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26年4月12日,河南许昌,胖东来时代广场美食城,麻辣香锅档口员工帮顾客拿取食材。(视觉中国/图)
研究发现,遭遇顾客不当对待后,员工可能归咎于自身,不断回想和反思冲突过程,进而产生情感耗竭,并影响工作表现。
在林善志看来,企业保护员工不能只停留在态度上,还需要建立具体的制度。“员工不必以忍受辱骂和暴力作为提供服务的代价。”
当看到胖东来近期公布的“人格尊严侵权行为”公示时,咖啡师小温(化名)的第一反应是:“真的假的?”
2026年10月26日,胖东来超市发布公示称,5名员工在工作期间遭顾客勒颈、掌掴头部、推搡或辱骂,公司向他们发放共计7万元的“委屈补偿金”。
这并非胖东来首次为遭受顾客侵害的员工提供精神补偿。2023年,胖东来制定《侵犯人格尊严处理及补偿标准》,对遭受顾客无理对待的员工给予补偿。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1月至10月,胖东来共处理33起员工人格尊严受侵害事件,发放补偿金共计35.9万元。
胖东来的做法,在服务行业不多见。对于小温来说,情况完全不同。面对顾客刁难,店长通常要求员工息事宁人,不要把事情闹大,不论对错,都要先向顾客道歉。若员工忍不住与顾客发生争执,有时还会被罚款。
“顾客辱骂、推搡等行为往往发生得突然,员工来不及留存证据,言语羞辱也难以事后还原。”福建瀛榕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民商事法律事务部主任林善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员工可能担心维权影响工作和收入,或遭企业责备,最终选择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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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工位上就害怕”
“我读了这么多年书,不是为了站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人说没素质的。”与顾客发生冲突后,小温感到疲惫,也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要做服务员。
小温今年27岁,大学就读机械设计制造专业,退学后开始进入咖啡师行业。平时遇到顾客抱怨、刁难,小温大多选择忍耐。但有一次,他还是没忍住,与一名顾客发生了争执。
那是2024年6月,连锁品牌Manner咖啡上海门店员工打人事件正引发舆论关注。事发一周后,小温独自在一家Manner咖啡店里值班,一名顾客来取咖啡,其间要求核验消费券,耽误了不少时间。
后来顾客来取餐时,顾客的母亲又对饮品挑剔起来,要求将饮料退回。小温让刚来接班的同事重新做一杯,顾客见状质问他:“你什么态度?”
争执很快升级。小温回忆,随后顾客向商场投诉,叫来丈夫和其他亲属,扬言要向公司总部投诉,让小温丢掉工作。
为避免双方继续发生冲突,店长给顾客送了优惠券,顾客接受了退款,但最终还是向公司总部投诉了小温,小温被调到了另一家门店。
这场争执给小温留下了不小的心理压力,“只要站到工位上,我就开始害怕”,小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每当有顾客走到柜台前,他都会下意识留意对方的眼神,揣测对方是否有恶意。数月后,小温辞职了。
在从业三年中,小温遇到过不少让他难以理解的顾客行为。有顾客利用假购物截图反复申请退款,被发现后,顾客反而质问小温“你上次不也给我退款了?”一对情侣在门店要求叠加使用折扣券,两杯原价20元的饮料,最后只收了10元。还有一次,一名顾客领取了“买一赠一”优惠券,已到店使用,却指责门店没有兑换。为平息争执,小温的店长用私人账户替他支付费用。事后,顾客还是在大众点评上留下了长篇差评。
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全国12315平台、电话等渠道,共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和咨询4386.6万件。其中,商品投诉1320万件,同比增长8.1%;服务投诉716.6万件,同比增长11.7%。在商品投诉中,食品类投诉最多,达344.6万件。
落到具体场景中,是从业者每天都可能面对的顾客诉求与冲突。
刘伶今年30岁,从事化妆师工作已有六年多。2026年5月22日,她独自在店里值班时,接待了一对前来拍双人证件照的情侣。
这套双人证件照套餐售价99元,包含化妆、服装、拍摄和精修。妆化好后,女顾客表示腮红太红,刘伶称相机比较吃妆,可以先拍照看看效果,不合适再调整。
调整了三四次妆容,女顾客始终不满意。数次沟通无果后,顾客开始在店里摔东西,指责刘伶。顾客后续要求刘伶卸妆,随后换店拍摄。
刘伶觉得委屈,她给顾客调整了三四次妆容,还完成了拍摄,最后却一分钱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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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严受侵害,可以维权”
回想那次争执,小温也有后悔。他觉得,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与陌生顾客争吵,并不是一件体面的事。作为员工,他本该做好自己的工作,却最终没能控制住情绪。
小温所在的咖啡店规定,员工与顾客发生冲突,可能面临200元至500元不等的扣款,“但我也不想因为赔钱,就去忍受这些”。一起工作的同事也遭遇过类似顾客刁难。他眼看着一些原本温和、情绪平和的同事,慢慢变得暴躁、容易激动,甚至开始说脏话。自己的店长也承受着压力,有时会半夜起来哭,但第二天仍要照常上班。
小温觉得,这与服务人员长期面临的社会偏见有关。家人曾对他说:“(你)就是一个一辈子端盘子的。”不少人也有类似的想法,觉得“你都做服务员了,就应该受气”。当服务员被视为社会地位较低的职业,又难以反抗时,有些顾客便更容易表现出优越感。
这种轻视有时很难留下证据。顾客一个轻蔑的眼神、一句阴阳怪气的话,都可能让服务人员感到受辱,却难以证明。即使发生冲突后,小温很少听说有顾客向员工正式道歉。更多时候,店长还是要求员工先向顾客道歉。
林善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并不列举服务员的具体职责。法律关注的是经营者对顾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以及服务员作为劳动者享有劳动保护。至于“端茶送水”还是“安抚情绪”,属于企业内部管理或行业标准调整的范畴。餐饮行业标准中确有涉及情绪应对的内容,例如要求服务员耐心听取顾客意见、妥善处理投诉、不得与顾客发生冲突等,这属于服务规范,不是法律强制义务。
与女顾客发生冲突后,刘伶独自哭了很久,“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也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她担心顾客给店铺差评。和小温所在的门店一样,出现差评,员工扣25元;如果涉及服务态度问题,扣50元。即使差评并非由某一名员工造成,其他员工也可能受到牵连。
有研究显示,遭遇顾客刁难的影响并不会随着一次服务结束而消失。2017年,丽莎·巴拉尼克等人在论文《顾客不当对待如何影响员工心理健康》中,对737名呼叫中心客服人员开展了时间滞后调查。研究发现,遭遇顾客不当对待后,员工可能将负面经历归咎于自身,不断回想和反思冲突过程,进而产生情感耗竭,并影响工作表现。
刘伶觉得自己很幸运,发生冲突后,老板没有要求她向顾客道歉,也没有责怪她,还称即使顾客留下差评,也不会因此追究她的责任。
“员工不应因为顾客没有动手,就认为自己只能忍受。人格尊严受到侵害,同样可以依法维权。”林善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并非所有不文明言语都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侮辱,需要结合言语内容、行为方式、发生场合、传播范围,以及对当事人造成的影响综合判断。但如果行为涉及公然侮辱、持续辱骂,或者通过网络传播侮辱性内容,就可能构成治安违法,甚至承担其他法律责任。
他认为,顾客的不当行为还可能产生持续影响。2016年,托比亚斯·舍费尔斯等人在论文《顾客不当行为在使用权共享服务中的传染效应》中,研究了顾客不当行为对其他消费者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共享汽车等使用场景中,前一位顾客留下的不当使用痕迹,可能改变后来顾客对行为规范的认知,使他们更容易模仿类似行为。
在林善志看来,企业面对员工遭到顾客辱骂、殴打等情况,通常有几种处理方式:有的选择息事宁人,要求员工忍耐、道歉,尽快平息纠纷;有的通过发放慰问金、奖金等方式安抚员工,但不再追究侵权顾客的责任;也有企业选择依法维权,保存证据,协助员工就医、申请工伤认定,并通过法律途径追究直接侵权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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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补偿,委屈减半”
10月26日,胖东来的公示中还表示,将拒绝与涉事顾客私下和解,通过法律途径追究责任。部分顾客已被取消会员资格,并遭到民事起诉。
刘伶替这些员工感到高兴,“发生这种事情,员工是会很委屈的,有补偿的话,(员工)可能会委屈减半”。在刘伶看来,胖东来公开维护员工权益的做法,不仅意味着事后能获得经济补偿,也意味着企业在员工与顾客发生冲突时,明确表达立场。
“对于我们这种打工的人来说,大家都会向往去胖东来打工。”刘伶说。
林善志认为,现实中一些企业难以真正保护员工,主要受经营压力、传统服务理念和内部管理机制不完善等因素影响。
零售、餐饮等服务行业普遍看重顾客评价、投诉率和复购率。企业担心纠纷影响品牌形象和经营收入,发生冲突时,往往倾向于先安抚顾客,再处理员工的问题。长期以来,“顾客至上”也是一些企业奉行的服务理念,顾客满意度被纳入员工考核。一线员工面对顾客的不合理要求时,可能因为担心受到处罚而不敢拒绝。
此外,一些企业缺少明确的员工保护机制。员工遭遇辱骂、威胁或殴打时,企业没有相应的处理流程,基层管理者往往只能凭个人经验应对,最后容易演变为要求员工道歉、尽快平息纠纷。
“很多时候,委屈还是来源于你的上级,”刘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果确实是顾客的过错,老板就应该先站在员工身后,“最起码要让(员工)觉得有个底气,而不是一味地给别人赔不是、道歉。”
刘伶也听说过一些员工遭遇顾客刁难后,老板担心影响生意,不愿提供监控录像,甚至删除录像。缺少证据,员工维权就更加困难。
同时,企业在招人的时候,也没有培训员工如何应对顾客辱骂、刁难,“一般老板都不会这样说,如果(提前)说,没有人会愿意来干这个工作”。
小温也希望,更多服务行业能够建立员工保护机制,“否则,员工长期得不到支持,就会离开”。他曾在一家走高端路线、客单价较高的咖啡馆工作。那里的店长对员工要求严格,犯了一点小错,也可能遭到破口大骂。为了避免被责备,员工之间会互相包庇。最后,几名员工几乎同时选择离职。
在林善志看来,企业保护员工不能只停留在态度上,还需要建立具体的制度。企业应明确员工遭遇顾客辱骂、威胁、殴打时的处理流程,及时介入冲突,必要时报警;同时建立合理的内部补偿机制,并协助员工保全证据、申请工伤认定,通过法律途径追究侵权人的责任。
必要时,企业可以为员工提供法律援助,并进一步完善行业规范,让员工知道,在正常履行工作职责时遭受侵害,企业会提供支持,而不是要求他们独自承担后果。“员工不必以忍受辱骂和暴力作为提供服务的代价。”林善志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