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患方看来，网络曝光后能利用社会关注引起院方重视，规避隐形不公，获得更多博弈筹码，使天平更多倾向于他们预期的结果。
医生本人或目睹同行遭遇网暴后，面对患者会更加防御，诊疗行为也更为保守，这最终会影响那些深陷求医困境的患者。
与传统暴力伤医相比，网络暴力已成为医患冲突的新痛点，被医院视为新型“医闹”。但业内人士坦承，大部分医院还在沿袭旧的应对机制。
产科医生邵晓蓓去世后的这几个月，她的丈夫常常夜不能寐，一直在四处奔走，希望为妻子的死讨个说法。家中老人也终日以泪洗面，尚未走出伤痛。“他们（网暴者）哪怕到她的坟前认个错、道个歉，她的家人也能好过些。到现在一个道歉的都没有。”知情者说。
2025年8月1日，河南省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邵晓蓓轻生。她的丈夫对外表示，邵晓蓓是因为长期遭受多起网络暴力，多方求助无果后才选择以死明志。
邵晓蓓的经历引发广泛关注，也引起许多医务人员的共鸣。近年来，越来越多处在医疗纠纷中的患者及家属，选择在网络上公开诊疗经历、曝光医生，以此推动维权进展。其中一部分患方选择了比较极端的方式，在网上抹黑医生。与传统暴力伤医相比，网络暴力已成为医患冲突的新痛点，被医院视为一种新型“医闹”模式。
“医生遭遇网暴后轻则停诊，重则抑郁，长期陷入精神痛苦中，甚至有人会采取一些极端方式。”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医患办的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网络暴力损害的不只是医生。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医生本人或目睹同行遭遇网暴后，面对患者会更加防御，诊疗行为也更为保守，这最终会影响那些深陷求医困境的患者。
反噬
看到邵晓蓓的消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整形外科主任薛红宇深有感触。他虽不认同轻生的做法，但却可以共情，因为这两年他也备受网暴困扰，“越是爱惜羽毛的医生越是受不了别人污蔑”。
相关案件判决书显示，2023年5月，薛红宇曾在院外合作机构给一名三十多岁的求美者做双眼皮修复手术，术后求美者出现眼睛闭合不全、干眼症等情况，对手术效果也不满意，协调未果后求美者在多个平台通过多个账号对其进行了长达近两年的网暴。
“白天忙的时候不觉得，但是晚上睡前一想起这事就膈应。”薛红宇介绍，被网暴后他出现了睡眠问题，不吃药无法入睡，并在当年年底诊断出焦虑抑郁状态。“那段时间一看到有人转那些信息心里就冒出一股子无名火，不想接触任何有关这个事的人。”
消费医疗是纠纷高发区。薛红宇在整形行业从业近30年，也经历过患者不满意的情况，但一般解释清楚或者友好协商后都能解决。被患者长期网暴的，这些年就这一例。
“以后我宁愿闲着也要保护自己的安全。”这件事后，根据这个患者的特质，薛红宇设置了一些拒诊标准：多次术后再修复、对求美效果预期过高、接触起来有阴郁感、术前沟通态度变化大……
严肃医疗也不能幸免。“艾芬是个特殊的患者，我们彼此都认识的人太多了，她的网暴确实带给我很大的压力。给她主刀的王勇也因此吃不好，睡不着，长期压力下还斑秃了。”贺玲说。
贺玲2013年退休后在武汉爱尔眼科医院执业。2020年5月，前同事、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医师艾芬因眼部不适前来问诊，贺玲推荐了经验丰富的医生王勇为其主刀。五个月后，艾芬突发右眼视网膜脱落，贺玲曾给予诊疗建议、协助沟通专家。
艾芬事件之后，武汉爱尔眼科医院把争议之一的眼底检查制度化留痕。“以前我们就拿镜子给患者看一下就行了，没有专门开单子收费，现在都改了，这无形中给那些经济困难的患者增加了负担，因为很多看眼病的是经济比较紧张的老人。”贺玲说。
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陶勇曾在2020年1月遭遇暴力伤害，致重伤二级。经过漫长的康复，陶勇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有个患者是一个十七八岁的智障孩子，因为不停地打自己的眼睛导致视网膜脱落，他父亲就靠在网上做一些搞笑小视频赚点小钱，一家人看起来是那种质朴的老实人。”陶勇最终婉拒了手术，他担心手术费对这个家庭负担太重，而他们又对医疗期待过高；另外患者行为难以自控，手术预后难以保障。
“接这类患者需要医生有很大的勇气。他们往往病情复杂、处境困难，看起来本分老实，但也很可能因为预期过高、个性偏执，难以理性沟通。”陶勇认为，不管是在身体还是精神上伤害医生，最终埋单的可能是另外一批真正处于困境的患者。
纠缠
“举报无良医生！谋财害命！”在多个社交平台，前述求美者指控医生，并出镜讲述其经历。
过去两年内，虽然法院两审均判医方无过错，这名求美者依然不停指控。相关截图显示，这名求美者的不当言论被平台限制后，还多次更改账号名称，以同音字、拼音等方式发布信息。
在患方网络维权视频中，高敏的风格尤为特殊。她两岁的儿子在北京安贞医院就诊后死亡。大部分视频内容中，她没有声泪俱下，也没有激烈指责，而是紧抿着嘴唇、眼神凌厉，在压抑的背景音里一言不发，屏幕上打满醒目的大红字，用“丧心病狂”“天打雷劈”等词汇指控一位李医生。
因为高敏的曝光，李医生已经停诊数月。2025年9月至11月，南方周末记者多次联系李医生，他表示择期再受访，因为心理上出了问题。
“他把我的眼睛都看坏了，我还不能骂他吗？”艾芬2020年底在微博公开其接受诊疗的过程，并控诉主刀医生。
艾芬认为，她与网络医闹的区别是，她从始至终没有利益诉求，公开是为了敦促相关部门调查，还原事实真相，客观上也希望曝光医院不良行为以警示广大患者规避风险。
“是否以事实为基础，法律为准绳，是区分曝光与暴力的依据。”北京市律师协会医药卫生法律专业委员会成员程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曝光者主观上不以解决医疗纠纷为目的，用歪曲、夸大或者捏造的信息，或者明显带有侮辱性的语言，以实现预期经济利益或者抹黑医院和医生为目的，其行为往往带有“暴力性”。
“（患方的网暴和长期纠缠）带有很强的暴力性，不仅难以理性沟通和有效应对，也会像一个负面标签烙印在医疗机构和医生的名片上，成为难以挥散的阴霾。”一家三甲医院医患办负责人陆海说。
而患方的“纠缠”，往往伴随难以消解的痛苦。艾芬与爱尔眼科的纠纷持续了三四年，“我现在只要睁开眼就是白花花雾茫茫的一片。所以我要不停地说，才能感觉内心的痛苦少一点。”艾芬说，她成为患者之后才理解到，有些人坚持维权是因为太过痛苦，在其中也会受到二次伤害，内心坚强的人或许还能挺过去，但也有人承受不住。
患方也有自己的“盟友”。2025年11月中旬，南方周末记者与高敏见面时，几名人员面戴口罩陪同，并不时举起手机，遭到拒绝后才离开。高敏在各网络平台开设的账号不少于12个，仅其中一家短视频平台上，她就与近三十个经常发布医疗维权信息的账号频繁互动。南方周末记者接触的大部分维权患方，都加入了这种“联盟”。
“我们是抱团取暖。”乔宇说，他的女儿一年前就医后离世。
也有医疗行业人士及患方提到，“抱团”者中存在职业医闹，他们通过为维权者扩大流量牟利，或者从赔偿款中抽成。
疑窦
患方选择网络曝光，往往有一个发展过程。
2020年10月底，在武汉中心医院做完视网膜修复手术后，艾芬遵医嘱保持趴卧，闲暇翻阅自己的手术记录上写道“术中可见视网膜周边广泛变性”，引起她的怀疑。
艾芬解释，之所以有此判断，是因为在2020年5月，其在武汉爱尔眼科做白内障手术的术前体检时，并没有检查出视网膜周边的广泛性病变，但在2020年10月查出，这个问题不可能是在短短五个月内发展至此，只可能是“之前没有给查出来”。
有此疑虑后，艾芬又核查了2020年5月在武汉中心医院做的眼部CT检查报告，认为这个报告提示了眼底异常，专业的眼科医生应当进一步检查眼底。随后艾芬跟主刀医生王勇进行了多次沟通。
聊天记录显示：当年11月中，艾芬向王勇表达了上述疑虑，王表示眼底检查做了，但考虑到艾芬处在术后恢复期，眼部疼痛，建议其先安心恢复；几天后，艾向王索要白内障手术前眼部照片，但王无法提供双方此前看到的那张，并解释电脑只遴选部分图片保存。
12月，艾芬跟王勇进行了一次电话沟通。王勇回应，行白内障手术并非误诊，在当时是必要的，并建议艾芬去医院商谈。这通电话过后，艾芬不再对跟医院及医生线下沟通抱有期待，随后就在网上曝光了此事。
女儿骤然离世后，乔宇一直无法接受。一开始他只是在网络上发布仅自己可见信息，用以寄托对女儿的哀思。在这个过程中，他也会回想孩子被抢救那天的情景，反刍每个曾经刺痛他的细节，他觉得曝光后会有人帮助自己判断。
2024年4月21日，发烧一天的女儿被送进当地一家三乙医院。下午8点半被送到外院急诊，不到一小时后抢救无效死亡。鉴定专家组认为，因未能尸检，其死亡可能是因为爆发性心肌炎、心功能衰竭。
2024年4月22日，经第三方调解，院方在强调自己无过错的前提下赔偿了18万元。
“就像根刺一样，一直在我心里面。”回到家后，乔宇每次思念女儿，就会想到院方态度的前后大变化，便觉得形迹可疑，进而联想到女儿在医院里高烧抽搐时无人及时响应，确定转院后迟迟未有具体行动，在转院过程中救护车走错了路……
乔宇也在核验自己的疑虑，如向协调方、当事医院问询，但这两方都认为，既然已经签署协议，就应该息事宁人，未作耐心解释和回应。这些反馈加强了他曝光事件、弄清真相的决心。
一年后的浙江省医学会鉴定意见书显示，院方在患者查体、观察、急症诊断和应对、转院处理方面存在过错，这些过错是导致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原因力大小为同等原因，即院方存在50%的过错。
防御
患方对医疗及其从业者的疑虑，贯穿医疗行为的始终。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医患纠纷常被提及信息不对称，并非仅指对疾病和疗法的了解程度，而是在对医疗有限性的认知上，双方存在较大偏差。
陆海常年处理医患纠纷，在他的观察里，目前患方普遍对医生的功能和医疗的效果，有着过高的期待，在医院看病有一种“购物”心态，认为应该医有所得，起码健康情况应该比就医之前要好。
例如高敏两岁的儿子，因先天性心脏病到北京安贞医院治疗，45天内经过了三次外科开胸手术和两次内科介入手术后死亡。高敏难以接受，她认为如果不来医院，孩子很可能还好好活着，“这么小的孩子这么短的时间内做了那么多手术，孩子是被折腾没的”。
即便患者本人也是医生，当其为医疗付费时，也难免期待物有所值。“我做一个手术花了2.9万元，视力从0.5到0.6，根本就不叫提高。”
“医疗的本质是损害。医学需要评估医疗技术介入的损害跟疾病损害相比，哪个对患者的伤害更大，然后两害相权取其轻。”北京卫生法学会的一名专家说，患者要意识到，只要进入医疗这条长河中，就一定会受到伤害，只是伤害程度的区别。
受访的医务人员还有一个共同感知，虽然经过疫情那几年，医患关系有所缓和，但整体上双方的信任度并没有比之前更好。
“我们在门诊过程中发现，很多患者不是来看病的。他们更多的是别的医生说了些什么，带着怀疑的态度来验证一些信息，这给人的感觉就不是在针对事而是在针对人。”陶勇说，一般医生遇到这类患者就会本能回避进而婉拒。
除了门诊的“货比三家”，受访的医务人员还观察到，不少患方带着审视的目光质疑一切，如医方为了避免等待建议患方别处检查时，往往被认为有利益勾兑，在门诊或者必要谈话时偷偷录音。“以前大家是各自让一步往自己身上找原因，现在是各进一步都觉得对方有问题。”一名三甲医院主任医师说。
患者的不信任传染到医生，出于自保心理，医生难免会出现防御性的诊疗。“以前医生根据经验诊断能不开的检查就不开，现在能开就开，虽然有可能被诟病为过度检查，但是比起事后说你漏诊漏检会好些。”前述主任医师说。
三甲医院医务处的李雯还注意到，比起鼓励患者燃起希望，现在医生在谈话时会尽量表达得模棱两可，也会尽量压低患方预期。“比如一个手术有95%的成功率，能宽慰人的说法是成功率很高，现在会强调这5%的失败率，并说明失败比例还是很高的。”
卡点
2018年颁布的《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规定，发生医疗纠纷，医患双方可以通过自愿协商、申请人民调解、申请行政调解、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途径来解决。
在患方看来，这些路径总是存在诸多问题，对他们难言公允。“医院给我的病历都是假的，我为什么还要去鉴定？”高敏的儿子去世后，她要求李医生及主刀医师解释，对方拒绝后，高敏立即封存了病历并发现病历情况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例如手术分级的记录，事后被职能部门查实系医生忘记分级所致。
“没有100%完美的病历。”专事医疗纠纷案件的律师张勇介绍，在医疗纠纷中，病历问题被广泛提及，但根据他的统计，只有约三分之一对案件有实质性影响，关键是区分病历瑕疵与医疗过错、患者损害是否有关系。“一些患方只要发现病历有瑕疵，就认为医方有过错，这是一种误解。”
在实践中，绝大部分医疗纠纷的解决，都需要通过医疗鉴定来厘清，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有无过错，其过错跟患方的不良损害有无因果关系及所占的比重。但不少患方认为，医疗鉴定系医疗界人士参与，尤其是医学会鉴定，难免“医医相护”，对患方并不公平。
在“艾爱纠纷”中，爱尔眼科多次建议艾芬通过医疗鉴定来认定责任，均遭拒绝。“爱尔眼科在全国有几百家门店，几乎所有权威的眼科专家都在他们的熟人圈子里，难保不有所动作，鉴定也很难公平。”艾芬说，一开始她确实有这些顾虑，希望拿到爱尔眼科的行政处罚后再进行医疗鉴定，后来因超过1年期限被对方拒绝。
“患者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北京卫生法学会理事、法医鉴定人胡志强介绍，医学会鉴定的专家组成员主要是各领域的临床专家，遴选经摇号产生，虽然有一些回避原则，但某一区域具体病种的权威专家大多彼此知晓，天然就会站在医方的视角看问题。
胡志强认为，比起医学会鉴定，司法鉴定更能体现裁判医学要义，能综合考虑临床和患方，相对更为中立。在操作程序上，作为法院判决的重要参考，司法鉴定也有严格的工作流程，鉴定也更为详细。
“即便是对着病历，也很难还原当时的决策背景，难免产生误判。”程阳说，由于司法鉴定的主要成员是法医，在案件代理中也听到很多医生诟病法医不懂临床，其判定视角对医生不够公平。
受访的患方均认可法院判决的客观性，但诉讼费用和诉讼周期，成为不少人的拦路虎。“一个医疗纠纷的民事案件诉讼周期18个月起步，长的可能会更长。”程阳说，很多患者在伤痛的刺激下很难理性思考，也没有耐心等待。
但在患方看来，网络曝光后能利用社会关注引起院方重视，规避隐形不公，获得更多博弈筹码，或者倒逼监管单位更为公允地解决问题，使天平更多倾向于他们预期的结果。
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大厅。（南方周末记者 吴小飞 / 摄）
困境
“网暴发生后，邵晓蓓也曾向医院求助，医院有人陪她去报警。”前述知情者说。多位医务人员介绍，当患方在网络上曝光医生或发表不实言论时，往往需要医生独自应对。
“中国医生行医是职务行为，后果单位承担，但患者网暴却指向个人。”联合丽格（北京）医疗美容投资集团董事长李滨说，网暴发生后，医生既不确定职务行为中个人如何担责，也不确定机构会提供何种保护，遭遇网暴的医生会因为这种模糊性陷入“既不敢对抗机构，又无力保护自己”的困境。
“医院是否介入要看事情的大小。”陆海介绍，对于一般性患者曝光行为，医患办会主动联系患方，引导其通过线下路径解决问题，同时给当事医生提供心理支持服务和协助医生通过诉讼维权。“我们没有权力不让患方发声，（面对）不实言论通常只能向平台举报或者打官司。”
在李滨看来，当医生遭遇网暴时，涉事医生在某种程度上从“自己人”变成了“风险源”，院方是否介入、如何干预，更像是斟酌如何危机公关，而非优先考虑保护雇员。
华东地区一家三甲医院的法律顾问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一般而言，只有当患方网暴发生在院方某个关键考核期，或者触发了上级部门、本院高层的注意，或者处于关键管理层换届的敏感阶段，医院为了快速息事宁人会倾向于赔钱了事，否则大概率会置之不理。
“医院不管的话，医生肯定会寒心。医院并非不在意这些。”陆海强调，院方对一个医疗纠纷是否公开介入或者表态，要考虑很多，患方网暴医生往往是个人对个人，医院下场就变成了机构对个人，往往给人感觉“店大欺客”，容易触发二次舆情，“两害相权取其轻，也会跟医生解释清楚”。
李雯坦承，大部分医院还在沿袭旧的机制来应对医疗纠纷，网暴虽然是当下新趋势，但医院并没有发展出新的应对策略；不论是医务处工作人员去安抚医生，还是给医生提供心理支持服务，对当事医生来说，作用聊胜于无。
李雯所在的头部三甲医院年诊患者数百万，医务处仅有四名员工，办公区也是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间。
陆海处理医患纠纷数十年，见证了医患冲突方式的变化过程。“从2001年到2018年是医闹高发期，主要是拉横幅、堵大门、设灵堂，对医生的影响主要是扰乱门诊秩序、限制人身自由以及暴力伤医。”陆海回忆。
2018年《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颁布，要求医院重视医疗纠纷的预防管理。陆海表示，条例的施行“成为了一个转折点，很多医院都设立了警务站，加强了医警联动，之后暴力伤医事件出现了明显下降”。
“现在除了在网上到处发布一些跟实情有出入的信息，很多患者还会持续缠访、闹访、不断拨打12345，医生被网暴很痛苦，医患办的工作量也大幅激增，同样苦不堪言。”陆海说。
受访的医患办工作人员均强调，院方在应对网络医闹时不会“按闹分配”，最终还是引导患方回归理性，通过鉴定厘清责任，存在过错的按照法定标准进行赔偿。“如果谁闹得大给谁赔得多，大家都这么干，医院根本赔不起。”
平台
据医方反馈，患方发布信息的渠道几乎穷尽了所有网络社交平台。
“患者发布不实信息几乎零门槛零成本，医方维权却需要提供各种证件和证据。”陆海认为，社交平台为了吸引用户和扩大流量，放任患方发布对医生和医院的负面言论，较少核验真实性。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用户在社交平台发布信息均需经过提前审核，但程度因平台、内容而异。一家短视频平台工作人员回应，维权类发言可能涉及的辱骂攻击、泄露他人隐私、煽动网络暴力等内容，会纳入平台管控。
小红书平台推送去中心化，使得用户发布的信息被看到的机会均等。不少年轻用户在求医问药之前，习惯在小红书上看经验帖。小红书相关负责人介绍，对于医疗类内容，该平台有专门的规范性要求，如求医问药经验帖会提示“仅供参考，如身体不适请及时就医”等，提醒用户注意网友经验并非正规医学指导；对于背离医学常识、画面有强视觉刺激或者有违公序良俗的内容，会限制展示或限流。
“底线之上的，任何平台都无法核查这些具体的事实。”一家社交平台工作人员解释，“这就好像有人在广场上喊话骂人，任何管理者都不可能提前核实这个人说的话是否属实，也不能禁止这些喊话，除非被骂的人来投诉。”
南方周末记者观察到，目前各类社交平台都设置了“文明公约”和不良信息举报渠道，被侵权者可以通过相关内容即时反馈、平台热线、邮件等方式进行侵权举报，但侵权举报是否被采纳，平台有自己的处理原则。
“网络曝光是否属于网暴，不同人的接受程度不同。有些内容并非辱骂攻击，仅语气不善或表达质疑，一些当事人就会产生压力，无法承受，这需要当事人利用平台的反网暴工具进行举报。”前述短视频平台工作人员说。
“曝光医生照片、身份证号等个人隐私的，肯定会被处置。”关于就医者发布具体诊疗过程以及对医院、医生的指控，小红书相关负责人表示，如果医院和医生认为发布的内容不实，可以进行侵权投诉，出具情况说明、医疗鉴定书、法院判决、卫健部门答复等，平台会根据出具材料的具体内容，对相关笔记采取限制传播的措施。
对于患方采用同音、谐音、拼音等进行变相攻击，以及多账号联动等痛点问题，现阶段平台的应对有一定的局限性。“平台会持续升级识别技术，但有些攻击不使用脏话，而是通过阴阳怪气、歪曲事实或者煽动他人等，给机器审核和人工判断都带来了巨大挑战。”一位短视频平台工作人员称。
“医生可能希望这些联动账号都被注意到，但是在平台每日海量的信息面前，十几个账号的日更信息仍旧相对微小，目前的算力无法抓取到，需要被侵权人士行动起来。”一位社交平台工作人员说。
对立
在网络公开个人诊疗经历，患方并非零成本。高敏会顾虑个人隐私公开后，自己和家人成为熟人圈子茶余饭后的谈资，“让人看笑话”，也会引起执法部门注意。
艾芬也承受了不少非议。2023年，湖北省的两级人民法院均判定艾芬发布的微博内容侵害了王勇的人格权，判令艾芬承担删除微博、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责任。
不过，艾芬并没有停止对爱尔眼科的关注。经过自己的事情，她认为可以理解很多患方的不易，也愿意为他们发声。这些年，艾芬对爱尔眼科发起过很多举报和投诉，其中一些被证实属实，被职能部门处置。
经过浙江省医学会鉴定后，2025年9月，乔宇与涉事医院一度对簿公堂，经法院调解，医院提高赔偿金至98万元，获得乔宇谅解。乔宇的个人维权虽然停止了，但却成为了曝光不良医疗事件的坚定支持者，积极帮助患儿家长发声。
2025年11月下旬，高敏和北京安贞医院再次就赔偿金额进行谈判，双方都未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具体的谈判条件。至12月中旬，高敏和关联账号的维权信息仍在。“李医生告我名誉侵权，告就告，大不了输了赔点钱。”高敏说。
“患方在网络上曝光不良医疗事件，本身并没有问题，确实有医方会利用信息差掩盖自己的问题，但前提是合法合规，不要做泄露隐私、侮辱人格等越过法律红线的事。”张勇说，部分网暴事件并非仅是民事侵权，也可能涉及刑事罪名，如严重的侮辱、诽谤罪以及寻衅滋事。
前述北京卫生法学会专家注意到，当下的医疗风险不仅来源于医疗技术本身，还来自医者对患方需求的了解程度，这意味着，医方更应该重视医患沟通的充分性，在诊疗的全环节充分了解患方的真实需求，详尽告知诊疗的有效性和局限性，普及医学常识。
“卫生行业在做任何决策时都应当从患者的最大利益出发，以患者为中心，将患者的疾苦、困难放在第一位。”北京大学医学与人文学院教授王岳指出，医患不可对立，如果患者的问题解决不好，医生也很难有良好的职业环境。
（高敏、乔宇、陆海、李雯为化名，南方周末实习生施语非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