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退休之后，敬一丹写了三本书，分别关于职业生涯、工农兵学员经历和家族历史，构成“回望三部曲”。她出席签售，与读者交流，生活依然忙碌，母亲常说她不像退休，她自己更愿意称之为“转换”。（磨铁图书供图）
2026年9月13日，著名主持人敬一丹的女儿王尔晴发布讣告，称敬一丹于当天逝世。
2018年，南方周末曾于敬一丹退休之际专访她，旧稿重推，以志哀思。
每天上午，敬一丹都去复兴门看望92岁的父亲。不久前，老人突然问她：“你叫啥？”她几乎落泪。
父亲高龄后曾骨折一次，敬一丹着急，但“相信他会好”；现在看父亲一点点失去记忆，她“觉得不可逆，特别受不了”。她小心回答：爸，我的名字不是你给我起的吗？意思不是一片丹心吗？她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递过去，“希望他以后能想起来”。
与父母相处，是敬一丹退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4月，她告别主持了20年的《焦点访谈》。节目元老康平曾叮嘱她，退休后得做计划，“没做计划，十年就过去了”。三年下来，她发现自己终究不是善于谋划的人，更多是在“顺应”。
敬一丹写了三本书，分别关于职业生涯、工农兵学员经历和家族历史，没有计划，却构成了“回望三部曲”。2018年8月12日，在广州的南国书香节上，一位中年读者提着一摞书来见她，“他觉得这些书的作者都是一起的”。书在签售台上摊开，作者分别是敬一丹、白岩松、水均益等。果然，都是老同事。
从前在话筒前，敬一丹时刻提醒自己，每一句话都是“小我和大我的结合”。“话题是公共的，根本的把握是电视台，但是你的表达是尽可能个人化的。”
在家里，敬一丹有时会严肃地板起脸，丈夫就抱怨：你别给我来“焦点访谈”。父母年事已高，她又主动访谈他们。和父亲聊天，她用手机录音。2011年，她在给父亲的生日贺信中附上“采访提纲”，请他笔谈人生过往。
父亲的回答收录在敬一丹的新书《那年 那信》里，书中整理了1950年至今的1700多封家书。父母一同作序：“我们想象，面对这些信，年长的读者会觉得熟悉，儿女的同龄人会有共鸣。年轻人呢？如果他们能从中看到一代一代的来路，我们就很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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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能对过去有很多空白点”
敬一丹的母亲韩殿云喜欢微信，她把家庭群的聊天记录手抄下来，反复回看。“我说妈你抄这个干吗，她就觉得白纸黑字很踏实。”敬一丹理解，这是母亲的精神支柱。一直以来，韩殿云保存所有家信、日记，重要日子的日历页，甚至孩子小时候的成绩册，“对一切有字的东西特别珍惜”。
多年前，韩殿云工作的黑龙江省公安厅被“造反团”接管。她连夜回家翻看，“把谈情说爱内容多的，工作情况写得多的，对形势有看法的，内容有可能犯禁的信件，全部挑出来”。她和丈夫商量，把这些信件连带着年轻时的日记和老照片，一并烧毁了。
韩殿云留下了永久的遗憾。余下一千多封家信，她丢掉信封，只留信纸，妥善保存在床底的木箱里。家人把它们选编成册，作为家庭读物。
刚加入央视评论部时，敬一丹接受媒体人朱伟采访，无意中聊起少年时的信。朱伟对这些信件饶有兴致，内容都是日常琐事。
如1972年春节，敬一丹12岁的弟弟写信，列举凭票配给的年货，半斤鸡蛋、半斤大鱼、半斤花生等等，“一个一个都是‘半’”。敬一丹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接着说道：“小心翼翼地生怕失去，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没有安全感，这是我成年以后意识到的。”
有一天，孙辈见到韩殿云写字，惊讶地问：奶奶你还会写字啊？“你奶奶岂止会写字啊，你奶奶是个老公安啊，她所经历的事情，后代不知道。”敬一丹回想。
敬一丹在河北录制节目，一位嘉宾说，经常不知道该和家里老人说什么，只能沉默以对。爷爷忽然问他，是否知道家里过去是做什么的。他原以为自己知道，听爷爷讲了上几代的故事，才发现不了解的事情太多了。
给研究生布置作业，白岩松经常让他们画出自己往上数两代人的家谱。他曾说，如今十个年轻人里，九个写不全祖辈的名字。
种种见闻促使敬一丹决定出版家信，传给下一代。原信年代久远，零零散散，她加以整理，添上背景介绍，以“信中信”方式，每篇挑选一位后辈，以给其写信的方式叙述。“都写他名字了，他会看的吧？”敬一丹说，“这又不是教科书，何况我们教科书有很多都不讲。”
“她要知道了，一定会更好，她知道了，就知道来路，也知道这个路上会有什么样的坑坑洼洼。”敬一丹也怕女儿忘记，她在书里写了饥荒，家中被搜查的往事，“我不希望她再遇到那些情景，她不能对过去有很多空白点吧。”
当年要刊登信件，经过一番劝说，韩殿云才答应。她嘀咕：“别弄得满世界都那个，谁家没有啊。”这次敬一丹把信件编成书，她不再反对。写一段给她看一段，她还会做些纠正。
敬一丹身边也有不少同辈人背过身，不愿再回望过去。她知道自己是知青中的幸运者，比她年长些的，“十几年没回来的那种人”，对过往的感受会大相径庭。有次谈起家中被搜查的往事，旁边一位同龄人说，自己家被搜了17次。
“他怎么会很轻地说这句话呢？如果更痛的那种呢？”敬一丹还愿意记录和回忆，“跟程度有关吗？我也不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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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天我看这些信麻木了”
在央视复兴路老台东门，北边曾有个窗口，专门收取来信。台里规定，主持人不能在门口接待来访者。某年除夕前一晚，敬一丹下班经过，看见寒风里站着几个人，巴望着窗口。
庄永志2003至2009年担任《焦点访谈》主编，隔几天去趟收发室，用小推车把给栏目组的信拉回去，每次都是满满一个大塑料袋。信无论写给编辑部、记者还是主持人，所有工作人员都可以拆。
庄永志敬佩敬一丹，原因简单：她愿意采访，经常看片，是看信最多的主持人，“说起来都是常识，但是很多人根本做不到”。
只要写着“敬一丹收”，敬一丹就觉得自己有义务看。一度，她的办公桌上每天有几十上百封信。信封大多皱皱巴巴，邮票被粘得脏兮兮。有些信抬头写“焦点访谈青天”，落款留“信任你的人”。寄出地址越长，大约来自越偏远的角落。“某省某市某县某乡某村村民小组，到底了，再也没有了。越中心地带字越少，比如说中央电视台五个字，不写邮政编码都能收到。”敬一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敬一丹想象，有些信的主人不会写字，托人写信；有些信从异地寄出，也许为了避开当地人，或是让在外上学的孩子帮忙寄出。
早期《焦点访谈》和《实话实说》在同一个楼道里办公。敬一丹看信，常拍案而起，到《实话实说》主持人那儿一看，都是快乐、有趣的话题。“大家都把有趣的话题告诉他，把头疼的话题告诉我，我不是更应该抑郁吗？”她几年前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
母亲劝敬一丹：世界这么大，哪能没有一点坏事呢？“看看我收到的信，再看看小崔收到的信，再把平常的日子加进来，把《感动中国》加进来，这才是接近真实生活的。如果我总是面对着《焦点访谈》，我太有可能抑郁了。”敬一丹说。
这些信起初让敬一丹感到被信任，久而久之产生了无力感。“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有一天我看这些信麻木了的话，就不干这个了。”敬一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即使无力，你也有感，那就说明我还配在这个位置上。”
同事李玉强建议敬一丹，不如把这些信编成一本书。1998年，敬一丹出版了这本书，起名为《声音》，选登大约180封观众来信，她评论分析。出版社做版权登记，主管部门犹豫不定：这本书算什么类别？以前没有这样的书，它最后归为“新闻评论类”。
去各地书店签书，读者队伍里总有人送来新的信，里头总是投诉材料或采访线索。
敬一丹连续多年和新入台同事交流，她会告诉他们，这份职业里不仅有享受，更有承受甚至忍受。“这样的信长年累月地收，真的需要一种承受力。”
做完《声音》以后，敬一丹舒了一口气，仿佛写了封回信。不久后，她又收到一位大别山年轻人的信：“书中的来信，只是部分农民能够反映的。”
敬一丹曾设想，每隔五年或十年，可以出版《声音2》《声音3》……“连续下来，它不就是一种社会记录吗”。但她没有继续下去，信里反映的种种问题还在。
信件也明显减少了，言路变得多样，“有了那么多的网民，他们有了自我表达的可能，我们原来的代言意识，和人家对我们的代言期待就发生变化了，他自己发言了。”敬一丹说。央视东门的收信窗口后来也关闭了。
1997年，方宏进、敬一丹、罗京、方静（从左至右）主持香港回归特别报道，这是央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型直播，持续72小时。（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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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忘记我都不喜欢，所以我要记录”
尽管对传统信件有特殊感受，敬一丹对新出现的媒介形式也不排斥。
职业生涯尾声，敬一丹赶上了新媒体兴起。第一次在节目里说“请观众朋友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客户端”时，“有点新鲜和兴奋。”敬一丹对媒体回忆，“虽然我失去一点踏实和安全感，但是增加了‘后有来者’的那种兴奋。”
央视新媒体找主持人读诗，敬一丹主动说自己可以读节气。她选读了《微读节气》，书里是朱伟在微博中随节气变化发布的生活随笔。配音在央视老台一间机房里，责编李伟用手机录音，没有话筒、调音台。敬一丹反复问：行吗，真行吗？李伟只是笑笑，她分析那笑里的意思是：“大姐呀，这就是今天的话筒啊。”
去大学开讲座，敬一丹不解地问在场学生：既然你们不怎么看电视，都扑向新媒体了，为什么还愿意和一个曾经的电视人交流呢？一个新闻系男生回答：我们现在是都用数码了，可是我们要看到柯达胶卷的话，也会觉得很亲切的。“噢，原来我就是那柯达胶卷。”她说起这件事就乐。
刚退休那阵，总有人问敬一丹怎么应对新媒体。她一律回答：这事留给白岩松、劳春燕他们去操心吧。她说自己不拒绝其他表达方式，它们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每年记者节，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都召开论坛，敬一丹和白岩松常作为特聘研究员参加。2015年的论题是“风动心不动”。“这一听就是‘白氏’语言，白岩松的语言。‘风动’，媒体急剧变化，然后我们内心不动。”敬一丹解读道，“但是这个不动也得动。”
三年来，出版社安排的新书宣传里，敬一丹发现开始还有很多“传统媒体”，“短短三年，新媒体（变得）特别多”。近期，她录制了于地铁口播放的音频，参加了网络视频节目“一席”的演讲。“我原来孤陋寡闻，不知道‘一席’的读者是买票的。其实那是一种互相尊重的空间，台上人和台下人都特别专注。”她望着黑压压的观众，与面对话筒和镜头的感觉截然不同。
敬一丹一口气背出了自己在演讲中的一段话：
人会忘记的，记忆是自然的，它也会减退的。还有一种忘记是主动地忘，看到那些郁闷的事，痛感的事，有的人就会说：哎呀，过去就过去了，记它干吗？这两种忘记我都不喜欢，所以我要记录。
演讲从新闻实践谈到自己的家书，敬一丹认为有些事情从未改变。标题原先叫“记者的记”，自她的职业开头，最后改为“我就是想记录”。
在敬一丹的微博底下，仍有不少评论是伸冤投诉，“把这当成《焦点访谈》投诉站了。”不过，她退休后很少再用微博。
“还有很多抱怨是吗？”敬一丹向南方周末记者确认了两遍，她坦承现在感觉“不像当年那么强烈”，“手写的信就是不一样，让人更有面对面的气息的感觉；（网络）就是更加嘈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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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一丹：一个社会没有“眼睛”是不行的
2015年4月，敬一丹60岁，自中央电视台退休。她继续主持《感动中国》，今年受邀主持央视的季播节目《谢谢了，我的家》。到头来，她只离开了《焦点访谈》。
每日19点38分，无需看表，敬一丹会习惯性地打开电视，收看当天的《焦点访谈》。家里有四台收音机，卫生间、厨房……她常待的地方都有一台，通常调到“中国之声”。她手机里有五种新闻客户端，大多是主流媒体。
“一看新媒体已经一片喧哗，就特别留意那些主流媒体有没有说话，有时候会失语。”2018年8月1日，敬一丹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说道。
敬一丹与同事白岩松、方宏进。他们都曾主持过《焦点访谈》，这档电视节目创办于1994年，以“用事实说话”为方针推动社会进步。（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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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面对镜头之外的沉重，你知道吗？
南方周末：退休之后只离开了《焦点访谈》，你会不会遗憾？
敬一丹：我在一个栏目里待20年，也想体验一下别的样式。有时候做《焦点访谈》并不有趣，要比其他栏目经受更多压力。2001年我做《直播中国》，那是人文地理节目，经常到户外，今天到平遥，明天到龙井，后天到闽南，天南海北，过程很享受，那种文化类节目挺养人的。
做新闻舆论监督节目，有时候调动你全部承受能力。我在《焦点访谈》的时候曾经想，这个职业给我们带来什么。那时我连续几年和新入职的年轻同行做交流，就和他们讲，一个职业让你喜欢并且能干很久，其实有享受，有承受，甚至有忍受。我享受了《焦点访谈》在人们心中被信任，和良好的口碑。节目播出，你能看到挺有用的，它真在推进文明。
承受的是什么呢？比如《焦点访谈》的沉重。我所承受的还不仅仅是“短兵相接”的采访，一上班一桌子信写着“敬一丹收”，看第一封信，我想人家这么信任我，要想办法，第二封又是。长年累月，一个人承受托付，这是需要承受力的。
别人说，敬一丹你怎么在电视里一出现就皱眉头，出事了似的，你会笑吗？我说你们在屏幕上看到我的沉重，那只是你能看到的，我在面对镜头之外的沉重，你知道吗？你知道我刚刚看了什么样的观众来信吗？你知道我看了一上午观众来信的感受吗？人要是没有承受力，会变得极端，甚至很偏激，目光都变成灰色的了。
南方周末：忍受呢？
敬一丹：忍受的东西很多。你要想克服，也需要一种力量支撑。最后留下来的都有韧性，不光是职业理想；职业理想容易，韧性不容易。
南方周末：你主持《一丹话题》《焦点访谈》《东方时空》，刚好遇上1990年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期。除了一些大型直播，当时能感觉到见证历史吗？
敬一丹：我不仅是在大型直播里见证了历史，更是点点滴滴地见证历史，我们突破一个曾经的禁区时，真觉得就是在推进文明。《焦点访谈》就一点点突破，一寸一寸地开拓舆论监督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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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刺痛，是隐痛
南方周末：你说自己有点“温”，对《焦点访谈》来说不够“锐”。节目里的“短兵相接”，对于你是不是很不容易？
敬一丹：那是我的弱项。有性格方面的原因，一到特别“短兵相接”，需要（反应）很快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智力不够了。对复杂事情的迅速判断，尤其是头绪比较多的，我真的不如同事。让我自己觉得挺有享受感的（节目），就是那种稍微沉淀一点的，不是强烈冲突，但也有痛感。
南方周末：你因此自我怀疑过吗？
敬一丹：“锐”真的是因人而异，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你看白岩松，我真的很佩服他，他特别有度。我也挺有分寸感，但是比白岩松更保守一些。我有很多中年特点，他还是年轻人特点。
我不能变成那样的人，那我就做自己最适合的。比如在《我遇到你》里面，有一章全都说孩子。我写了我难忘的孩子，在这样的孩子身上，不会有那种“短兵相接”的尖锐，它带来的不是刺痛，是隐痛。
我采访艾滋孤儿，走到云南那个村落里，就有一种喘不上气的沉重。一进村你就发现气氛不一样，村头贴着防艾的各种宣传画和标语。走进一户人家，爸爸妈妈全是因艾滋去世的，一个姐姐带着一个弟弟。他们有没有明天不知道，我们再来的时候，这家人还会在吗？做这样的题目时，好像更让我觉得适合。
“顺应”“适合”这种词都特像中年人用的。但是，走过这么多年回头看，其实都是职业生涯中的关键词，你“顺应”，然后“适合”“韧性”。跟在校同学说，同学会说不够“锐”，不够酷，也没有光芒。
南方周末：他们会觉得这是一种妥协。
敬一丹：那不需要妥协吗？
南方周末：不妥协的话会发生什么？
敬一丹：那就是“过把瘾就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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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抱怨说明对你还有期待
南方周末：退休之后你考虑过教书吗？
敬一丹：我在北大开过口语传播课，还带艺术硕士的开题答辩，属于校外导师。口语传播给未来的同行讲，反过来的一课是给和媒体打交道的人讲，培训新闻发言人、提升媒体素养。这门课我讲得更多一点，他们好像特别有需求，不仅是新闻发言人，还有官员、企业家，团体的负责人。
白岩松经常建议我教书。他办的“东西联大”相当于新闻私塾，他想找到一种新的方式和学子交流，他说其实这事我最适合做了。我去听白岩松讲课，有几次学生的毕业典礼都参加了。他和学生这种密切的交流，我觉得做不到，我不能保持他那样的激情。白岩松差不多是我们新闻频道最忙的主持人了，每次定下来跟学生上课这一天是雷打不动的，东边西边地跑，完全是义务的。用白岩松自己说的话，这是一种长跑。我觉得没做好这种准备，跟白岩松说不行。所以，还是那种“顺应”：哪个学校说希望你来开课，我看我自己能承受的，那就好吧。
南方周末：近来存在关于调查记者的争议，媒体影响力似乎没有以前那么强了，你怎么看？
敬一丹：媒体整个格局发生变化的时候，那些曾经被期待的调查记者、调查性栏目，在很多事情上没有像当年那样，或者说是环境变化使它显得不像当年那样。有的单期《焦点访谈》，节目质量并不差，但是环境变了。当时我们《焦点访谈》做一期节目，一寸一寸开拓空间，一下子特别引人注目。现在做一个同样的节目，已经没有那样的效果了，为什么呢？现在已经不是“禁区”了，网友们、自媒体们早已经议论纷纷，甚至说得还要引人注目。老栏目、老调查记者也有一个面对新期待的问题，人家抱怨，说明对你还有期待。
南方周末：你现在看到新闻，还会有不吐不快的评论本能吗？
敬一丹：现在退休了看这些事，稍微拉开了点距离，但是依然有期望。我至少希望这些重大公共话题不缺位，不失声。我就不像“下班”的，还操那么多心。
前天我看到一个消息，山东要求省级新闻单位加大舆论监督力度。曹林写了一篇《很多地方开始尝到舆论监督凋零的恶果》。我已经离开了《焦点访谈》，现在让我再做舆论监督节目不太可能，尽管还做一些电视节目，但是不太可能做《焦点访谈》那样的节目了。可我的惯性还在，一看山东的那个消息，很认真地看了几遍。一个社会没有“眼睛”是不行的，《焦点访谈》的LOGO就是大眼睛。人们意识到有眼睛盯着你的时候，就会变得很规矩，一些放任的东西会收敛，就是建立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