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儿子吞下18粒退烧药一事，46岁的邱兴伟把四家头部游戏厂商告上了法庭。

　　邱兴伟是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人。2026年5月23日凌晨，他18岁的儿子小涛（化名）一次性吞下18粒退烧药。所幸，孩子服药后不久便呕吐，后被家人发现送往医院，经治疗后并无大碍。

　　对于儿子为何吞药，邱兴伟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答案。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事发前一晚，自己曾因小涛打游戏说了他几句，“说他荒废学业，说他整天玩到半夜对身体也不好。他可能觉得自己委屈了”。在邱兴伟看来，长期沉迷网络游戏改变了孩子，也将这个家庭推向了如今的境地。

　　2026年6月，邱兴伟向唐河县人民法院起诉四家游戏厂商，涉及13款网络游戏。他要求法院判令四家公司共同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0元，并申请公开开庭审理。他说：“我之所以站出来发声，就是想替所有遭受网游伤害的普通家庭发声。”

　　邱兴伟称，自己起诉并非为了赔偿，而是希望借这起案件推动游戏厂商进一步堵住防沉迷系统漏洞，完善实名认证、人脸识别、大额充值等未成年人保护机制。他不理解，运行多年的防沉迷系统，为何防不住未成年人？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我国19岁及以下网民规模已达2.03亿人。邱兴伟抛出的疑问，也成为越来越多家庭关注的话题。

　　“你懂什么？”

　　邱兴伟是在2025年6月，从新疆工地回家后才发现小涛变了。那个在他印象中活泼听话的孩子，开始没日没夜地抱着手机玩游戏。

　　那时，小涛在当地一所中职学校读书，每个周末放假回家。吃完饭后，他就开始玩游戏，白天玩，晚上还玩，几乎不出门，睡觉时间也越来越少。邱兴伟说，自己曾几次半夜起床，看到儿子仍躺在床上打游戏。“作为一个父亲，心里肯定不舒服。这样长期打游戏，身体都搞垮了。”他说。到了2026年，这一问题愈发严重。

　　父子俩也因此发生过争执。2025年一次放假回家，邱兴伟忍不住劝儿子，儿子脱口一句：“你懂什么？”

　　“当时我心一下就凉了半截。”邱兴伟说，“就这一句话，把我怼得心里特别难受。”

　　新游戏上线，小涛都会试一试。其中一款游戏，邱兴伟保存的一张记录截图显示，从2024年3月17日至2026年4月23日，小涛累计游玩时间达到1868小时。

　　小涛玩游戏的手机，最初是邱兴伟买的。他说，新冠疫情期间，学校上网课，就给孩子买了手机。后来，老师布置作业、家长群通知，都离不开手机。邱兴伟常年在外地打工，父子联系，也主要靠手机。

　　回想这些年，邱兴伟最常提到的一句话是“对孩子的陪伴少了”。他有三个孩子：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小涛排行最末。为了养家，也为了给两个儿子攒将来结婚的钱，他常年在外包工程，大连、太原、新乡、新疆等地都待过。“现在一个孩子结婚，车、房这些算下来，没有一百多万元根本不够。”他说。

　　虽然人在外地，邱兴伟还是尽量每隔一两个月回一趟家。赶上孩子周末放假，他就开车到学校接孩子，带他们去超市买点零食，在县城吃顿饭，再陪着转一转。等孩子返校，他又赶回工地。

　　早年间，邱兴伟开过砖厂，也拉起过建筑队，在镇上买地皮、建商品房、卖房，日子一度过得不错。那时候应酬多，每次出去，他都会轮流带着两个儿子。

　　小涛6岁那年，邱兴伟开始长期到外地包工程，三个孩子一开始是由母亲照顾。后来，三个孩子在小学二三年级时，都被送到当地一所民办寄宿学校，两周才能回家一次。

　　家庭也发生了变化。小涛8岁时，父母第一次离婚。后来，两人复婚，但两年后再次离婚，三个孩子跟着邱兴伟生活。邱兴伟一直觉得，离婚这件事对小儿子的影响很大。

　　2022年，21岁的大女儿出嫁。第二年，为了方便两个儿子读书，邱兴伟在县城租了一套房，把孩子接来生活，自己在外地工作。他解释，离婚后，孩子母亲在外地生活，平常和孩子线上联系，偶尔会叫上两兄弟到外婆家短住。他的兄弟姐妹大多在外地或老家，老人也已去世，没人能搭把手帮忙照看。

　　平日里两个孩子住校，周末回到出租屋，吃饭大多靠点外卖。很多时候，屋子里只有兄弟俩。

　　“不玩手机还能干吗？”

　　在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周新成看来，小涛的成长轨迹，在他调研的群体中并不少见。

　　周新成长期关注农村和流动儿童成长。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中西部地区，不少父母离异后，孩子跟随一方监护人进城生活，但并未真正融入城市。“属于进城留守的状态，比农村留守还麻烦。”周新成解释，这类孩子既离开了农村熟人社会，又难以在城市建立稳定的同伴关系。

　　周新成观察到，进城留守后，这些孩子往往走向两个极端：一种是整天在外游荡，另一种则把自己封闭在家里。“学习上没有目标，不玩手机还能干吗？”他说，如果孩子现实社交不足，就容易把情感、意义感和大量时间转移到网络世界。

　　对于儿子沉迷游戏，邱兴伟并不否认作为父亲的责任，“陪伴少，管得不到位，我作为父母肯定有责任，不能说把责任全部推到游戏头上”。

　　只是在他看来，游戏厂商应该承担主要责任。“难道说我没教育好孩子，别的家庭也都是父母没教育好孩子吗？也都是他们父母的错吗？”

　　邱兴伟认为，网络游戏中的签到奖励、在线奖励、等级成长、限时活动等设计，会不断吸引玩家持续在线，“如果没有这些诱导，孩子也许不会这么沉迷上瘾”。

　　对于这种看法，曾在一家游戏厂商工作过的从业者周明（化名）并不完全认同。

　　“游戏天然是有成瘾机制的。”周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玩家进入游戏后的每一步，从在线时长、剧情推进，到任务奖励，背后都有一套完整的产品设计。“互联网产品就是注意力经济，游戏也一样，它本身是一个把注意力完全掠夺的产物。”

　　在周明看来，比起游戏成瘾机制，更难回答的是，怎样才算“沉迷”？“行业内部其实也没有一个统一标准。如果一个人一天玩12个小时游戏属于沉迷，那么看12个小时书算不算沉迷？”

　　针对未成年人，中国已经建立起一套较为严格的网络游戏防沉迷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田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中国是全球对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监管最严格的国家之一。

　　2021年8月30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 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业内俗称“830新规”），要求所有网络游戏企业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日20时至21时，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时网络游戏服务，其他时间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

　　新规还要求，所有网络游戏必须接入国家新闻出版署网络游戏防沉迷实名验证系统，所有网络游戏用户均须使用真实有效身份信息完成实名认证后，方可注册并登录游戏。

　　周明介绍，如果未成年人使用自己的身份信息注册账号，游戏厂商会自动将其纳入防沉迷系统进行管理，并按照相关规定限制游戏时长、充值额度、社交功能等。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作委员会、伽马数据联合发布的《2025中国游戏产业未成年人保护进展报告》显示，防沉迷制度实施以来，未成年人游戏时长得到明显压缩。2025年，每周游戏时长控制在3小时以内的未成年人占比达到71.0%，这一比例已连续4年基本保持稳定。

　　“为什么去做吃力不讨好的事？”

　　不过，在现实中，实名制并未完全堵住未成年人进入游戏的通道。

　　邱兴伟称，直到儿子吞药后，他才知道，小涛在成年之前使用的多个游戏账号，都是借用成年人的身份信息注册的。“用过他姐姐的身份证，也用过他堂哥的。注册的时候不用人脸认证，只要输入成年人的身份证信息就可以了。”邱兴伟说，姐姐事先并不知情。

　　但邱兴伟了解到的情况，与游戏厂商掌握的信息并不完全一致。

　　小涛曾游玩过，也是邱兴伟此次起诉所涉及的一款游戏，其运营方相关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平台内部排查到一个相关账号。该工作人员称，在该账号使用期间，系统累计发起30次人脸识别验证，每一次均通过了账号实名认证人，即小涛姐姐的人脸核验，此外，该账号历史累计消费一千余元。

　　不过，截至发稿，游戏厂商未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人脸核验相关后台记录，“涉及用户隐私不宜公开，进入司法程序后，会向法院提供。”该工作人员解释。

　　《2025中国游戏产业未成年人保护进展报告》显示，目前未成年人游戏超时现象仍然存在，而身份信息冒用已成为最主要的绕过方式。在出现游戏超时的未成年人中，73.4%是通过借用父母或其他成年人的账号登录游戏。

　　广州一所高校大三学生、20岁的梁嘉乐（化名）亲身经历过这一过程。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自己上小学时，玩游戏几乎没有限制，可以一直玩。上初中后，他常玩的一款网络游戏开始对未成年人账号限制游戏时长，“一天只能玩两个小时”。为了继续玩，他用母亲的身份证信息重新注册了一个账号。

　　再后来出现人脸识别。梁嘉乐回忆，当时他谎称学校需要录入信息，把手机递到母亲面前，“她刷完脸，我马上把手机拿回来，继续注册，她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是在给游戏账号做人脸认证”。

　　并非所有游戏都要求人脸识别，梁嘉乐说，他和身边不少同学会优先选择那些不需要刷脸或验证相对宽松的游戏。

　　周明解释，目前法律法规并未强制要求所有游戏都必须采用人脸识别。在他看来，一套人脸识别系统背后，需要投入大量成本，包括服务器资源和运营维护成本，还涉及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安全、隐私合规等问题。此外，频繁要求玩家刷脸，也会影响游戏体验。

　　“我从游戏厂商的角度来说，国家已经把规则和标准制定好了，我只需要遵循就行，我为什么去做吃力不讨好的事呢？”周明说。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何识别账号背后究竟是不是未成年人，是当前防沉迷的“题眼”，也是根本。

　　“这是一个权衡”

　　一些头部游戏厂商选择在法律要求之外，进一步提高防沉迷识别强度。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有的游戏厂商会在实名认证基础上，根据账号登录时间、游戏时长、操作习惯等行为特征，通过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用户行为画像，对疑似未成年人使用成年人账号进行识别。

　　当系统判断一个成年人账号背后可能是未成年人时，会进入下一步，即人脸识别。不过，人脸识别并不会在账号注册时统一触发，而是针对疑似账号动态发起验证。此后，只要账号行为再次符合风险特征，系统仍可能再次要求进行人脸识别。

　　此外，2026年暑期，部分游戏厂商还公开称，上线新辅助识别技术，以进一步降低成年人代为完成人脸识别验证的可能性。

　　不过，在业内人士看来，人脸识别最大的难点并不仅仅是技术。

　　游戏行业从业者程雅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每一次人脸识别核验背后，就是一笔成本的支出。用户规模越大，验证次数越多，成本也越高。除此之外，还涉及服务器资源、运营维护，以及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一系列投入。此外，“怀疑总会有出错的时候。”她说，一旦误判，真正的成年玩家就会觉得受到骚扰，甚至因此放弃游戏。

　　在一位有多年游戏行业从业经验的业内人士看来，一些家长对人脸识别存在“不切实际的期待”。“家长希望平台能在玩家玩游戏时，直接劫持他的摄像头，看一眼玩游戏的是谁？还有家长希望玩家每次登录都人脸识别一次。”他称，这两种想法都不现实。前者涉及用户隐私和法律边界，“没人敢干这样的事”；后者则意味着海量的人脸核验成本和极高的服务器压力，“服务器肯定会炸掉的”。

　　与此同时，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不少用户担心隐私安全，不愿配合刷脸。前述业内人士说：“人脸识别涉及采集、传输、验证等多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都有风险，一旦出事，就是大事。”因此，平台需要投入更多技术保障数据安全，对信息进行多重加密，这也意味着更高的成本。

　　“这是一个权衡。”这位业内人士说，“相当于游戏厂商花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把一部分用户踢出去，还要骚扰到一部分成年用户。”但他认为，仅靠实名认证，能起到的作用不大。

　　谁的责任

　　除了冒用家人身份信息，邱兴伟了解到，儿子有时也会租用游戏账号来绕过防沉迷。

　　南方周末记者在多个游戏账号租赁平台发现，多数平台均强调“禁止任何未成年人消费行为”，但注册账号时，仅需填写身份证信息即可完成实名认证，并未要求进行人脸识别。

　　南方周末记者以用户身份咨询一租号平台客服，对方表示，如果租来的账号登录游戏时触发人脸识别，可截图联系客服办理退单，或直接更换其他账号继续游玩。

　　在前述业内人士看来，租号黑产一直是未成年人防沉迷治理中的难点，“很多压力都压在游戏厂商身上，但租号平台一直没有受到太大的压力，目前来看，也没有看到特别有效的治理”。

　　为了识别出租账号，也有游戏厂商会监测账号在一定时间内登录IP的异常情况。一旦判断账号存在出租风险，系统便可能触发限时人脸识别，超时即判定失败。

　　除了租号，邱兴伟还将矛头指向了“渠道服”漏洞。渠道服，即指由手机厂商等第三方渠道商代理运营的游戏服务器。

　　一些手机应用商店拥有独立的账号体系。“家长买了新手机，先在应用商店注册账号，绑定的就是成年人的身份信息。孩子拿着这部手机下载绝大多数游戏，很多时候一键就能登录，不需要再作身份识别。”前述业内人士说。

　　在他看来，一些游戏公司较为依赖手机渠道获取用户，后者也因此长期处于强势地位。同时，用户在游戏中充值后，游戏厂商通常还需要与手机厂商进行分成，有的渠道分成比例甚至接近五五开，“比如说充10块钱，其中5块进到游戏厂商，另外5块进到手机厂商”。

　　“利益没少占，但是责任不咋担。”在前述业内人士看来，渠道平台作为游戏分发的重要一环，同样应承担相应责任，在账号管理、身份认证等环节与游戏厂商形成更有效的协同。

　　他表示，无论是实名、人脸识别，还是打击租号、完善渠道管理，这些措施都无法彻底消除漏洞。防沉迷系统的意义，是不断提高门槛和成本，让冒用身份、租号等行为变得越来越困难和低效，“能够拦住大部分人，就已经是成功了。绝对做不到100%”。

　　“严格意义上讲，不存在一种能够完全防住未成年人的监管方式。技术手段不断升级，绕过技术的方法也会不断出现。”田丰也认可这样的观点。

　　田丰认为，目前我国的网络游戏防沉迷制度，本质上是依托游戏平台落实实名认证、时长限制等技术监管措施，但这套制度并不能脱离家庭独立运行。如果家长疏于监管，甚至主动帮助孩子绕过实名认证、人脸识别等限制，再严格的制度也会留下漏洞。

　　但在周新成看来，把防沉迷的责任完全归结于家庭，也过于简单，尤其是对于那些农村家庭而言。

　　他认为，防沉迷不能只寄希望于家长，“还是要建立更多线下空间”。他说，小学阶段，要把家校协作落实到具体的手机管理，引导老人、陪读家长共同参与。到了初中，寄宿学校除了管理手机，更要组织活动，让孩子在现实生活里拥有稳定、积极的同伴关系。

　　邱兴伟起诉四家游戏厂商一案，原定于2026年7月6日开庭，但因几家厂商提出管辖权异议，开庭时间被推迟。

　　等待开庭的日子里，邱兴伟希望法院能够回答那个困扰着他的问题：“到底是谁的责任？是父母，是学校，还是游戏公司？我希望把这些问题摆到桌面上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