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提出了三种劳动关系，但纳税、社保缴纳仍沿用着传统的两类劳动关系。（视觉中国/图）

　　在2025年春节后的这个周三，京东、美团先后宣布：将为旗下的全职或稳定兼职外卖骑手缴纳社保。第二天，饿了么也表态：将与生态伙伴一起按计划在部分城市试点，为蓝骑士缴纳社保。

　　京东进军外卖的第一颗棋子落在“骑手社保”，直击行业“隐痛”，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再度回到聚光灯下。

　　温荣昌24岁，佛山人，做美团骑手4年了。他每天跑将近12小时，能完成七八十单，每月全勤月收入能有1.2万元。

　　得知平台要给全职骑手缴社保了，他是乐意的。在家人的建议下，他自工作以来就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自己缴纳社保，主要是医疗和养老，每月1200元。“平台能出一半的话，总比没有好。”

　　2025年1月，新华社报道中国外卖骑手数量已经超过1000万人。截至2023年，饿了么公布活跃骑手数量超过400万，美团骑手数量745万，合计超过1100万人。这个数字，甚至高过了海南全省的常住人口数。

　　两三家公司负担一千多万人的社保，听上去像天文数字。不过，目前它们承诺的人数远没有这么多。

　　美团将缴纳社保的骑手定义为“全职或稳定兼职”，京东定义为“全职”，饿了么未明确给出骑手特征，只说已在部分城市试点缴纳社保。目前，还没有平台公布缴纳社保的骑手规模。

　　根据美团研究院公布的数据，2023年美团745万骑手中，高频接单骑手（全年接单在260天以上）占总人数的11%，约81.95万人，他们有可能符合“全职或稳定兼职”的定义。这意味着，行业中大约有11%的骑手符合社保缴纳资格，超过120万人。

　　目前各省社保缴纳基数下限在4000元到7000元之间，若以中间值5500元为基数计算，企业承担的缴费比例约为27%，个人约10%，那么企业给每个骑手每月最低缴纳的社保费用约为1500元，个人约600元。

　　照此计算，120万骑手一年企业缴纳的社保费用是216亿元。作为参照，2023年一家头部外卖平台的年利润是232.5亿元。

　　所以，平台为骑手缴社保，听上去很好，实际上承担得起吗？

　　京东走了“来时路”

　　京东，是外卖市场的一条“鲇鱼”。

　　2月11日，京东（09618.HK）宣布进军外卖，5月1日前入驻的商家全年免佣金，但仅限堂食餐厅和品牌连锁。

　　8天后，京东宣布为骑手缴社保。又过了9天，京东宣布已与首批京东外卖骑手签署正式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五险一金”，表示将为骑手缴纳社保的个人部分。

　　其实一开始，饿了么和美团也这么做过。

　　饿了么成立于2008年，起初做校园市场，骑手是招聘的。美团外卖2013年底上线，业务调整到白领市场，扩大了规模。美团核心本地商业CEO王莆中曾在采访中介绍，这正是美团能在2016年底反超饿了么，实现后来居上的基础。

　　《沸腾新十年》一书中介绍，加入美团之前，王莆中是百度外卖产品负责人，也是做外卖同城配送的坚定执行者。百度外卖正是依靠自建配送队伍和智能派单系统，在白领市场站稳了脚跟。

　　2015年4月，王莆中加入美团后，开始搭建外卖配送系统，骑手为全职配送员，专送模式，即只送美团外卖订单，初期采用人工派单，之后研发了自动派单系统。

　　当时美团的派单系统，是参照网约车平台的抢单系统做的，这套系统的出现，也为平台发展配送“众包”埋下了伏笔。

　　外卖平台中，饿了么是最早做众包的。2015年6月，获得大笔融资的饿了么，搭建蜂鸟配送系统，并升级为开放配送平台，吸引第三方物流商入驻。众包模式下，骑手通过平台接单，平台仅提供信息撮合服务，骑手由外包的人力资源公司管理。

　　通过众包模式，外卖平台将骑手的劳动关系推了出去，骑手队伍才得以几何级扩大。

　　广州同薪科技创始人刘峰2012年进入本地生活领域。他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起初美团跟京东一样，都是自己招募骑手，后来发现业务拓展太慢，才开始在全国招加盟商，美团把配送费通过奖励机制分到加盟商，再由加盟商发给骑手。

　　效果也很明显。美团上线众包业务一周后，众包日订单突破10万，2015年底日订单到达300万。2017年，美团有了2.5亿名用户，活跃骑手超过50万名。

　　2024年12月，中国网上外卖用户已达5.92亿人，占整个网民数的一半。点外卖，已经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如今，京东入局，选择的是两家巨头的起步之路。不过，它似乎天然与做大是冲突的。

　　在物流行业，京东物流（02618.HK）也是跟快递员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保的。其2024年三季报显示，参与仓储管理、分拣、拣配、打包、运输、配送及客服等运营员工的薪酬福利开支为146亿元。

　　但外卖员和快递员的数量级不同。财报显示，截至2024年中旬京东物流有近34万名自有配送操作人员。这一人数规模远低于外卖行业。

　　“养老保险最起码交够15年，他们（外卖）能干20年吗？”上海某高校快递站的一位京东快递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虽入职京东，但属于劳务派遣人员，京东将工资给到劳务公司，劳务公司再发给他。劳务公司给他买了社保，每月个人承担部分要扣九百多元。

　　目前京东在外卖业务上，采用的也是众包模式。京东秒送客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外卖骑手全部都是达达骑手。达达集团拥有骑手130万名，承包京东到家配送任务。

　　南方周末记者又以求职者身份向上海某地达达秒送驻店站长咨询，对方要求全职，目前还没有社保。

　　劳动关系“套娃”

　　上市，推动了美团彻底构建新的劳动关系。

　　2018年6月，美团向香港证券交易所递交上市申请。据《晚点》报道，美团在2018年4月悄悄启动变革，将配送直营全部加盟商化，甩掉了最后的“包袱”。

　　这意味着，平台不再为骑手承担雇佣关系下的人力成本，如社保等福利，只需支付配送费、配送激励或补贴等。

　　招股书介绍，美团与商家的配送安排有专送和快送（即“众包”）两种模式，专送骑手为配送合作商的全职员工或合同工，快送骑手为配送合作商的非全职合同工。美团并未与专送或快送骑手订立雇佣协议。

　　2015年-2017年，骑手成本占美团餐饮外卖收入分别为158.4%、96.9%和87.1%。2019年降至74.8%。

　　同时，骑手配送网络增长迅猛，2015年美团日均活跃骑手1.4万人，2017年就达到了53.1万人。正因为劳动模式的变化，它才得以实现骑手越来越多、成本占比却越来越少。

　　不仅是美团，其他外卖或众包物流平台也几乎在同一时期作出了“甩包袱”的决定。

　　2021年，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通过检索自外卖平台出现以来的与骑手认定有劳动关系的相关判决，总结出十年间外卖平台的8种用工模式。

　　传统模式：餐馆雇佣外卖员；外卖平台雇佣骑手；外卖平台通过劳务派遣雇佣骑手。众包模式：平台招募众包骑手；平台通过众包服务公司招募骑手。专送模式：平台通过配送商招募专送骑手；网络状外包；专送骑手被注册为个体工商户。

　　从一对一签约的模式，演化出了多层分包关系，逐渐脱离了现有劳动法的规制。骑手的劳动保障权益也被掩埋在复杂的劳动关系之下。在面临劳动纠纷或工伤认定时，他们往往难以找到明确的对象主张自身权益。

　　采访中发现，骑手极少关心自己签了什么合同，也很少关注签约的甲方是谁。有的骑手能在App查到合同，却无法点开。“谁会在乎这个，钱没少就行。”一位骑手说。

　　一位离职一年多的专送骑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是在要求解除劳动关系时才得知，自己签署的是自由职业者合作协议，签约方是广西一家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协议要求入职者承诺“与甲方公司不存在法律和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

　　刘峰没有成为美团的配送加盟商，而成为了配送加盟商的合作方，在广州为外卖平台的配送加盟商站点提供骑手招募、骑手管理、骑手住宿、电车租赁及发薪等工作，“相当于配送加盟商将人事和行政工作再外包给我们”。

　　刘峰说，以往他经手入职的骑手都是跟配送加盟商签劳务合同。比起社保福利，骑手更关注的是能否稳定接单、单价会不会降低、效率会不会要求更高等问题。

　　这一过程中，平台、配送服务商、灵活就业群体间形成了一种默契“合谋”：平台通过灵活的用工模式降低运营成本，实现快速扩张；零工群体则获得了相对自由、收入与付出成正比的工作机会。

“五险”中，失业保险是骑手需求最低的一项。他们普遍希望，平台买社保时给予骑手自主选择的权利。（视觉中国/图）

　　拆解“五险一金”

　　社保，常被概括为“五险一金”，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及住房公积金。

　　目前各地缴纳比例有所差异，大致是：养老保险，企业负担20%、个人8%；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企业6%、个人2%；失业保险，企业0.8%、个人0.2%；工伤保险，企业0.2%、个人不交。

　　其中，企业负担的部分进入国家统筹账户，个人部分进入个人账户，社保的跨统筹区接续转移也是个人账户部分。

　　采访中，多位骑手表示，这里面有些部分自己并不需要。比如对于佛山骑手温荣昌来说，“五险”里最有用的是工伤保险。

　　一年前，他送单求快，无意中驶上机动车道，因追尾事故导致脚部骨折。他当即通知站长，在交警定完责后，商业险对被追尾车辆做了赔付，新职伤险几乎覆盖了所有手术、住院费用以及康复疗养期的生活费。

　　至于生育和医疗保险，他目前觉得用处不大，“跑外卖相当于锻炼，身体没什么大问题，医保卡也用得少”。但他知道未来结婚买房时，公积金会有用。也有骑手表示，目前地方商业房贷很优惠，廉租房政策也多，不一定要靠公积金。

　　在广州的美团乐跑骑手易知非，来自湖北宜昌，做骑手6年，现为众包中的稳定兼职骑手。他也是队长，团队的骑手日均能跑50单，月收入可达8000元，“不休息的话，一万块是可以跑到的”。

　　易知非和妻子、孩子生活在广州，每月房租1400元，奶粉、尿不湿是大头支出，“存不下多少钱”。

　　对于平台缴社保，他与队员们讨论过，一些家在广东的骑手意愿较高，外省骑手则担心社保异地接续和收入降低问题。他自己可能选择不买，因为在老家买了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且计划等孩子读书后回老家生活。

　　站长张杰管理着一百多人的站点。他是湖南永州人，早年创业失败欠下债务，到广州跑单还债。升为站长后，他与配送加盟商签了正式劳动合同，公司为他买了社保，未来他计划在广州养老。

　　他的站点大部分是年轻骑手，对社保概念模糊，有的把送外卖当过渡，找到合适工作就会离开。30-35岁的骑手大多有家庭负担，只想多挣钱，买社保意愿不强，“反而年纪大些的会愿意”。

　　“五险”中，失业保险是骑手们需求最低的一项，“（做这一行）没太考虑过失业，除非自己不想跑了”。

　　受访骑手普遍希望，平台买社保时，给予骑手自主选择的权利。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从2015年开始研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面对面访谈过上千位。

　　他发现，过去普遍认为1990年代下岗职工形成的灵活就业群体是不稳定的，低收入、缺乏保障，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并非如此，他们往往是基于自身各种约束条件作出的理性选择。

　　他见过一位家住北京怀柔的外卖员，从市区国企离职送外卖，在国企每月扣除“五险一金”到手仅四千多元，除去市里的房租外，还要赡养七十多岁的父亲、抚养两岁幼儿，辞职后在怀柔一家星巴克做专送骑手，每月到手8000元，省去房租还能照顾家人。

　　一位重庆的滴滴司机大姐，之前在食品厂打工，月薪3000元，1000元用于丈夫治病、1000元用于女儿读书，剩下的供全家花销。跑滴滴收入提高到7000元后，她才给家人买了商业医疗保险。

　　这让张成刚发现，新就业群体的劳动质量要与他们原先的劳动力市场比较。大部分人不送外卖、不跑滴滴，就要去工厂拧螺丝、到餐厅刷盘子、到建筑工地干苦力，工资按时到手就很好，更别说社保。“新就业形态的从业者都很清楚，权益保障是有成本的”。

　　2024年3月，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的一场立法大讨论上，一位90后外卖员表示自己不愿缴社保。一位外卖代理商也表示，他和骑手们聊过，85%以上都不愿缴社保。

　　南方周末记者熟识的一位上海的外卖员，2023年送外卖时出了车祸，因获得复旦学生帮助而脱困，如今开了一家理发店。他回忆，做骑手前，他在多地干过美发，业内“五险一金”根本是奢望，对社保也不了解，即使有老板愿意帮忙上社保，他也宁愿多省点钱，早点还清债务。

　　旧制度与新关系

　　给骑手缴社保，对平台来说是一个道德问题吗？恐怕也是经济问题。

　　根据美团（03690.HK）2023年财报，配送服务收入占美团核心本地商务总收入的40%，主要来自商家和消费者掏的配送费，有822亿元，但配送相关成本达907亿元。2024年中期报告也是如此，配送服务收入441亿元，配送相关成本480亿元。

　　也就是说，在劳动关系层层外包、不负担骑手社保的情况下，平台做配送已经是在贴钱。

　　在零工经济领域，市场关系跑在了制度前面。2021年7月16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八部门共同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确认了“劳动三分法”，将用工形式分为：确定劳动关系情形、依托平台从事自由职业、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情形。

　　指导意见要求，推动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制度保障范围。各地要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的户籍限制。督促企业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此外，在出行、外卖、即时配送、同城货运等行业，组织开展平台企业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美团方面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们自2015年搭建外卖体系开始，就在完善现有商业保险形式，截至目前，已确保100%骑手覆盖商业保险，保障范围包括意外伤残、医疗及对第三方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等常见场景。

　　通常，外卖平台会要求配送加盟商为骑手购买人身意外保险、第三方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险，或从骑手的服务费中扣除。南方周末记者接触的骑手均表示，他们目前的商业险都是自己购买的，从工资中扣除。

　　前述指导意见出台的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是新职伤，即平台单独为骑手购买工伤保险。此举暂时搁置了骑手“劳动关系”认定的争议，直接解决他们最迫切的职业伤害问题。

　　2022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牵头推动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制度（“新职伤”），在部分省市和部分平台开展试点。美团和饿了么均已试点为骑手投保，新职伤仅由平台企业支付。

　　当骑手发生交通意外时，可打开骑手App申请保险，提交资料后由当地人社部门完成审核，赔偿款会打入骑手银行账户。一位受访骑手受伤住院后，拿到新职伤赔付约6万元。

　　业内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推测，由于新职伤覆盖范围广，平台保守估计每年也要投入数亿量级的成本。如美团在7个试点省市，给骑手的新职伤险保费已达14亿元。

　　如果再扩大为“五险一金”呢？对一家企业而言，几乎是难以承受的成本。

　　张成刚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权益分为就业权、收入报酬权、条件权和救济权。就业权是后面三项权利的基础，又与三项权利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

　　当外界要求企业保障劳动者各种权益后，权益成本增长必然导致劳动者收入下降和就业规模缩减，整体来说反而对劳动者不利。只有就业岗位增多，劳动者到手工资上涨，他们才有机会争取社会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社会法研究室副主任王天玉曾发文介绍，2019年美国在“劳动二分法”下进行过成本极高的社会实验，要求法院大幅增加平台否定劳动关系的证明责任，引发诸多公司解除与灵活就业者的合同，大量灵活就业者因此失业。

　　张成刚指出，当前劳动者权益保障过多依赖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但由于传统的劳动关系已难以适应新的经济形态，这让不完全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劳动者在寻求社会保障时存在困难。

　　谁愿意分摊成本？

　　受访者普遍认为，若外卖平台给骑手缴社保，这笔庞大的成本最终还是由链条上的各方分摊，涉及消费者、商家、骑手、配送服务商及平台。

　　这意味着，消费者、商家可能会支付更高的配送费，骑手订单单价或许面临下调，而配送服务商和平台则需从现有利润中切出一部分。

　　“如何平衡各方利益是个难题。”刘峰说，配送加盟商的收入来自商户和消费者的配送服务费，通常按一定比例与平台分成，目前配送费主要是商家在承担。若增加配送费，商家利润降低，是否还会继续选择使用平台服务？若骑手配送费降低，他是否还愿意继续这份工作？

　　他认为，外卖平台想推动骑手缴社保，要看骑手群体的意愿，还要看各方额外增加的人力成本是否能带来收益提升。对于庞大的人力成本，政府也可以有所补贴。

　　目前外卖平台还没有公开具体的社保缴纳细则，成本分摊需各方协商。

　　成本之外，给骑手缴社保背后，劳动关系如何理顺是更大的挑战。

　　首先要明确平台与骑手间的劳动关系。最简单的做法，是把全职骑手和稳定兼职骑手，转变为平台的正式工，签劳动协议。但这相当于，平台要再次将沉重的“包袱”扛在肩上，很有可能是其难以承受的。

　　“社保成本还可以计算，但实际上的劳动成本远不止这些。”张成刚列举，企业需要考虑的人力成本还包括员工的辞退赔偿、女性三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带薪休假、加班工资等。

　　他指出，尽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提出了“劳动三分法”，但现行的劳动权益体系尚未跟上这一变化，纳税、社保缴纳仍沿用传统的两类劳动关系。

　　平台为骑手缴社保只是“单点突破”，未触及灵活就业群体社保制度的整体设计，后续还会遇到社保转移接续不畅、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或新的就业岗位没有社保不得不断缴。且骑手来自不同省份，各省员工缴费基数如何确定才能保障公平性，都是需要解决的难题。

　　“政府可以适当放松劳动规制，让用人单位愿意雇佣更多劳动者。”张成刚表示，当前社保成本约占到人力成本的40%，很多中小企业承担不起，只能选择普遍性逃避。

　　若不改变当前平台、配送服务商、骑手的三方关系，也有学者提出可行的社保缴纳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秘书长房连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正因为新就业形态下的劳动力成本低，平台经济才得以存活。一旦回归传统劳动关系，这种商业模式或难以为继。”

　　他建议，当前社保制度允许灵活就业人员以个人身份自愿缴纳，并可选择险种。企业可出于社会责任，探索新的薪资机制，如通过补贴支持骑手缴社保，既保留三方关系的灵活性，也能解决骑手社保问题。

　　对于单独为这部分劳动力降低社保基数的建议，房连泉认为，“社保制度的调整应门槛低、弹性大，兼顾公平，适应所有劳动人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也应纳入社保基金大盘子，缴费基数过高、过低都会影响公平性，仍需遵循“多缴多得、长缴长得”的原则。

　　在国外，平台企业和零工群体也面临同样困境。

　　欧盟理事会官网披露，目前欧盟约有2800万人从事平台工作。零工经济在2016年至2020年间，收入从30亿欧元增长至140亿欧元，3/4收入来自网约车和食品配送。

　　大多数平台工人实际上与平台形成雇佣关系，但在法律上被分为自雇人士，享有工作灵活性但缺乏社会保险。欧盟各国法院会根据个案裁定平台工人的雇佣身份。

　　欧盟理事会建议在保护工人权益和维持零工经济灵活性间找到平衡，如鼓励自雇零工集体谈判争取薪资和条件；提高管理工人相关的算法透明度；提倡依据实际工作情况调整员工分类，让“自雇工人”也能得到社保待遇。欧盟估计，平台工人中，约500万自雇员工实际可算作雇佣员工。

　　这是一个越来越迫切的全球性问题。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2023年3月的统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占全国职工总数的五分之一。

　　文｜南方周末记者 周小铃

　　南方周末实习生 陈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