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9日，在北京“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上展出的共和国勋章。（视觉中国/图）

　　“还有千千万万的人民英烈，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他们是真正的英雄，今天这个崇高的荣誉同样属于他们。”2024年9月29日，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93岁的黄宗德站上了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内的发言台。

　　76年前，17岁的黄宗德投身革命，先后经历了渡江战役、江西剿匪与抗美援朝战争。76年后，曾经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年轻人变成了坐在轮椅上的老人。

　　9月29日当天，黄宗德等4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10位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及1位友谊勋章获得者，共同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

　　这是自2019年，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首次颁授起，国家第三次集中颁发相关的最高荣誉。

　　此前两次的集中颁授活动中，仅有31名经济、社会、国防、外交等领域代表获得国家荣誉称号及奖章，同期“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更是只有9人。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一项定期颁发国家勋章、奖章制度的呼声曾不绝于耳，但制度的建立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唐磊看来，对这项制度来说，最关键的还是中央最高层的直接统筹。

　　经济学家张卓元这次获得了“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在获奖前，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早前的建议入选名单公示前，他已得知了消息，所有工作均是按流程开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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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刻意追求人员数量”

　　单从诞生的时间来看，“共和国勋章”与国家荣誉称号还很年轻。

　　2015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正式确立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为国家最高荣誉。其中，国家勋章又分两种，对内为“共和国勋章”，颁发给在建设和保卫国家中作出巨大贡献、建立卓越功勋的杰出人士；对外则为“友谊勋章”，授予在中国建设和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人。

　　既为最高荣誉，从评选到颁授的整个环节，无论是“共和国勋章”还是国家荣誉称号都体现出稀缺性。

　　在前述法律颁布次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专门协调表彰工作，并负责起草制定相关条例。

　　2017年《国家功勋荣誉表彰条例》颁布，当中规定，两项对内颁发的全国最高荣誉坚持“好中选优”的原则，一般每五年授予一次，且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逢五、逢十”周年时进行，特殊情况下也可由中央直接提出并安排授予。

　　2019年9月29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首次颁授工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于敏、申纪兰、孙家栋、李延年、张富清、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8人获得“共和国勋章”，于漪、卫兴华、朱彦夫、程开甲等28人获得国家荣誉称号。次年，为表彰在抗击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期间的杰出贡献者，颁授工作破例进行，钟南山被授予了“共和国勋章”，张伯礼、张定宇、陈薇三人获得国家荣誉称号。

　　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在唐磊看来，在又一个”逢五逢十“年份举行评选颁授工作，意味着国家功勋荣誉制度的建设和实践不断走向规范、完整，“可以说形成了一定的惯例，即周期性颁授和即时性颁授相结合”。

　　不过，与2019年的初次颁授不同，2024年，“共和国勋章”与国家荣誉称号两项荣誉的入选者加起来也不过14人。

　　“从以往的颁授实践看，提名评选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并不刻意追求人员数量。”唐磊解释，2019年为历史上第一次集中评选颁授，故人员数量相对较多，今年人数少，“体现了坚持最高标准和实事求是的原则”。

　　2019年，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曾介绍，当年的评选工作自年初便启动。1月初下发提名评选工作后，先是由各地区各部门报送提名人选，再由相关单位归口评审，通过小组评议、听取专家意见、党组会（党委会）研究等方式进行初审和排序，而后经过全面比选、综合平衡的考量，并由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委员会考察，直到当年8月下旬，建议人选才获得内部通过，并对外进行全国公示。从启动到表彰完成，整个周期长达9个月。

　　2024年的评选工作始于3月初，从时间上看有所缩短。

　　基于对个人贡献的严格考量，获奖人员年龄偏大成为两项最高荣誉人选的一大特征。

　　此前颁发的两次“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平均年龄为90岁，其中时年84岁的钟南山为目前年龄最小的获奖者；国家荣誉称号的获得者当中，年龄差距相对更大，年龄最小的为32岁，最大的为101岁。而到了今年，获得者的年龄普遍更大，“共和国勋章”建议人选平均年龄超94岁，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中最年轻的黄大年，终年5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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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追授

　　建立国家级荣誉制度的计划，在新中国正式成立之前就出现了。

　　1949年9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职权之一即为，“制定并颁发国家的勋章、奖章，制定并授予国家的荣誉称号”。唐磊介绍，这是中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立国家功勋荣誉制度。1954年宪法则规定，授予国家勋章和荣誉称号的决定权归属全国人大常委会。

　　而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为这项制度立法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

　　198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和原国务院法制局会同有关部门，对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草案进行研究起草，7年后，拟好的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初审时，因为对是否追授以及授予的范围等问题意见不一，草案被长期搁置。

　　但在制度未建立前，由国家组织的荣誉奖励工作并没有停滞不前。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张树华曾做过研究，早期的荣誉奖励主要围绕建设需要展开。1950年9月，中央召开了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授予464人“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56年“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召开时，又有4703人被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这两个称号直到今天仍被视为一种至高的荣誉。

　　到了1980年代后，不只是国家层面，各部委、地方政府，甚至团体组织也开始授予各类荣誉称号，例如团中央的“五四奖章”，全国妇联的“三八红旗手奖章”。

　　唐磊记得，2006年至2009年期间，在中纪委牵头下，全国共查出各类评比达标表彰项目148405个，清理后依然保留了4218个，虽然总体看起来对树立典型、弘扬先进起到了好的作用，但也存在种类繁多、分类不合理、授予程序不规范、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韩方明提议，希望建立国家荣誉制度，两年后，张树华也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提出建立统一的国家功勋荣誉制度，借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颁授。但直到10年之后，这项制度才第一次在实践中落地。

　　在唐磊看来，制度化过程中，中央最高层面起到了直接统筹的作用，“也逐渐将以往一些不规范的表彰评比进行了清理”，从而确立起明晰的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体系。

　　曾导致草案被搁置的追授、授予范围等问题都在新的表彰体系中得到明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规定，在该法施行后，即2016年1月1日后去世的，可以进行追授。2019年1月16日去世的于敏，成为被追授的第一人。2024年入选者中，航天专家王永志、雷达专家王小谟，以及物理学家黄大年也已逝世。

　　在授予范围上，国家荣誉称号授予在经济、社会、国防、外交、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领域各行业作出重大贡献、享有崇高声誉的杰出人士，来源广泛。与此同时，虽同为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每人被授予的具体称号也可能是不同的。

　　法律规定，国家荣誉称号的具体名称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拟定。2019年，28位获奖者就分别获得了9种称号，包括“人民科学家”“人民教育家”“人民艺术家”“人民英雄”等等。2020年获奖的3位抗疫代表则统一获得了“人民英雄”的称号。至于2024年公布的获得名单中，则增加了“体育工作杰出贡献者”“人民工匠”“人民医护工作者”“人民卫士”等一系列新的国家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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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仪式感

　　自国家功勋荣誉制度建立以来，实践中展现出的仪式感一直颇为醒目。

　　在宁夏灵武白芨滩林场种了四十多年树之后，2019年9月26日，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王有德，偕妻子杨学霞一起坐上了前往北京的飞机，5天后，他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了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这是国家最高荣誉称号获得者们能够享受到的特殊待遇。

　　新华社此前发布的消息中提到，2019年9月29日上午九点，颁授仪式举行前，所有国家最高荣誉获得者们集体乘坐专门的礼宾车，在国宾护卫队护卫下到达人民大会堂东门，又在青少年们的欢呼声中走过长长的红毯，接受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领导的集体迎接。

　　当天，现场选用的音乐共有三支，除《义勇军进行曲》外，还播放了《红旗颂》以及《向祖国致敬》，均为经典爱国曲目。

　　这一系列仪式均在2024年的颁授仪式中加以延续。据新华社报道，今年的颁授仪式中，还有约1000名各国驻华使节、各界干部群众代表到场观礼。

　　获奖者们获颁的勋章、奖章同样讲究。

　　2019年参加学术论坛时，中央美术学院艺术设计研究院院长刘波曾谈道，共和国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奖章的设计由中央美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等五家单位共同完成，前后花费了三年零一个月，开展了六十多次研讨汇报，设计了近200套方案，才以“近乎完美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

　　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设计团队成员还提到，以共和国勋章为例，设计时，他们采用了花丝镶嵌、珐琅彩、花镀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将国徽、红星、黄河、长江、牡丹等经典元素运用在上面，其中章体还采用四层结构嵌套的形式，而非把图案镶在表面，以保证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在唐磊看来，强化仪式感不仅因为中国自古便是“礼仪之邦”，更是因为国家荣誉是以国家名义授予的最高“名分”，需要配以相当的仪式。这种仪式不仅服务于国家荣誉颁授，也是“宣示价值观、教化人民的有效方式”。

　　不过，比起颁授现场与声势浩大的场景，唐磊也注意到，当前公众对国家功勋荣誉制度体系可能还不了解，“像是共和国勋章、时代楷模、感动中国、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当把这些荣誉放在一起的时候，社会公众可能会认为这都是国家荣誉，很难区分其中的荣誉层次”。

　　在唐磊看来，背后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作为国家最高荣誉，“共和国勋章”、国家荣誉称号的颁授实践仅有五年，大众熟悉了解还需要一个过程，还在于很多颁授对象往往是有高超专业技艺而作出贡献的人士，专业性导致大众很难有机会了解到他们的功绩，从而影响到关注度。

　　“国家最高荣誉的获得者，只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人民的检验，他就是实至名归。”唐磊最后说。

　　文｜南方周末记者 蒋敏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