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民网刊文，梳理多地对“躺平式”干部进行画像及治理：昆明市细化了安于现状、故步自封、不敢担当、拖沓应付、工作标准低、推诿扯皮等9类“太平官”形象；湛江市麻章区总结出拈轻怕重、躺平甩锅、空喊口号、敷衍塞责等8类“躺平式”干部；遵义市红花岗区设置“蜗牛奖”，针对办事拖沓、敷衍塞责、漠视群众利益、问题整改不力等6种情形……

　　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是：某些干部何以选择“躺平”，或者，“躺平式”干部是如何出现的？只有理解了真实的发生机制，才能找到可能的解决之道。这是多个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

　　人的智力、能力与执行力等都是正态分布的。在一个社会中，能力与执行力超强的自我驱动型（A人）是少数；能力与执行力极差、无自驱、天生得过且过的也是少数（C人）；绝大多数人居于中间，能力、执行力、自律与自我驱动力处于两者之间，需要激励与他律，有好的激励能出活，没有好的激励效率会下降，甚至不乏变老油条、混日子的（B人）。

　　在自由竞争的行业与企业，用人单位始终面临着生存压力，如果经营不下去了，就得关张，招人肯定是要招能干活、能出活的，给企业带来价值的，这是第一道筛选，C人会被拦在外面；企业发现有人躺平，不出活光拿钱，很难容忍，一则此人的用工成本没有预期的产出，二则如果不加处置会影响士气、带坏其他人，这是第二道筛选，某些选择躺平的B人就会被淘汰。

　　相形之下，体制内的运行逻辑就很不一样，除非发生很少发生的机构撤并，否则单位会一直存在下去；即使发生了机构撤并，原有单位的人员也会分流、安置，往往会有新的去处。现在招聘越来越规范，要统一考试与公示，但“萝卜招聘”和关系户还是很难杜绝。在这个意义上，治理“躺平式”干部是不是动真格，一个指标就是看动不动躺平的关系户，这是第一类“躺平式”干部（主要是C人与B人）。

　　第二类“躺平式”干部是不良激励导致的（主要是B人）。与自由竞争行业相比，辞退一个体制内员工难度显著上升。

　　毋庸讳言，体制内打破铁饭碗与变相铁饭碗是大势所趋，也是民心所向。2020年修订的《公务员考核规定》，“连续两年确定为不称职等次的，予以辞退”（第二十二条）。2023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规定》，“被确定为不合格档次且不同意调整工作岗位，或者连续两年被确定为不合格档次的，可以按规定解除聘用（任）合同”（第三十条）；“聘期考核被确定为不合格档次的，合同期满一般不再续聘”（第三十二条）。依据这些条款，是可以让不合格的公务员与事业编走人的。

　　不过，有这个权力不等于会行使这个权力，某些单位领导也怕引来麻烦。这就给“躺平式”干部以可趁之机：反正我也不在乎升迁与涨薪，活能不干就不干、能少干就少干，责任能推就推、能卸就卸，钱未必比干活多、责任大的人少，一时躺平一时爽，一直躺平一直爽。要治理这类“躺平式”干部，得看单位主事者敢不敢担事、怕不怕得罪人。

　　或有人说，也许可以实施制度化、强制性、比例刚性的末位淘汰，将不干事的人淘汰出去，问题在于，这样的制度安排，很可能淘汰出去的是没关系没背景、老实干活、不争不闹的人，这就事与愿违了。所以关键还是看单位主事者的勇气与担当，有勇气与担当，依法依规就可以淘汰不干事、爱卸责的“躺平式”干部，没有强制性的末位淘汰一样可以做到。

　　第三类“躺平式”干部（A人与B人）成因就复杂多了。这些干部要么本身是能干事、有执行力的，但因为工作意义感丧失，诱发了精神倦怠感，而选择了躺平与摆烂；要么过去动力十足、干劲满满，但因为被考核体系挫伤了积极性，选择了躺平与“疗伤”。这些人的躺平诚为可惜。

　　前述人民网文章引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句华的观点：形式主义是基层工作负担的重要来源，大量的无谓事务增加了基层干部的压力，成为基层干部“躺平”的外在诱因。一位基层干部也说：形式主义的工作让人产生倦怠感，干与不干区别不大，价值感较低，于是诱发“躺平”。应该把干部从大量形式主义的无谓事务中解放出来，从而将他们宝贵的时间与资源用在干事与提升民众福祉上。

　　此外还有考评与激励的问题，就是干部做事的容错性有多大的问题。做事情永远是不做不错，少做少错，多做多错。挑实干者做事情过程中的毛病与姿势不优美之处，吹毛求疵，上纲上线，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必须把这样的不良风气打下去。鼓励实干，就是要看到实干者的贡献，并且不吝奖赏与激励，让实干者既有安全感，又有盼头。

　　最后，必须说明，干什么也重要，甚至更重要。所谓实干，应该是着眼于依法行政，保障权利，提升法治与公共治理水平，创造对企业家友好的营商环境，取消过度管制、不当管制，激发市场活力，对人民群众创造财富、追求美好生活，不制造障碍，且提供便利，从而提升全社会的福祉，而不是滥用权力，设租寻租，抬高社会成本。

　　文｜陈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