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临海市纪委监委紧盯“吃空饷”问题，重点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督促各单位规范公职人员管理，建立健全相关问题举报制度。图为临海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在相关单位摸排有关情况。（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图）

　　通常情况下，一个单位要招录公务员，指标是需要争取的。“如果你把指标争取下来了，人（入职后）又跑了，上级有关部门肯定是不高兴的。”

　　最终以“旷工”的名义离开，刘晴猜测，单位的考量或许在于，这5种情形中，最后一项所带来的后续影响是最小的，不算是什么很严重的过错。

　　成为公务员的第二年，刘晴在心里默默作出了一个决定：换一份工作。

　　2020年，从一所985院校小语种专业本科毕业后，刘晴作为选调生，被分配到北方某省份县区一级的党建工作部门工作。写宣传稿、组织会务……工作后，刘晴很快发现，岗位与所学专业毫无关系，“挺无聊的，没什么意义”，热情很快被消磨殆尽。刘晴记得，很多个凌晨她正等着开会，群里一条消息发过来，会议暂时取消了。

　　刘晴想辞职，却发现自己走不了。根据《新录用公务员任职定级规定》，新录用公务员需在机关最低服务五年（含试用期）。服务期未满，唯一可能的离开途径就是被单位辞退。

　　这并非孤例。同为北方某省的基层公务员，最近两年，徐可发现，社交平台上出现了越来越多关于公务员被单位辞退的内容，发帖人大都提到自己对工作岗位、内容“水土不服”，却受限于服务期，只能主动制造条件，促使单位将其辞退。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最近半年内，贵州贵阳、湖南永州等多地都曾对外发布“辞退公告”，称有公务员连续旷工超过工作日，单位决定对其作出辞退处理。几乎同一时间，湖南岳阳、河南郑州等地也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因无故旷工被单位解聘。

　　在“考公热”的大背景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认为，辞退现象既从侧面反映了考公、考编这种大众意义上的“好去处”并非适合每一个人，也证明公务员队伍管理正在强化。

　　五年服务期

　　报名公务员考试时，刘晴从没有想过，离职会如此困难。“当时考选调的时候，公告上没强调服务期，等我有了离职想法去查、去问干部科，才知道所有公务员都适用这个要求。”

　　2019年，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新修订的《新录用公务员任职定级规定》发布，当中新增的内容就包括，新录用公务员任职时间从试用期满之日起计算，需进行公务员登记并在机关最低服务五年（含试用期）。

　　与普通劳动者不同，公务员的管理自成体系。聂辉华指出，因为公务员“是给国家打工，不属于雇佣关系”，这意味着其录用、辞退都不受劳动合同法制约。

　　两年多前考上公务员时，徐可也记得，她并没有签劳动合同，只是将个人档案转到了单位档案科。这意味着如果要离开体制内，他们也无法通过支付违约金等方式完成“解约”。理论上，在五年服务期内，公务员们没有主动提出离职的权利。

　　为何设置服务期限制？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主要是为了维持公务员考试和纪律的严肃性，以及覆盖公务员培训和培养的成本投入。

　　对基层单位来说，服务期也是一种有效的“保护机制”。聂辉华曾从一些负责招聘的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通常情况下，一个单位要招录公务员，指标是需要争取的。“如果你把指标争取下来了，人（入职后）又跑了，上级有关部门肯定是不高兴的。”聂辉华说，如果这一情况发生在招录名额更少的选调生身上，第二年该单位可能被减少甚至取消选调生招录名额，因为“上级会觉得你不够重视人才培养”。

　　当正常辞职不被批准，“被辞退”成了服务期内公务员的应对手段。

　　2022年8月，刘晴开始在职考研。半年后，初试通过，她向单位表明了去意。或许是因为即将上岸的是“985”名校，部门领导并没有对她的离开多加阻拦，只是劝她想想清楚。复试通过后，刘晴又主动提交了一份离职申请。十多天后，在咨询过市里的人才科后，单位便以“旷工15天”为由为她办理了辞退手续。她后来从负责人事工作的同事那里听说，自己是全市第一个“被辞退”的选调生。

　　刘晴明白，考研上岸其实并非法定的辞退情形。

　　早前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及《公务员辞退规定》都曾明确规定，只有符合五种情况之一的公务员可被辞退：连续两年年度考核不称职；不胜任现任工作又不接受其他安排；所在机关调整、撤销、合并或者缩减编制员额需要调整工作，而本人拒绝调整；存在违法违纪，不适合继续留任而又不宜开除；以及旷工或者因公外出、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连续超过15个工作日，或者1年内累计超过30个工作日。

　　最终以“旷工”的名义离开，刘晴猜测，单位的考量或许在于，这五种情形中，最后一项所带来的后续影响是最小的，不算是什么很严重的过错。据她了解，即便因旷工被辞退，影响也仅限于5年之内不能再报考公务员。

　　而在马亮看来，虽然国家也规定了除旷工以外的其他情形适用辞退条件，但在实际工作中，用人单位往往难以把握，也很难能够真正说服当事人。相较而言，这一情形更具可操作性。

　　公告辞退

　　刘晴被辞两年后，情况开始变化。2025年，经过深思熟虑，徐可放弃了“被辞退”的打算。

　　原本，徐可设想的被辞退方式正是连续旷工15日。社交平台上，她加入了一个近300人的聊天群组，其中大多都是服务期未满、希望离开体制的公务员，他们有人已拿到国企录用通知，有人考上研究生，有人计划出国，但都计划通过旷工达到离开的目的。在徐可和群友们看来，相较于其他条款，旷工更像是一种“技术性违规”，而非对个人能力或品行的否定。

　　2025年下半年，在同单位领导沟通过后，徐可开始尝试旷工。根据相关规定，公务员被辞退需要经过所在单位提议、填写审批表上报、组织人事部门审核、任免机关集体讨论并审批、送达《辞退公务员通知书》等多个环节。但由于此前单位几乎从来没有处理过类似情况，对于辞退办法和流程都存在“信息闭塞”之处，等到组织部门联系徐可时，她才得知，旷工必须是连续的15天，“其间你只要露面都不行”。

　　徐可说，由于不清楚这一条件，其间她曾回单位开会、交接工作，组织部门认为她的“旷工期”存在中断，并对她进行了劝解，“说公务员考试来之不易，而且辞退影响比较大，希望你可以再慎重考虑这件事”。

　　几乎同一时间，徐可发现，公务员旷工辞退成为公共话题。

　　2025年10月，湖南《永州日报》公布了两份由中共永州市零陵区委组织部（区公务员局）提供的《辞退公告》，半个月后，《贵州日报》也刊登了一则由国家税务总局贵阳市观山湖区税务局发布的《辞退公告》。因连续旷工超过国家规定，两地的三名公务员被公开辞退。消息一度冲上热搜。

　　“其实以前互联网不发达的时候，也都是登报的，只是大家可能不太关注到，看来好像变多了。”永州市零陵区委组织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这类情况其实早已有之，只不过现在多数情况只需网络公示，登报主要发生在本人失联，无法当面签收辞职通知时。

　　前述零陵区委组织部工作人员表示，辞退程序严谨且耗时，“单位要提供考勤证据、提交报告，我们要调查了解、上会讨论、公示送达，整个流程至少需要一个多月”。如果无法联系到本人，根据干部管理权限，负责该公务员人事管理的单位还需登报公告，公告期长达60天。

　　2017年11月，哈尔滨市阿城区玉泉街道办事处就曾在《黑龙江日报》刊登一则辞退通知，称当事公务员“连续旷工超过十五个工作日，单位多方寻找无法与你取得联系，你本人也未来电来函陈述事由”。2024年8月5日，国家税务总局新化县税务局也在《娄底日报》发布通知，称因连续旷工15日且无法联系到本人，该税务局一名工作人员被正式辞退。

　　随着公务员辞退的影响扩大，考虑到可能的舆论影响，徐可决定暂时搁置离开的计划。她所在的单位近年来几乎没有辞退先例，甚至连正常辞职的人都很少。

　　“铁饭碗”

　　在考公这件事上，“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已成现实。来自国家公务员局日前公布的数据，2026年度国考共有371.8万人通过用人单位资格审查，较上年增加三十余万人，首次反超考研人数，创历史新高，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98:1。

　　每每在社交平台上看到类似的说法，“考公务员就是为了躺平、摆烂”，徐可总会感到非常震惊，“选择这份工作需要考虑付出什么，很多人根本没想清楚”。

　　作为曾经备考大军中的一员，这个道理，徐可也是入职后才真正明白的。她反思，备考时自己甚至连完整的公务员法条都没看过，对工作的认识也存在严重的信息偏差。

　　在徐可的想象中，基层公务员应该是直接面对群众、解决各类反映问题的，但作为行政科室的干部，她几乎鲜有这样的工作机会。没有所谓的工作成绩，升迁也就无望。办公室里，比她资历更老的前辈们，几乎都在期待新人的到来，“只要有人接手他们的工作，他就可以调动自己的资源调岗或者是往上晋升了”。

　　据聂辉华观察，这种对工作单位和工作内容的不满往往更多地发生在偏远地区，尤其是中西部的基层单位，“很多人对基层工作条件预期不足，去了之后才发现与想象差距太大”。

　　聂辉华指出，在“考公热”的背景下，很多人都将“岗位带来的平均期望收益”和“个人适配”搞混了，进而导致了部分人力资源的错配。

　　“有人会觉得，既然考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好的、性价比很高的选择，为什么会不适合我呢？但还真有可能不适合你。”他观察到，一些年轻人一方面对体制内工作缺乏了解，另一方面又听不得别人说公务员不好，“就像买了股票后只愿听好消息”，这也进一步导致了信息不对称的效果被放大。

　　但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隐性的“不合适”心理并未转化为显性的辞退风潮。一位在东部及西部前后有过十余年工作经历的组织部工作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他的身边从未出现过被单位辞退的人。

　　但近年来，对公务员的管理正在不断强化。从几年前开始，不少地区已开展过“吃空饷”和“在编不在岗”专项整治。聂辉华举例，过去，公务员停薪留职去创业或者经营第二副业的情况多有存在，中西部曾有教师长期不到岗、在外地工作也被单位默许，现在却只能在回来上班或辞职中二选一。“还有一些乡镇县区的干部，过去50岁可退二线、不用上班，现在也必须到岗。”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在过往的公开报道中，辞退常发生在地方开展纪律整顿的特殊阶段，以集中清理的方式进行。2014年9月贵州省黔西南州试行“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管理制度”时，曾在一年内召回1900余名“不想干、不会干、完不成年度目标任务、闹不团结”等5类干部，辞退其中36人。2015年，浙江余姚集中整治“为官不为”问题时，也曾对35名履职不力的干部进行处理，其中1人被辞退。

　　之所以如此，马亮分析，原因还在于公务员通常被认为是终身雇佣制，即便过去出现需要辞退的情形，单位也倾向于采取降级、调岗等变通做法，以保留当事人权益。

　　“辞退公务员需要走繁琐的程序，当事人如果对处理结果不满意，也会铤而走险，甚至威胁涉事部门和领导干部，‘光脚不怕穿鞋的’，所以很多部门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对本应辞退的公务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指出，公务员管理长期是一个“内部循环”的封闭系统，调岗降级为管理提供了缓冲地带，也有利于推动内部动态平衡。

　　但随着公务员管理日益规范，特别是在财政“过紧日子”和人员编制刚性约束的背景下，聂辉华分析，如今，清理不合格公务员、腾出编制吸纳新人的需求已经日益迫切。“我们可以发现，每次出现财政压力的时候，政府就会清理冗员，也会要求更严的在岗纪律。”

　　公务员能进能出，在马亮看来，这种变化有利于公务员队伍优化。但他同时表示，鉴于党管干部和公务员法的制度规定，公务员管理自成体系，“要想推动公务员和其他劳动者一样管理和服务，还很难实现”。

　　聂辉华提醒，“公务员热”中还需要更多理性声音，“年轻人应更多了解岗位实际，而非盲目跟风”。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刘晴、徐可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