所有这些选择对城市女性来说要容易得多。”

　　然而城市本身映射了建设它的社会，对被父权制置于次等地位的女性而言，她们在城市中的行动（特别是进入不同空间的能力）和存在受到或明或暗的限制。生活在城市中的女性多少都对城市的“壁垒”有切身体会：女性容易成为都市犯罪的目标，持久的恐惧让几乎每个女性都在潜移默化间拥有一套关于“哪些时间需要避开哪些场所”的知识。女性的身体也经常被视为城市问题的根源或标志，从家庭秩序松解、消费主义到色情，女性往往在公共舆论中面临更多指控与审视。

　　《好东西》是一部难得的颂扬都市生活对女性有积极意义的国产电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电影具体入微地呈现了女性情谊的形成和维系与女性介入城市空间的方式密切相关。铁梅与小叶的相识始于她阻止了一起可能会发生的骚扰事件。小叶走在回家的夜路上，发觉被一名黑衣男子跟踪，不知所措。正在骑平衡车的铁梅注意到异况，立刻冲上前询问小叶是否认识对方，得到否定的答案后，义愤中的铁梅一言不发地紧贴那名男子反向跟踪，直到对方感到压力落荒而逃。

　　经此事件，两位邻居一见如故，小叶发现铁梅是一位工作繁忙的单亲职场妈妈，于是主动承担起在白天照顾茉莉的责任。电影展示了邻里关系密切、空间尺度合宜、生活功能齐全的城市社区如何为共同育儿打开新可能性。观众看到，市中心的“老破小”虽然一直被诟病空间狭窄、缺乏隐私，却因为拥有大量共享空间为邻居之间的相互照顾创造了条件；无论是茉莉所在的小学、小叶演出的live house，还是杂货铺都在步行范围内，片中的人物一次次地在步行中谈话。

《好东西》故事发生的主要空间，在上海一栋租给多户人家、没有电梯的百年建筑里。（资料图）

　　因此，《好东西》具象化地反映了女性主义学者格尔达·韦克勒（Gerda Wekerle）的观点：相较于郊区，城市为那些需要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女性提供了更好的前景。在韦克勒看来，女性户主的生存依赖于“广泛的社会服务网络，往往只在中心城市地带才有”。电影呈现了女性如何舒适、匿名和自主地游走在城市中，进出自如，与城市融为一体。在通勤路上步步生风、趁着工作空隙回家处理琐事、接送孩子放学、回家路上顺道买菜、在天桥上望着车流放空自己获得片刻喘息……这些也正是银幕前许多女性观众熟悉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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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畅想新世界

　　《好东西》通过了贝克德尔测验的三条标准：电影中必须出现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有交谈；她们谈论了除男人以外别的话题。女性在电影、电视等文艺作品中缺乏代表性的问题由来已久，以女性情谊为核心的故事更是凤毛麟角。

　　加拿大文学学者埃琳·温克（Erin Wunker）认为，比起那些无视女性友谊，只关注浪漫爱、家庭和戏剧性生活事件的文艺作品，强调女性友谊复杂性的作品要罕见得多。她提出，“把女性友谊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具有一种“构造世界”（world-making）的力量。这是因为，把女性友谊放在首位，在屏幕上表现友谊，就是一种反叛的行动，它揭开了由正统异性恋主义、资本主义、生育和家庭编织的密网，挑战了传统的性别期待。

　　《好东西》构造了这样的一个世界：三个女性的亲情与友情成为轴心，其他的一切都围绕着旋转。在铁梅、茉莉和小叶组成的女性共同体里，她们虽然年龄、辈分不同，但能给彼此当“妈”。铁梅意志坚强，无所不能，对女儿和看似生活低能且“恋爱脑”的小叶展现出强大的保护欲；小叶在与茉莉的日常相处中展现出了不亚于亲生母亲的责任感；茉莉则体察到小叶的童年创伤，夸对方的眼睛又大又好看，连泪水都好吃；小叶在铁梅遭遇网暴陷入自我怀疑时给予陪伴与安慰，劝解铁梅放下成为世俗意义好妈妈的执念。

　　电影也通过女性的眼睛看见了长期隐形的女性家务劳动。小叶用专业录音设备录下铁梅做家务的各种声音，让茉莉猜，这一段家务蒙太奇可能是全片最动人的片段：孩子天马行空的想象将蔬果丢进水盆的声音比作海豚入水，将吸尘器的声音比作龙卷风，将刷洗球鞋的声音比作流沙……自然的浪漫壮阔消解了家务的日常琐碎，赋予了它庄严与价值。这或许是只有女性创作者才具备的感性与敏锐。

　　自始至终，女性主角都在行动和对话中占据主导位置，三个男性角色则在她们的生活中进进出出。前夫（赵又廷饰）因为不满女强男弱的家庭格局提出离婚，但在情场碰壁后为了挽回铁梅苦学女性主义理论，“结构性问题”“性别红利”之类的词汇时不时从他的口中迸出；鼓手小马（章宇饰）在与铁梅前夫的雄竞饭局中展现出不亚于对方的女性主义理论素养，却在与铁梅亲热时撕坏了她的昂贵内衣，因为“片里都那么演”“有些女的喜欢”；眼科医生小胡（任彬饰）一副优质精英男的派头，但只想与小叶保持“friends with benefits”（床伴）关系，在误会小叶为他自杀后转头做出情深姿态，实则暗爽自己魅力无边。

《好东西》中鼓手小马（右）与王铁梅前夫（左）为了王铁梅展开雄竞。（资料图）

　　可以看出，导演无意展现激烈的性别对立，而是试图探讨，在女性主义已经开始动摇我们对传统性别秩序、权力结构的体认时，这一思潮下的男男女女要如何在新旧夹杂的性别脚本中取得自洽，与彼此相知、相处、相爱？尽管将男性与女性的主客体位置倒转，导演并未刻意贬低男性，而是温和得近乎温柔地刻画了三个“好玩”的男人，把调侃和批评的度把握得恰到好处。

　　在茉莉这个最年轻的女主角身上，导演畅想理想生活的愿景展现得更加淋漓尽致，电影也从两性关系的探讨延展到一个更深的层面，即对一个新世界的想象。

　　在这个新世界里，成年人为孩子种下更进步的性别观念，茉莉第一次学习打鼓时注意到小马两腿叉开的坐姿，下意识地问“女孩要怎么打鼓”，小叶告诉她“你怎么打鼓，女孩就怎么打”。成年人既以平等的姿态面对孩子，与孩子成为朋友，也呵护孩子，体察孩子的需求。茉莉被检查出有近视可能后，周围所有的大人慌慌张张地在家中布置各种绿色的装饰，又在茉莉第一次登台演出时为她鼓掌喝彩。发现茉莉被同学丰富的国际旅行经验打击，以至于试图撒谎编造故事，铁梅与小叶说服孩子相信山西和法国一样，举办电影展的平遥和巴黎一样也是国际化大都市，将经济和阶层焦虑幽默化解，也将孩子从优绩主义的教育模式中解放出来，学习拥抱天性与真实的自我。

电影《好东西》剧照。（资料图）

　　在电影结尾，铁梅看着茉莉写作文，茉莉突然念了一句深刻得不像孩子会写的句子，铁梅好笑地问是谁教的，茉莉回答：“是你写的报道，在我出生那年写的。”铁梅有些愕然，然后露出感慨的微笑——在一次次地被其他人问为何放弃调查记者的工作、为自己向生活妥协暗自神伤后，是女儿默默阅读了她所有的报道，并把母亲的思想转化为自己写作的养料。这一意味深长的结尾或许也是导演的寄语：新世界的构建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困难，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理想主义，正是某个新世界的开始。

　　文｜南方周末记者 林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