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雍正王朝》剧照，众皇子在紫禁城。（资料图）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十月，康熙皇帝在外出狩猎途中，突然宣布废黜已立33年的太子（二皇子胤礽），朝野震惊，由此也拉开了一场争夺皇位的斗争。最终的胜利者是四皇子胤禛，继位为雍正帝。在此期间，发生了太多戏剧性事件。
据编年体史书《康熙实录》记载，一废太子后，大臣推举八皇子胤禩为储君。大皇子也举荐八弟，还说有个叫张明德的算命师给胤禩看过相，称“后必大贵”。
此事引起康熙警觉，认为张明德算命惑众，将其拘押问罪。之后查出张明德曾有刺杀太子的计划，并告诉了八皇子，但后者没有上报。康熙当众责骂了八皇子。十四皇子允禵为八哥辩护，激怒了康熙，被打了一顿。
正史的记载成为艺术创作的参考，在二月河的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及由其改编的电视剧《雍正王朝》中，胤禩被塑造成一个八面玲珑的角色。以他为首的“八爷党”也因为过早地暴露了实力，最终败于夺嫡之争。克制隐忍的四皇子，则成为“闷声发大财”者。
一百多年来，康熙传位之谜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也是民间热衷讨论的话题。“雍正得位不正”广为流传，但又缺少实际证据。而在2026年1月出版的《真事隐：康熙废储与正史虚构》一书中，学者孙立天发现了新的史料和论据。
康熙废太子事件发生时，德国传教士纪理安根据所见所闻，写了日记《北京纪事》。这份材料于近年被翻译成英文出版，让历史有了新面目：第一，张明德是四皇子找来的相面人；第二，是四皇子向康熙举报八皇子有篡位之心；第三，最后事情败露，四皇子被康熙打了一顿。
也就是说，新材料所展露的事情与《康熙实录》的记载恰好相反。雍正并不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而是一开始就表现出对权力的野心，最先参与了夺嫡之争。更阴狠的是，他和八皇子比邻而居，向来关系要好，但毫不犹豫向兄弟下手。
《康熙实录》是在雍正继位后编订，显然对部分内容做了有利于雍正的“虚构”。孙立天的著作正是通过新旧材料的比对、解读，试图发掘那些被隐去的真相。
“雍正对康熙晚年有关储位的事进行了全面的虚构，现在留下的官方叙事可以看作他和一帮史官呕心沥血创作出来的作品。”孙立天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简单总结就是，其他皇子都在处心积虑地争夺皇位，唯有雍正是清心寡欲。”
康熙选储的标准
《真事隐》开头用了一个章节（全书共七章）内容来论述《北京纪事》的史料价值和可信度。但若要更好地理解传教士和康熙的关系，需要参照孙立天的上一部著作《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这本书出版于2024年，累计销量已超20万册，豆瓣评分达9.3分。
据书中论述，在满族人和明朝作战过程中，来自西洋的武器“红衣大炮”起着决定作用。以耶稣会神父为主的来华传教士，参与了大炮贸易和技术传授。在满清一边，管理大炮事宜的是佟氏家族，和传教士关系要好。而康熙的母亲正是来自佟家。由此，传教士得以接近康熙，希望通过他来获得传教便利；康熙则对西学产生浓厚兴趣，双方建立起亲密关系。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康熙决定全面管理在华传教士，要求他们注册登记，领取印票，作为传教的“资格证书”。但发放印票的机构并非管理僧侣的礼部，而是内务府。既往的学界研究中，已经注意到印票的存在。孙立天发现此事后，意识到背后“可能蕴含了特殊的含义”，有内容值得挖掘。“这大概算是我学术发现的源头。”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清朝有着不同于以往朝代的权力运行体系——除了处理国事的朝廷系统，还有处理皇帝家事的内务府系统。前者是君臣关系，后者是主奴关系。皇帝在朝廷系统无法推进的事，会交给内务府来执行。早期，传教士的传教申请遭到礼部反对，康熙便转而交给内务府负责。也因为脱离朝廷系统，正史中对于康熙和传教士的交往记录很少。
孙立天认为，传教士与康熙之间是奴才与主子的关系。这里的“奴才”并非现代意义的“奴隶”，更意味着一种忠心。在传教士写给康熙的折子中，会称康熙“主子”，而不是“皇上”或“圣上”。作为康熙的家里人，传教士可以进入内廷，这是大臣都没有的待遇。正因如此，传教士有机会记录下宫廷内发生的事件，这是《北京纪事》得以产生的背景。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教皇派特使多罗来华，处理“礼仪之争”问题——教皇认为中国传统的祭祖等习俗违背了天主教反偶像崇拜的教义，禁止入教者参与。但耶稣会神父认为两者并不冲突，并企图借康熙的权威来应对多罗。当康熙在北京接见多罗时，纪理安负责记录方方面面的事情，以留作凭据。
康熙在礼仪问题上支持耶稣会神父，他担心多罗不能准确传达自己的意思，决定派使团去罗马教廷说明情况。多罗被留在了中国，《北京纪事》则一直写下去，直到1712年4月才停笔。在此期间，正好发生了康熙第一次废太子事件，关于皇家的事就穿插在了教会事务之间。
这份日志型的纪事以拉丁文写成，底本留在北京，抄本随即发回罗马，大约有1467页，完整保存在罗马教廷耶稣会档案馆里。也就是说，纪理安在做记录时，不知道之后的事。“不会因为后来夺嫡之争的结果，而影响到他对皇子们的书写。这是这份记录最特殊的价值所在。”孙立天说。
纪理安墓碑（左）和《北京纪事》第三卷封面（右）。（资料图）
《北京纪事》结束时，距康熙驾崩（1722年）还有10年，没能见证接下来的夺嫡之争。皇位怎么到了雍正手上，也难有答案。但从《北京纪事》中，读者可以管窥到康熙选择储君的标准。
当众臣推举八皇子为太子时，被康熙否定了。康熙的一名近身包衣奴才，在和传教士聊天时，讲起了康熙和大臣开会时的争论。康熙给的理由是：“从行军打仗的要求上说，他不够强硬。”
康熙认为八皇子在“武”的能力上欠缺，这符合他本人对军事的重视。但是在《康熙实录》中，同样记载这次会议，康熙不选八皇子的理由变成：“未尝更事，近又罹罪，且其母家，亦甚卑贱。”理由被替换了，掩藏了关于武的问题。
如果以这个标准看，诸皇子中最符合的是十四皇子胤禵。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准噶尔汗派兵从新疆方向进入西藏，拉萨陷落。康熙决定派出抚远大将军，总领西北各路兵马，夺回拉萨。上任大将军的，正是十四皇子。出征仪式规模空前，孙立天认为，“本质上就是代康熙出征”。
《北京纪事》中还提到，康熙中意的孙子是十四皇子的儿子。这也与康熙因为喜欢乾隆而传位给雍正的传闻不同。
当时任四川总督的年羹尧，对十四皇子极力支持，捐出家财为军资。相较之下，年羹尧对于他所在汉军镶白旗的主子、“妹夫”雍亲王（四皇子胤禛）却不够亲近。雍亲王还曾写信责备他“视本门之主已同陌路人”。如果年羹尧预见继承者是雍亲王，不可能态度如此。
当康熙突然去世，十四皇子还在西北前线。雍正派人接替他的大将军印，并密令收缴他与康熙的所有往来奏折和信函。十四皇子是雍正的同胞弟弟，回京奔丧后被软禁。《康熙实录》中，则对这次西北用兵淡化处理，十四皇子的军功被抹去。同时，史书重塑了康熙的喜好是恬静之人。雍正自称：“朕在藩邸时……安富尊荣，循理守分，不交结一人，不与闻一事。”
“雍正与以前帝王不一样之处在于，他不仅要杀人，还要让后世觉得他杀得合理。”孙立天总结说。
索额图之死的秘密
《北京纪事》尘封了近300年后，在2002年，由澳门利氏学社（耶稣会创办的学术机构）资助立项，组织懂拉丁文的学者着手将其翻译成英文。这也是孙立天走上学术之路的时间段。
孙立天于200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受民国学人留学经历的影响，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他曾考虑过宋代中医历史、佛教历史、上古史等研究方向，硕士论文则是关于明代贞节妇女问题。直到去纽约市立大学读博士时，才把明清之际的传教士作为研究选题。
2010年夏天，他发现内务府发的印票，意识到传教士的特殊身份。2015年、2019年，《北京纪事》第一、二卷分别出版，为孙立天的研究提供了资料支持。2019年，博士论文答辩通过，两年后，英文专著出版。《康熙的红票》则是从英文版改写而成，他力图“把故事写得易读和好看”，果然带来了书籍的畅销。
博士论文完成后，孙立天曾发邮件和《北京纪事》的主编Paul Anthony Rule联系，征询建议。Paul发给他尚未出版的第三卷的翻译文档和第四卷的部分底稿，告诉他里面有关于康熙朝储位之争的内容。孙立天当时觉得这个问题已经被学界研究透了，没太关注。
2024年11月，突然传来Paul去世的消息，孙立天感叹世事无常，开始细读《北京纪事》第三卷，很快发现了新东西。最初他想写成一篇论文，作为对Paul的纪念，但因为字数超过期刊要求，没法发表，遂决定写成专著。“从新材料探索过去，发现线头越理越多。”原计划写250页，最后成了近500页的规模。
书中除了曝光雍正对历史的虚构外，还结合旧材料，用了两章的篇幅来解读康熙为什么会两次废太子。这里就涉及权臣索额图“落马”之谜。
胤礽虽为二皇子，但他的母亲是康熙的第一位皇后，辅政大臣索尼的孙女，出身高贵，胤礽两岁时便被立为太子。索额图则是太子的外叔公，任太子太傅，有着教导责任。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索额图被拘禁，不久死亡。但史书并没有记载他的罪行，也没说怎么死的。
孙立天推论索额图之死有两个特点：一是与谋反无关，二是皇家羞于记录。他从记述朝野掌故的《读书堂西征随笔》中看到一个线索，索额图的死与康熙的近侍高士奇有关。康熙会密令身边人在回乡时，暗查官场动向。其中一道密折涉及南方的人口买卖现象，包括男色买卖，这个案件直指太子。而索额图就喜欢面容“姣好”的男色。
2023年，有学者发现了《本朝题驳公案》一书，抄录了康熙年间的一些邸报内容。“邸报”相当于现在的新闻，是当时公示天下的信息。里面提到康熙对索额图的评价：“我家之罪魁也。”康熙对索额图如此之恨，就是责备他把自己的继承人带坏了。但此事不便于记录到史书。
康熙对太子的感情是复杂的，既寄予厚望，又怒其不争。第一次废太子的直接原因是康熙发现太子在夜里窥探他的营帐，感到威胁。之后查出大皇子用了“镇魇”巫术，康熙觉得错怪了太子，很快复立。但三年后，因为“会饮案”，太子再次被废。流行的解释是“太子党”聚会，但孙立天认为敏感点在于“酒”。
他从史料中梳理出太子患有“痰症”，症状类似现在的间歇性精神病，禁忌就是饮酒。但偏偏太子好酒，不利身体健康。有学者发现，太子会饮当天还有戏班，又触犯了男色问题。
在孙立天看来，康熙不是因为选好了其他人，才再次废太子，而是对太子的希望破灭了。
电视剧《雍正王朝》中，盛怒之下的康熙。（资料图）
邸报还记载了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发布的一道谕旨，康熙陈述了自己对传位问题的忧虑和慎重。而现存的康熙遗诏，大部分内容与这份谕旨重合。孙立天由此怀疑，“遗诏很大可能并不是康熙所留，而是雍正上台后赶制出来的”。
雍正继位后，各类传闻很多。雍正七年（1729年），他向天下颁布了一本《大义觉迷录》，论证清朝统治及帝位的合理性。书中，雍正自述了父皇驾崩当日的情形：他比其他皇子晚到，虽然也和父皇说了话，但直到父皇去世后，他才“惊”闻隆科多传达的继位遗诏。
《康熙实录》则记载，康熙在当天凌晨就已经宣布传位给四皇子胤禛，之后胤禛赶到。以常理推论，康熙不可能在临终前不告诉他已把皇位传给他。“口供”和细节出现了矛盾之处。但真相到底是什么，可能永远无法知道了。
从清朝统治者来说，雍正和接下来的乾隆皇帝，延续了康熙皇帝的治国精神，创造了所谓的“康乾盛世”。但如果将历史拉长，又是另一种影响。
回到《康熙的红票》中的论述：雍正笃信佛教，在他做皇子时，传教士并没有与他交好；雍正登基后，撤换了内务府人马，传教士失去了进入内廷的通道；再加上有位传教士忠于雍正的政敌九皇子……所以，雍正元年发布了禁教谕旨。
曾承担着传播西方技术的传教行为，就此式微，也让中国错过了西方科学革命重要的18世纪。过去的历史研究，把清朝禁教总结为“中西文化冲突论”，在孙立天看来，这忽视了皇帝个人性情和喜好的作用。
“在很长时间内，我们书写历史时喜欢强调事件背后的逻辑，但实际上有些事情并没有逻辑。我的作品更强调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他说。
“从个人家庭角度来理解历史”
南方周末：你的上一部著作《康熙的红票》中提到雍正在登基当年就禁止了天主教。从另一个角度看，深度旁观康熙家事的传教士，势必也会结交可能的继任者，但偏偏没有交好四皇子胤禛，也说明他本不在继承者候选之列？
孙立天：是这样的。当时绝大部分人应该都没有预计到雍正会继位，因而传教士也不可能超过当时的人。传教士到中国的根本目的是传教，他们混迹在皇家圈子，也是认为这样能为传教提供保护伞。他们投靠谁，跟谁交好，都是在为这个大目标服务。
换一种说法，如果传教士知道胤禛能登位，就算个人感情上不喜欢他，他们也会想尽办法去接近他。这不是我的猜想。在鳌拜辅政期间，传教士为了传教，可以迅速抛开个人恩怨，去接近曾迫害过他们的满清权贵。
南方周末：《真事隐》当初只是一篇论文，因为字数超过期刊要求才决定写成书。你对本书的内容布局是怎么考虑的？这本书力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孙立天：可能很多人都有经验，指出一个理论或者产品有问题是相对容易的事，真正的难点在于找出问题后，能不能重新建立一个新框架。
最初我写文章的时候，主要想法是通过《北京纪事》的记录，指出传统清史中的不实之处，以及根据这些史书建立的认识框架有问题。但当我决定写成专著时，目标就变了，我不仅需要指出问题，还要给出一个新框架。
简单总结，以前对康熙废立太子的理解主要是放在储君权力和皇帝权力的矛盾冲突框架下理解的。而我给出的新框架，是从康熙个人家庭的角度来理解。
长期以来，中国的传统历史记录都强调皇帝作为一国之君“公”的角色，有意淡化他们作为一家之主“私”的角色。因而我们对皇帝的理解都是从权谋、利益角度出发。传教士的记录应该说打破了这个固有的记录模式，让我们看到了皇帝作为个人和家长“私”的一面。我在传教士记录之上做的工作，就是尽量展示以前被忽略的皇帝私人一面。
但只依靠传教士的记录是不够的，因而我的书中还用到《西征随笔》这样的文人记述。《西征随笔》的作者是当时北京的“官二代”，他的记录跟《北京纪事》有相似性，都立足于当时朝堂上的个人。
南方周末：这本书的哪部分内容你最满意，对结论很自信？哪些问题还有可探讨的空间？
孙立天：比较容易写作的是与《北京纪事》直接相关的几章，感觉有很多话要说。记得有一段时间基本上一起床就写，写到晚上12点。比较费力的是有关索额图的部分，康熙朝时就在严控材料、禁止讨论，前人的研究在这部分也比较薄弱，可以依靠的材料很少。
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自信的结论，如果以后有人推翻了我的说法，我也乐于看到。在我看来，人文领域，有价值的是能够产生自成一说的新论，也就是司马迁所谓的“成一家之言”。这个“一家”不是指唯一一家，而是其中的一家。
南方周末：本书对索额图落马之谜的论证稍显“迂回”，最后的结论涉及同性之好、贩卖男色问题，你在写作过程中有过犹豫和纠结吗？
孙立天：索额图是在康熙朝权倾三十多年的重要人物，但现在很多基本信息缺失，我们连他是哪年生，后来怎么死的都不清楚。索额图落马的原因更是清史中的秘案。由于资料欠缺，书中的论证确实很绕，看起来也显得笨重，这也是历史秘案的特点。
我并不能说很肯定我的结论，但我比较肯定的是，他不是由于政治原因，像什么谋反、贪腐之类的问题获罪，而是由于一些涉及私德的问题。也就是说，我比较有信心的是指出了破解索额图案的方向。
在索额图获罪之后，他的儿子、儿媳都还和朝廷有来往，有一个儿子还在太子那边继续当差。这些都说明索额图犯的不是政治上的问题，而是个人问题。
南方周末：《北京纪事》提供的一个重要材料是“张明德案”，原来栽赃的不是大皇子，而是四皇子。有个问题是，这件事已经凸显出四皇子的阴险、城府和野心，但康熙为什么没有重罚他，后来还封他为雍亲王？
孙立天：我也在网上看到许多读者不理解为什么四皇子没有因为告密而被重罚。这是因为在康熙眼里根本就不是什么错，甚至是他鼓励的行为。当时的规矩是皇子有任何怀疑和发现，都应该第一时间报告康熙，由康熙来决定这个怀疑是否有价值。
当时四皇子被康熙打了一顿，原因并不是他告了密，而是查案到后来，发现算命师张明德是他从社会上引荐到满清权贵圈中的。但在当时的环境中，康熙本人都热衷于算命，所以算命也不是什么大事，打一顿就是处罚。
这件事后大概半年，太子被复立。在这个过程中，康熙发现八旗中位高权重的王对这次变故都很冷漠，因而决定封他的儿子为王来平衡。康熙一次封了五个儿子，三皇子、四皇子、五皇子为亲王，七皇子和十皇子为郡王。除了十皇子是因为出生高贵被封以外，其他人是按年龄来封的（六皇子早逝）。
这次封王并不能代表康熙看重或者不看重四皇子。
“注重研究的不可替代性”
南方周末：你在本书第一章专门论述了《北京纪事》这份材料的来源和客观价值。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材料是不是决定性的？
孙立天：如果说历史学科是对历史材料解读的话，那么要能有所创见就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找到新角度来诠释已有材料；二是找到前人没有使用过的新材料。但新材料的出现往往是偶然的；新材料又正好有不同于以往材料的新价值，就更不容易遇到。所以，遇到新材料并写出新意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事。
我从最早开始学习历史时就没有奢望过有新材料正好被我遇到。现在我用《北京纪事》来研究清史，并不是我很早就有意安排下的结果。这里面运气成分是主要的。《北京纪事》第一卷是2015年出版的，差不多是我开始动笔写博士论文之时。要是第一卷晚出几年，我很可能就与其错过了。
南方周末：“真事隐”这个书名源自《红楼梦》中的人物“甄士隐”，你在两本书中也都提到《红楼梦》所隐喻的朝政。你如何看待小说与真实历史之间的关系？
孙立天：反映社会现实的小说，有虚构成分，但也有反映现实的部分，关键是如何使用材料，其中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比如《红楼梦》中宝玉用的鼻烟壶上有赤裸的西洋女子，而且鼻烟壶是玻璃做的。像这样的材料在科技史、中西交流史研究中都有价值。这些细节是不可能编造的，因为玻璃是从康熙朝后半段才开始在中国制造的。
我对《红楼梦》的使用主要是认为它反映了康雍乾时代大家庭中的家长里短和人情世故。《真事隐》中对康熙废太子的解读主要站在家庭和个人的角度，因而《红楼梦》中的一些桥段为我提供了一些参考。
其实在历史考证中使用《红楼梦》并不是新方法，许多民国学者就在这样用。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就多次使用《红楼梦》等小说中的桥段，更是直接把柳如是比作“凤丫头”（王熙凤）。
南方周末：阅读这两本书会发现，你在研究或写作过程中有很浓烈的“问题”意识，往往是带着一个问题去探究可能的原因。章节之间的衔接也是以提问和解答的方式。你做学术研究所遵循的理念是什么？写作风格又是怎么形成的？
孙立天：现在的事在未来就是历史，而历史就是以前的世事。我们观察当下就可以看到，世界之事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在很长的时间内，我们在书写历史书时都喜欢强调事件背后的逻辑，但有些事情背后并没有逻辑，它就是发生了。我的作品中更强调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这算是我的历史观。
我的写作风格可能就是在这个历史观下形成的，总的来说就是比较重视细节，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比如康熙和雍正都是清朝的皇帝，我的写作更愿意关注二者作为个人，在性格、行事风格上的差异。但这并不表示我否认他们二人作为皇帝的共性。
南方周末：你在后记里提到，在博士毕业之前，从来不参加学术会议，也不给期刊投稿。在这个漫长过程中，如何保持对自己学者身份的认同感？
孙立天：我在读博士的时候，没有明确想过我的学术之路能走多远。当时想的是能把博士论文写好，顺利毕业，就算没有辜负自己少年时的梦想。另外，我在读博之外也自学了一些谋生的知识，可以让我维持生计。所以我读博也好，后来写书也好，并不是为了谋生。
我是2019年秋拿到的博士学位，当时的目标是能找到一个出版社出版论文。英文书出了后，出乎我的意料，在学界有很大反响，写书评的好几位是功成名就的学者。这让我感到之前做的东西是有价值的。这种情况下，我才想到要出中文书，就是《康熙的红票》。
现在回想起来，我对学术之路并没有太明确的规划，一直处于走一步看一步的情况。如果当时英文书实在找不到出版社，或者外部评审没有通过，我想我的学术和写作也就到此为止了。
孙立天。（受访者供图）
南方周末：你目前仍然是独立学者状态，并没有像传统学术之路那样进入高校工作。
孙立天：其实一路坚持过来，我最大的心愿并不是在学校中谋职，当然这也可能是我没有职位，自己给自己的心理暗示；我一直的心愿是像我羡慕的那些民国学者一样，写出真有读者看的书来。我以前在学校图书馆翻书的时候，就经常想，我有没有机会也写出一本书，能被各大学收藏，而且很多年后还有年轻的学生会翻看。
也是由于有这样的心愿，我在写书的选题上比较注重不可替代性。在项目开始前，我就会思考观点是不是有创新，以及创新在其所在研究体系中的位置。
我读本科的时候，一位老师曾告诉我们，最好的人文学术成果应该是后来的人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但是不能绕过去。这也是我做学术时一直在追求的目标。《康熙的红票》和《真事隐》写得怎么样，能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我不知道，但我肯定的是这两本书中都有完全原创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