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央视《焦点访谈》曝光了吉林东丰的“政绩工程”：一个“创投园”依靠举债建成，建成之后却远未达到预期，收入连利息都无法偿还，引发舆论普遍关注。央视报道显示，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盲目举债，投入巨额资金兴建“东丰·国际梅花鹿产业创投园”。该项目始于2022年，东丰县官网曾提出了三期计划，项目包括5栋产业大厦、12栋标准化厂房，还有仓储物流、产品展示交易中心、人才服务中心。国际梅花鹿博物馆的规划，预计2024年将全部建成。

　　而到今天，这个创投园只建了一半的产业大厦，产业展示交易中心与人才服务中心只完成了主体，至于博物馆更是不见踪影。该地官员对记者表示，第三期工程因为“资金和招商的原因”，暂缓建设。原先反复宣传的用语是“项目建成后，年可实现产值100亿元，利润15亿元，税金9亿元”。然而，如今园区门可罗雀，当地财政每年仅仅为了偿还建设时申请的专项债利息就要花2000万元以上，只能“拆东墙补西墙”。

　　这个超大手笔的创投园项目如今已经归于失败，属于前不久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案例之一：预想之中的“全国最大的梅花鹿产品交易集散地”并未实现，产业发展、利润税收的愿景也都归于泡影，盈余甚至不够支付每年举债的利息。央视报道以“政绩工程”称之，也显示出背后的组织行为学特征：政绩观驱动之下忘了财政纪律，以至于得不偿失、债留子孙。

　　纵观这个项目从论证宣传到举债上马的全过程，处处可见“任务蠕变”的特征，也即项目在执行过程中逐渐扩展，远远超出了原始范围和目标：当地官员基于本地梅花鹿养殖的历史，希望借助“政策东风”将梅花鹿产业做大做强；为达这一目标，就想到“二产得先起来”，建一个“够规模”的创投园；为了建创投园，就在论证与可行性研究里夸大预期、淡化风险；更进一步，在一期工程“资金不够，举债来凑”后，二期工程依旧重复这一过程，最终留下两笔共计7.6亿元的专项债。

　　事实证明，许多产业并不是自上而下规划出来的，而是自下而上自然而然形成的。民营企业的天职是赚钱，企业家会主动去寻找能赚钱的产业，发掘可以赚钱的商机，确定容易赚钱的地域。在这个案例中，项目一期投入需6亿元，而引进的社会资本只投入了2.67亿元就再也没有能力继续投入，本已为当地敲响了警钟。

　　不仅如此，所谓“梅花鹿产业”的可行性研究也颇欠考虑。梅花鹿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虽然2020年5月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可以作为家畜饲养，但市场规模并不大。《农民日报》2025年5月报道，2024年吉林梅花鹿全产业链产值为466亿元，而养殖业本身规模就更小了。是否值得当地政府拿出26亿元的巨资建一个如此庞大的产业园，又是否适合在产业还未形成品牌效应与规模效应之时就规划“博物馆”，恐怕都是值得商榷的“问题手”。

　　可以说，从一期工程无法吸收足够的社会资本开始，这个梅花鹿产业园项目就已经开始了失败的倒计时。一家企业是否愿意投资，看的是城市能级与产业能级是否匹配，当地的营商与法治环境如何，成本、效率与风险的综合测算结果。指望政策驱动就能代替市场需求，可谓是缘木求鱼、事倍功半。如果财政砸钱乃至举债建设都无法吸引来民营企业的投资与生产，那么项目的失败已是意料中事。

　　经济学的基本规律显示，产业发展的真正引擎是市场需求与企业家精神，而非“建一个产业园”“政策扶持”的“一厢情愿”。以众所周知的美国硅谷而言，从来没有美国人或加州当地政府定义过何为高科技，抑或是需要指定发展什么产业、建设什么特定的园区。举世瞩目的硅谷支柱产业从半导体到微处理器，从软件再到互联网，这个过程中并未经过什么“政府项目”的“论证规划”，而是创业者们分散式决策的结果。正是市场需求的驱动与企业家精神的推动，让这块樱桃种植地成为全球科技圣地。

　　“一座产业园的成败，从规划那一刻就被决定了。”东丰县本就是“吃饭财政”的现实，其实更需要当地政府严守财政纪律、不做激进决策，而非花纳税人的钱去豪赌一把。这个“政绩工程”的上马与失败，再次向外界传达了一个极其朴素但又不够普及的道理：产业不是规划出来的，也不是政府想做就能成功的。地方政府能做的是正确评估本地的比较优势，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与市场环境，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对产业经济的发展要保驾护航，而非揠苗助长。当地政府可以通过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民营企业，但不应宁愿举债也要下场亲力亲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