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2年5月17日，纽约，纽约大学毕业生迎来毕业典礼。（视觉中国 / 图）
又到了每年的留学生申请季。据新东方发布的《2023中国留学白皮书》，本科及以下意向留学人群占比超五成。留学形势正在回暖。
与此同时，另外两份报告也值得关注。2023年9月25日，美国全国学生学历认证中心发布报告《读完大学》显示，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本科退学率高达25%。同月，宾夕法尼亚州教育咨询公司WholeRen发布了《2023 留美中国学生现状白皮书》，据统计，在美国被劝退的中国学生中有7成是本科生，过半学生在全美排名前50的学校就读，而被劝退的前两个原因分别是学术成绩不诚实和学习成绩不佳。
数据呈现的只是冰山一角，在看似遥远的美国教育体系里，的确有许多中国学生经历着光鲜印象之下的挣扎。美国雪城大学社会学教授马颖毅的著作《雄心勃勃与忧心忡忡：中国大学生在美国高等教育中的成功与挣扎》（Ambitious and Anxious, How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Succeed and Struggle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将在美中国留学生的状态描述为“志向和焦虑并存”。
她发现，不论是来自富裕家庭还是普通家庭，这些留学生在到美国之前就开始经历这种矛盾，且在进入大学后加剧。他们拥有远大的梦想，但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经历着学业和社交方面的挣扎，也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他们会担心自己毕业后能否赚到足够多的钱，让父母的教育投资取得回报。
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社会急剧发展的背景下。种种焦虑让他们不得不思考一个终极问题：到美国留学是否真的值得。
马颖毅调研的样本包括来自50所美国本科院校的507名中国留学生，均为90后，调研时间从2011年至2019年。该书获得2021年度美国比较与国际教育协会高等教育最佳图书奖、美国社会学协会布迪厄图书荣誉奖。近日，马颖毅接受了南方周末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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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留学生增加不是因为金融危机
南方周末：你是如何关注到美国本科教育里的中国留学生群体的？
马颖毅：我的研究始于2011年。那时美国各大高校刚开始有大量中国本科生出现。在此之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留学生大多在中国读研，到美国读博，或是在中国读完本科，到美国读研，像我本人就是这样。二十年前，我在中国获得学士学位后，第一次来到美国。
但到了2007年左右，大量学生在国内念完高中后就到美国来读本科，甚至有些直接到美国读高中。
区别在于，上一代留学生大多要么靠美国的奖学金读硕士博士，要么靠中国政府公派到美国留学。而我关注的这一代本科生，90%是完全自费。对州内学生而言，美国公立大学学费很便宜，但对留学生要额外收费，比州外学生还要高，私立大学收费就更高了。所以无论是申请公立还是私立大学，中国留学生的花费都很高。
这在我看来是一个崭新的现象，体现出中国社会中产阶层的崛起以及财富的积累。继而在研究过程中，我逐渐发现了这一代留学生身上这种志向和焦虑并存的二元性。无论是学业还是社交，还有对未来的规划，都体现出这种矛盾。
南方周末：现在市场上的留学中介会建议家长为孩子去美国留学准备一年一百万的巨额费用，相比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地区花费更高。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中国家庭愿意支付？
马颖毅：美国本科留学的费用成本相比其他地区可能是最高的，所以很多人误认为，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都是企业家的子女，但其实那样的人只是少数。
在社会学里，收入和财富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收入是你的工资，仅从收入来看，中国的中产阶层或许无力承担赴美的学费。但财富不一样，财富可以包括房产、股票等，在中国主要是房产。从2000年代开始，中国城市化发展迅猛，房市腾飞，许多并不算富裕的家庭也积累了一定的财富。
我收集到的样本中，有些父母是中学老师，有些甚至是基层工薪阶层。因为有房子，他们选择变现这个财富来支持孩子出国。
南方周末：美国大学的老师们怎么看这种变化？
马颖毅：我曾遇到一位普渡大学的行政官员，他说学校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出现了财政危机，恰好这个时候中国本科生来了，也有了支付高昂学费的能力。他形容这是一个“完美的婚姻”。我当时发现这是一个非常系统的现象，这背后不仅有双方的需求，于是开始着手研究。
南方周末：赴美本科留学生的增加是因为美国的金融危机吗？
马颖毅：很多人说中国留学生的增加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那时美国大学缺钱。但我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赴美留学生人数年增长率最高的年份是2007年，是在金融危机之前。所以并不是美国大学的需求导致中国留学生迅速增加，更多是因为中国中产及以上阶层对于子女教育的需求。
那时中国经历了经济发展迅速、中产阶级崛起，居民收入也迅速增加。我在书中提到的另一个因素是2006 到 2014 年人民币升值，到 2014 年，人民币升值了大约 37%，中国家庭的支付能力更强了。另一方面是中国的好大学仍然非常难进，而美国目前为止仍然是世界上好大学最聚集的地方，所以很多人来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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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阶段都有“志向和焦虑并存”
南方周末：你的研究是如何展开的？又是怎样观察到“志向和焦虑并存”的情况？
马颖毅：我的调查从2011年开始，最开始是用抽样法在线调查，再挑选出愿意参加深度访谈的学生。我们收到了来自50所院校的 507 份调查问卷，最终对65名2013年到2016年在美国读本科的中国留学生做了深度访谈。我让学生选择英语或中文，几乎每个人都说中文。之后三年，我在中国六个城市的九所高中进行了实地调查，还采访了一些学校辅导员、校长和老师。
我把他们的经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学生来美国之前，需要准备申请、考试、择校，整个过程充满焦虑，这很大程度来源于他们的抱负，因为他们就想进排名前30、前50的学校。
第二个阶段是选专业。要选一个满足自己兴趣又好找工作的，这里开始出现与父母的矛盾。在社交阶段也焦虑，中国学生很不熟悉美国学生的社交方式和娱乐方式，导致难以融入。很多学生出国的目的就是想接触多元文化，接触不同的圈子，所以这也带来很大的压力和落差感。
最后一个阶段是对未来的规划。我做调研的时候，就业市场还不像现在这样，但也有各种问题。比如想留在美国就有签证的问题，回中国又有难以融入国内圈子、如何使用国内社会资本以及择业的问题。他们也迫切希望自己的学历和经历能够获得满意的回报。
这三个阶段中都可以明显观察到这种“志向和焦虑并存”的二元性。
南方周末：相较于其他国家留学生而言，中国学生身上这种二元性会更突出吗？
马颖毅：任何一个留学生都会面临这种状态。具体到中国留学生，不少人家里卖房或借贷供养孩子留学，这一代又大多是独生子女，很多人需要回到父母身边。
当然从哲学的眼光来看待，志向本身就能产生焦虑。但中国留学生在这一点上更加突出，我在写作的过程中意识到，理解这一代留学生，其实非常重要的是理解他们背后的中国社会。
过去二十年，中国社会其实也是一种志向和焦虑并存的状态。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变化这么大，各个阶层的人都感受到很多变化，很多人实现了富裕，很多人有很大的抱负和野心。人们视野开阔，收入增加，同时也总在担心自己错失了什么机会，他们迫切希望获得国际视野，但这需要很多资源，人们也开始担心，自己的投资是否能获得足够的回报，这一切都带来焦虑。
来自这个环境的中国留学生自然也如此。而且留学生在任何社会里都不是一个随机的人群，他们都是有志向、有一定特权的一群人。在社会学上，流动人口相对不流动人口是更具野心和目标性的。留学生要读书拿学位，要见识更大的世界，他们甚至背负着整个家族的期待和目光，承载着社会变迁带来的压力和机会，机遇和挑战并存。
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教育变化相对没有那么大，主要还在于高考仍是指挥棒。中国孩子和美国孩子接受的中小学教育差异非常大，中国留学生是带着中国教育的烙印到美国的高等教育去的，这个变化本身也给他们带来很大的挑战。
总而言之，中国留学生可能在全世界留学生群体里面，或者说流动人口里，是最具备“志向和焦虑二元性”的群体。
左：《雄心勃勃与忧心忡忡：中国大学生在美国高等教育中的成功与挣扎》。右：美国雪城大学社会学教授马颖毅。（资料图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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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落差感”
南方周末：你在书中还提到，一些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后，会因学校在“村里”而震惊？
马颖毅：最有名的案例是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大家说它是一片玉米地。
这和中美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大学集中在大城市，而美国其实大城市没几个，但有很多大学城镇，就是在大农村建的学校。
每个州都有自己的旗舰学校，QS排名靠前的学校不一定在大城市里。当然大学排名是一个片面的、容易误导大家的信息。美国的大学非常多样，公立学校里有非常好的学术类院校，也有社区大学，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使命，它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优劣之分。
南方周末：为什么留学生那么看重大学排名？
马颖毅：一个原因在于，美国的招生制度很不一样，它不是只看分数，你都不知道分数会占有多大比例，没有办法定量地判断是10%，还是5%，还是90%，每个学校都不一样，每个专业也不一样，每个学校不同年份也不一样，没有人会告诉你。
美国学生也许因为这个学校的某项运动取得过很好的成绩、学校离家近，甚至风景好等各种五花八门的原因而选择。但中国学生不了解这些，大学排名就成为他们背负的压力和焦虑的其中一个来源。
南方周末：在你的访谈对象中，这种“落差感”还出现在哪些方面？
马颖毅：生活上的落差感，包括人际交往。他们此前可能认为美国人热情开放，后来才发现交朋友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比如，有些学生刚开始雄心勃勃，希望能交到很多美国朋友，但很快受挫。美国大学生非常重要的社交娱乐方式是周末聚会，聚会上很多人都要喝酒，同时玩一些喝酒游戏，比如在一个啤酒瓶上放个乒乓球，大家一起吹，球击中了谁，谁就喝酒。很多中国孩子没办法加入其中，很多人觉得喝酒游戏难以忍受。
很多人就觉得很挫败，回到中国学生的圈子。这个圈子的娱乐可能是大家一起吃饭，去KTV唱歌，女孩逛街，男孩打游戏。很多中国学生会觉得，我出国不应该还是跟中国人在一起玩，甚至他们的父母会督促他们交美国朋友，说“不交美国朋友的话，你英语都还不如出国以前”。
有一位中国留学生，英语说得非常好，性格外向，有很多美国朋友，大家都以为他是在美国长大的。但他融入美国大学生圈子后，挺失望，没有像此前想象的那样享受多元文化，所以又回到了中国人的圈子，在中国留学生群体里承担领导职务，主持春晚。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回归，出去转了一圈，想象破碎，再回来。在哲学意义上，这种回归是一个寻找自己的过程，尽管他表面上最后又回到中国学生当中，但他出来看过了、交往过了、感受过了不一样的世界，那和他当初没有走出去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南方周末：他们都是如何去适应这种“落差感”的？
马颖毅：这种落差感会影响他们对留学的满意度，会影响他们整个状态，包括学习、社交、日常生活等，其实是很难适应的。但时间本身能带来习惯，一直不习惯的学生有可能会选择离开，比如说有些学生本科学校在美国的大农村，那他们毕业以后，就会申请去纽约、波士顿之类的大城市读研究生。
总而言之还是要加深对自己和新环境的理解，留学之前，先了解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学校能够提供什么，尽量减少一些误解，才能减少之后因为误解带来的不满意和焦虑。
做一些准备工作对于适应环境很有好处，比如一位学生，家里条件比较好，父母在Twitter上给他找了一个美国朋友，专门陪他练口语、交流生活，还有一些学生会提前到美国学校附近适应环境。我还做了一些统计分析发现，多参加社团活动、参加学校组织等都可以提升学生的留学满意度。
南方周末：除了生活，留学生不在课堂上发言，难以很好地融入课堂和学术活动其实也一直是个问题。
马颖毅：他们可能非常想表达、想参与，但很难参与。这种求而不得的状况，其实带来很多心理负担。
关于课堂讨论我有切身体验。我经常上课让同学们讨论，讨论不完全是对英语交流的挑战，语言是最基本的门槛，很多英语很好的同学同样难以参与讨论。我的调研显示，60%的学生都认为自己的英语很好，但所有学生里只有20%-30%的同学认为自己经常上课发言。
是什么因素阻碍了他们？我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基本思维模式的差异，学生不能勇敢充分地表达自己。大多数中国课堂一直在寻求标准答案，学生总担心自己说出的话对不对。而美国大学课堂是开放式的讨论，没有正确答案，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差异。中国学生需要改变思维模式，才能够有效地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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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长避短，而不是补差补缺
南方周末：这本书2020年出版，之后这3年间，我们都经历了更多变化，你有没有观察到一些新的情况？
马颖毅：全世界的留学生在新冠疫情期间都很困难，旅行不便，远离家人，中国留学生应该说是处境更困难。我的基本结论没有改变，但这三年显然让“忧心忡忡”变严重了。
南方周末：怎么理解“忧心忡忡”？
马颖毅：具体的挑战是不确定性，这体现在留学生活的方方面面。航班什么时候能增加？回国能不能容易一些？学生签证、工作签证怎么这么难办？美国的政策、舆论趋势等，都会增加中国学生的心理压力。这都是10年前的中国学生所没有的压力。
另外，写这本书时，选择美国好像是非常一致的倾向，但现在有很多学生选择了欧洲、日本包括中国香港等，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改变。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在美的印度留学生已经超过了中国留学生。
南方周末：你如何看待留学低龄化的趋势？
马颖毅：越来越多家庭选择送年龄小的孩子去留学，这可能是出于结构性的原因。
在标准化考试的淘汰体系里，大多数人都不是优胜者。有一些学生虽然成为了优胜者，但在这种竞争的环境下，他没办法获得比较平衡的身心发展，或者他不开心。
所以很多家庭选择低龄留学，显然大家都知道是有风险的，相比于大学生而言风险更高，但他们分析了风险和回报之后觉得利大于弊，才会做出这种选择。
南方周末：你对于中国留学生和家长有什么建议？
马颖毅：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多去了解自己。比如通过父母、朋友，或者通过参与各种活动去更全面地认识自己。留学其实只是打开了一个窗口，来了以后要做出很多选择，包括选什么课、参加什么样的社团、选择怎样的未来道路等等。
美国高等教育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提供了很多选择。一个人要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自我认知。所以要了解自己，了解自己优势是什么，弱点是什么，对哪些东西有热情，哪些能力是培养不出来的。一个人不可能擅长所有的东西，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是，要做自己擅长和感兴趣的事情。
如果不够了解自己的话也没有关系，我觉得这是一辈子的功课。但是学生现在要有这种意识，从现在就开始关注自己的兴趣特长，扬长避短，而不是去补差补缺。我觉得学生和家长都需要做出思维上的调整。
文｜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南方周末实习生 李雅祺
责任编辑｜吴筱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