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嫁姑娘还是娶媳妇，彩礼原则上控制在5万元以下；婚礼酒席须在本村举办，桌数不超过12桌，每桌标准不超过600元；香烟单价不超过20元，白酒不超过50元；乡亲之间的份子钱控制在100元以内。”

　　这些规定写在河北省河间市兴村镇大庄村红白理事会的制度中。大庄村的两位村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今村里的彩礼金额大多已在五万元以下，而在数年前，这一数字普遍还在10万—18万元之间。受访村民说，这样的变化与村支部书记石炳启多年来推动的婚俗改革有关。随着彩礼下降，结婚成本明显降低，“大家的负担也轻了”。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同时也是大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石炳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婚俗改革很难一蹴而就。大庄村从2018年开始推动移风易俗，到村民逐渐接受低彩礼观念，大约用了八年时间。在他看来，改变多年形成的观念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最少也要三五年，两三年是看不出效果的”。

　　石炳启希望能够在国家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出台治理高价彩礼的指导性意见，同时加大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投入，并推广当地推动婚俗改革的成功经验。

▲2026年1月，大庄村一对新人举办婚礼。受访者供图

　　30万元的彩礼降到12万元

　　石炳启记得，自己2018年从部队退休，回到老家大庄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时，那是一个人口约600人的村庄。为了解民情，他挨家挨户走访，发现彩礼问题成了不少家庭的现实压力。当时村里的彩礼普遍在10万—18万元之间，三金、五金及车子房子等费用还要另算。

　　在他看来，对北方一些经济基础较弱的农村家庭而言，这样的彩礼支出负担不轻。有的人为了给孩子成婚不得不借债。于是，他开始在村里推动移风易俗，改革婚俗，希望逐渐把彩礼降下来。

　　当时的阻力并不小。石炳启回忆，最难做工作的往往是有女儿的家庭，一些人起初连谈都不愿谈。“经常是碰钉子，坐冷板凳。”他说，但还是得一遍遍上门沟通，能讲通的就慢慢接受，实在不接受的也没办法。

　　这种沟通一般会在订婚前介入，两家人坐在一起商谈彩礼时，红白理事会和村干部以第三方身份上门沟通。“男方不好提，一提就容易谈崩，但第三方来说就不一样。”石炳启说。每次上门，一般是三个人：他本人、红白理事会负责人，再加上一位在村里有威望、善于沟通的女性。几个人各有分工，“有人唱红脸，有人唱黑脸，也有人在中间打圆场”。

　　石炳启说，自己通常负责唱红脸，红白理事会的人负责把话讲得更直接一些。他解释，如果自己这个村支书去唱黑脸，事情一旦僵住就没有退路了。

　　沟通时往往开门见山。若女方来自外地，不了解当地婚俗改革的要求，他们就会说明村里的低彩礼倡议，希望对方入乡随俗，遵守村规民约。石炳启说，很多外地家庭反而更容易接受，因为不少跨地区婚姻本身有感情基础，彩礼并不是首要问题；相比之下，一些通过媒人介绍、感情基础较弱的婚事，在彩礼问题上更容易僵持。

　　石炳启还记得一次让他印象深刻的劝导。2022年初，他听说当地一个女孩的彩礼开到了30万元，男方家庭无力承担，婚事迟迟定不下来。他骑着电瓶车赶了约二十公里的路，去女方所在的村子，希望可以做女方的工作。

　　起初女方家并不愿意见他。在对方看来，一个外村的书记“凭什么管别人家的事”。石炳启就在门口表明来意，自己没有任何报酬，也不是受男方家委托，只是希望把这件事劝一劝、谈一谈。僵持一阵后，对方才同意让他进门。

　　进屋后，女方一家三口坐在沙发上，只给他搬了一个小马扎，“这就是坐冷板凳”。石炳启回忆，当时自己一边比画一边说话，不小心把一杯滚烫的白开水打翻，热水洒在腿上，至今还留着一道疤。石炳启猜测，对方或许是看到他这么大岁数，还被烫伤，心存愧疚，态度慢慢缓和，彩礼最终从30万元降到了12万元。那年年底，这对年轻人顺利结了婚。

　　不再私下给彩礼

　　石炳启认为，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很难改变的，有的老人觉得“嫁女儿不收彩礼没面子”。但作为村支书，他不能强制干预，更多是做引导工作，“我们的边界是不包办、不命令，主要是劝导和服务”。

　　石炳启提供了一份《关于红白事改革制度的通知》，其中提到，大庄村成立了由15人组成的红白理事会，他也是成员之一。文件对婚丧事宜作出了一系列具体约定，如不管嫁姑娘还是娶媳妇，彩礼原则上控制在5万元以下；婚礼酒席须在本村举办，桌数不超过12桌，每桌标准不超过600元，并以电子礼炮代替传统鞭炮，严禁在高档宾馆饭店操办。

　　在礼金和烟酒方面，村里同样设定了参考标准。文件提倡“散烟散酒”，不发整盒烟酒，香烟单价不超过20元，白酒不超过50元。礼金方面，直系亲属随礼不超过500元，本家族或亲友不超过300元，乡亲之间的份子钱则控制在100元以内。

　　大庄村一名80后村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今村里办喜事，大多在老村委会，也就是现在的红白理事会大厅里举行。过去不少人家会在酒席上互相攀比，如今按照村里的倡议，婚宴就在村里办，不再去高档饭店，“能省下不少钱”。

　　前述村民说，以前请司仪主持婚礼也是一笔开销，现在很多婚礼都是由石炳启出面主持，“村里已经办了好几场喜事，都是书记给张罗的”。

　　在这位村民的观察中，彩礼问题由村干部出面劝导，也更容易被接受。“俺们村嫁闺女，一般都听石书记的，少要点彩礼。”如果是男方娶媳妇，石炳启也会找女方，以推动移风易俗的名义沟通，反而更容易把事情谈下来。

　　如今，石炳启称，在大庄村，高彩礼的情况已基本不存在，也很少出现表面给低彩礼、私下再补一笔的做法。他提到一件发生在2022年的事作为反面例子。

　　当年，村里一位小伙子与邻村姑娘订婚，明面上的彩礼是6.6万元。后来两人婚事告吹，女方按照约定退还了这笔钱。但过了一段时间，小伙子却半夜跑到女方家门口吵闹，被对方报警带走。石炳启去派出所了解情况时，小伙子才说，除了6.6万元，他还私下给过女方2万元现金，但没有第三方见证，如今对方不承认这笔钱，他自己又拿不出证据。

　　这件事在村里传开后，也成了一个教训。石炳启说，现在村民给彩礼时大多不再私下给，而是通过媒人或红白理事会等第三方见证，把话说清楚把钱过明路，以免日后产生纠纷。

　　不能强制规定彩礼上限

　　石炳启称，曾有人找到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他，提议干脆通过立法为彩礼设定上限，比如超过10万元就追究法律责任。但石炳启并不赞成。他认为移风易俗更多还是观念和风气的改变，如果简单用法律条文去规定具体数额，反而容易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在石炳启看来，婚丧嫁娶本身带有很强的习俗和文化属性，是长期形成的社会传统，“一点彩礼没有，也不合适”。他回忆，自己最初推动婚俗改革时曾提出零彩礼，但很快发现这一目标在现实中难以实现，于是转而倡导低彩礼，希望通过逐步引导，让村里的婚嫁支出慢慢降下来。

　　“彩礼问题，政府应该管，而且必须管。但方式要讲究，不能一刀切。”在他看来，更现实的做法是以倡导为主，同时配合一定的制度规范，用制度的刚性去保障新风的柔性引导。

　　对此，武汉理工大学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博士后于洁阳也认为，政府在彩礼问题上的介入需要保持克制。她指出，除了骗婚等涉嫌违法的情形可以依法处罚外，大多数与彩礼和婚俗相关的问题，并不适合通过强制性手段解决。当双方家庭达成一致的前提下，政府更适合通过文化和舆论引导等方式慢慢使其改变观念。

　　谈及大庄村这些变化背后的关键因素，石炳启认为，基层治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两委班子的作为。“村里的很多事，说到底还是看干部愿不愿意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