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6年3月26日，江西南昌青山墓园，家属、医学生代表等参加江西省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者清明缅怀追思活动。(视觉中国/图)

　　登记仅是表达捐献意愿，无法保证一定接收。登记多年、临终或逝后被拒时，难免产生强烈被辜负感。遗体捐献总体紧缺，但部分医学院校出现饱和甚至拒收。不允许遗体跨区域转运，导致接收积极性下降。“家属最大的担忧，就是遗体没有被尊重，没有被好好使用，没有达成他生前希望帮助大家的心愿。”

　　“赣南医科大学的学生会见到我爸爸吗？他去做‘大体老师’了。”

　　2026年春天，江西赣州的张全茜在社交平台寻找着父亲的痕迹。上一个冬季，在赣州市红十字会办公室，她签下了父亲遗体捐献的确认书。

　　张全茜的父亲张路，去世时五十多岁，患肝癌晚期。他生前最后一份工作是保安，早年收过废品。在病房里，父女俩讨论起身后事。父亲明确表示，不需要花钱买墓地、办葬礼。张全茜提出把骨灰带到她工作的重庆，父亲拒绝了，说生前都没离开过家，走后也不想离家太远。张全茜又提议，把骨灰撒到家乡的一条河里，父亲也拒绝了，说他怕冷，不喜欢在水里。

　　最后，父亲主动提出，让女儿帮他办遗体捐献。他对女儿说，自己活着没能力帮别人，去世后身体能帮医学生，算是积德。

　　张全茜同意了。她从此开始担忧，父亲的决定会不会被辜负。

　　“大体老师”是医学界对遗体捐献者的尊称。2026年10月，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一名新生在解剖实验课后，对“大体老师”头骨标本进行摆拍并在朋友圈发布，造成不良影响。该院事后通报称，对此行为零容忍，已处分涉事学生。“大体老师是无言良师、大爱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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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登记，接收不易

　　2025年“十一”假期，张全茜回赣州探亲。在病房里，她用父亲的手机搜索捐献流程，在线上完成了遗体捐献志愿登记，收到实体登记卡。

　　父亲反复追问后续手续。红十字会座机在假期无人接听，张全茜在公众号上找到一位工作人员留下的私人号码，问清了流程。工作人员口头告知，离世后立刻联系，需要直系亲属同意签字，遗体大概率分配至附近医学院校，并介绍了遗体的后续用途。

　　“我比较希望，在填完网上登记、领到实体卡之后，有一个当地的工作人员来联系我，告诉我下一步该怎么走。”张全茜说，“而不是要我自己去寻找联系方式。”

　　张全茜的期待，指向的是登记方与接收方之间的认知落差。2026年9月，湖北黄石一位逝者家属向媒体反映，家人多年前在红十字会登记遗体捐献并获颁实体登记卡，离世后联系接收时被黄石市红十字会告知“名额已满”。 

　　据澎湃新闻报道，黄石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称，黄石市遗体捐献的接收对象是武汉市各所大学的医学院，“目前确实存在饱和情况”。武汉大学泰康医学院随后回应，遗体接收由红十字会统一调配，主要用于解剖教学，“目前库满”。 

　　湖北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中心在上述报道中解释，遗体捐献意愿登记没有法律效力，需与家属再次确认。不主动告知接收池已满，是为避免造成“让在世者联想到死亡”的误会。家属则表示，困难可以理解，“不理解的是没有提前告知”。

　　在江浙地区某高校遗体捐献中心负责人刘子安（化名）看来，线上登记和实体卡大多只确认志愿已登记，未醒目标注“受接收能力限制、无法保证一定接收”，容易让登记者误以为登记即锁定名额。但登记仅是意愿表达，不具法律效力，最终仍需家属书面确认，公众普遍缺乏这一认知，导致登记多年、临终或逝后被拒时产生强烈被辜负感。

　　刘子安将“登记意愿不等于最终落地”视为遗体捐献事业的核心瓶颈之一。登记者去世后，需要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全部书面同意，才能完成接收，“只要其中一人不同意，就不能捐献”。他在一线遇到最多的卡点，就是家属意见不一致。传统观念束缚、不了解遗体捐献流程、担心遗体得不到尊重，是家属的主要顾虑。“很多人完成线上登记，但生前没有和全部直系亲属达成共识。”

　　张全茜也在家属签字环节颇为费心。父亲离世前半个月，奶奶遭遇车祸，刚出ICU，无法到场签字。按规定不能代签，需要奶奶按手印、手持同意书拍照。奶奶认知受损，误以为是孙女相关的申请书，笑着签字拍照。

　　至今家人仍对奶奶隐瞒儿子的死讯。“她到现在还会问我有没有跟我爸联系，问我爸去哪里了。”张全茜说，她只能回答父亲在上班，或者跟她到重庆来了。

　　叔叔传统观念重，坚持入土为安，一开始强烈反对。病房里，父亲和叔叔聊了一整夜，最终获得支持。

　　2026年清明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打电话邀请张全茜参加捐献者纪念仪式，她因工作在重庆没能到场。父亲去世后，遗体被接走，她没有去接收站见父亲最后一面。叔叔拍了照片发给她，父亲因黄疸严重，面容变化很大。她选择保留记忆里的样子。

张全茜幼时与父亲张路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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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紧缺，局部饱和

　　登记之后能否落地，还取决于家属之外的多个环节。

　　一位长期参与遗体捐献协调工作的人士说，只要家属配合，团队会尽全力落实捐献志愿者的遗愿。“只要有一线可能，我们一定帮他完成心愿。”但接收容量、车辆政策、殡葬管理、跨区域审批等因素都可能影响捐献意愿的达成。

　　她提到，即便完成了登记，也有几种情况是捐不成的。刑事案件，公安部门不允许捐献；遗体已经腐败变质，或生前患甲类传染病，遗体必须立即火化处置。

　　有些捐献者的心愿，是将遗体捐献给特定单位。刘子安所在的城市，通过地方条例规范遗体捐献，当地遗体捐献中心建立了涵盖接待办理、接收遗体、遗容整理、遗体修复、缅怀仪式、回访慰问、骨灰送还的完整流程。本地捐献者定向捐赠给医学院的占比超过九成。刘子安说，这反映出当地民众对提升本土医学教育质量的期待。

　　但有些定向捐赠基于现实障碍无法实现。上述协调员曾协调一位老人的遗体捐献，家属希望捐到外地某市，但最终被告知，遗体必须由殡仪馆车辆接运，而殡仪馆车辆按公务车管理不能出市出省。最终，老人的心愿无法实现。

　　新修订的《殡葬管理条例》在2026年3月施行，第二十九条规定，遗体应当就地、就近在殡仪馆火化；确需跨区域运输的，丧属应当凭运输目的地民政部门出具的遗体接收证明联络殡仪馆运输遗体。

　　上述黄石案例中，跨区域调配被作为解决方案提出。据澎湃新闻报道，湖北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因《殡葬管理条例》规定跨区域转运遗体需出具证明，“此前也在协调转运相关事宜”，目前确认可将捐献者遗体协调转运至荆门市。

　　案例背后的“遗体捐献名额已满”引起关注。但上述协调员说，全国遗体捐献总体紧缺，自己所在地区整体遗体捐献处于供不应求状态，她预计二三十年之内都不会出现供过于求、冷库饱和的局面。

　　她分析，少数知名院校出现捐献扎堆饱和，原因在于老百姓认准知名医学院，登记捐献时会优先点名捐给名气大的机构，不会考虑区域供需分布。

　　据刘子安观察，位于发达城市的传统名牌医科大学，招生规模增加不多，而每年接收捐献遗体的数量还在攀升，部分院校接收饱和甚至拒收。解剖名额、冷藏及排期有限，接收站饱和后即无法接收，出现“有卡无位”的情况。

　　他提到，有些传统名牌医科大学常年存有近千具遗体，过去可以跨区域支援其他医学院校，但依据现有条例规定，不允许捐献遗体跨区域转运，导致这些接收站出现冗余，接收积极性下降。

　　刘子安还提到一个值得注意的数据，江浙地区一家眼科医院每年接收的角膜捐献近100例，而其中愿意同时进行角膜和遗体捐献的不足30例。他觉得，角膜捐献与遗体捐献之间本可以形成联动，若能在政府层面对二者进行有效协调，让更多角膜捐献者同时志愿捐献遗体，就有可能满足医学院校的实验教学需求。

　　截至2026年，国内志愿登记捐献遗体、器官的人数已超739万（不等于实际捐献数）。2025年全国实现遗体、器官捐献6931例。

张路的遗体捐献志愿登记网络页面和遗体捐献证明。(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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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体解剖，桥梁课程

　　遗体捐献对医学院意味着什么？

　　深圳大学医学部解剖学系副教授王军说，解剖学按照现代医学体系主要分为两门课程。一门是系统解剖学，按人体功能把人分为运动、消化、呼吸、神经等系统，主要通过标本辨识来学习，几乎所有学医的人都要上这门课。另一门是局部解剖学，不按功能分，而按人体部位分，头颈、背、胸、腹、盆、四肢，学生要在一具遗体上从浅到深逐层解剖，看清重要血管和神经的比邻关系。

　　王军说，系统解剖学受遗体数量影响相对有限，真正受影响最大的是局部解剖学。这门课通常在临床医学专业大三开设，是基础医学向临床医学过渡的桥梁课程。学生前两年半学解剖、生理、病理等基础课，之后进入桥梁课程，开始向临床过渡，“所有外科手术都以手术干预为主，手术对人体结构的认知非常重要”。

　　目前的虚拟现实技术无法替代真实的遗体。他向南方周末记者感叹，现在医院外科越分越细，胸外科、腹部外科之下又有肝胆外科、胃肠外科、甲状腺乳腺外科、脊柱外科，这些专科都建立在局部解剖的基础上。学生在局部解剖课上没有足够的机会亲手操作，等到临床上真正面对病人，就“无法下手”。

　　深大医学部与深圳市红十字会2008年合作成立遗体捐献接收中心后，王军是最早参与接收工作的教师之一。他还记得深大医学部接收第一具遗体时的窘迫。捐献者在北大深圳医院去世，医院不负责接运，他们对路途不熟，也没有车辆，最后靠兄弟院校派人派车才把遗体拉回来。

　　王军说，遗体往往涉及角膜捐献，人去世后数小时内需要取出角膜，普通车辆不行，必须是专用车辆。殡葬车辆管理严格，他们跑公安部门、卫健部门、民政部门办手续，购置专用车辆，才把接运环节跑通。

　　中心成立至今，深大医学部已接收近800具遗体，支撑起年均700学时的解剖教学。为妥善保存遗体，医学部设有100个冰柜，刘子安说，遗体捐赠者在过世8小时内，会急速冷冻到零下30至60摄氏度保存，教学使用时再复温到4摄氏度。

　　王军说，遗体经防腐处理后可以长期保存，教学使用是持续消耗的过程。“理论上只要捐赠给我们，我们就会妥善安置，不会拒绝。”

　　从全国来看，用于医学教学的遗体整体紧缺，且缺口不小。王军了解到，很多院校二三十人使用一具遗体，学生动手机会极少。深大医学部早年五六个学生一组，现在也紧张到八到十个学生共用一具。

　　刘子安说，自己所在的遗体捐献中心年均接收捐献遗体30具左右，随着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专业本科及研究生招生规模快速增长，按照12人一具“大体老师”的实验教学要求，每年教学实操缺口在30至60具。

　　行业一般认为，平均一具遗体供6至8人实地解剖学习为宜，而他们目前是16至18名学生共用一具。“不是捐献增长不够快，而是供给增速跟不上医学教育扩张带来的需求增长。”

　　2017年9月19日，山东青岛一所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大三学生，上了入学以来第一堂局部解剖课。上课前，同学们向“大体老师”默哀1分钟，集体鞠躬。(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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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生死，延续生命

　　父亲被接走之后，张全茜能做的只剩一件事，确认父亲没有被辜负。

　　她发帖问赣南医科大学的学生会不会见到自己的父亲，是因为自己没有见父亲最后一面，想寻找父亲的痕迹。她说，这有点像问别人有没有在路上偶遇过父亲，“好像给我一种他还在的感觉”。

　　医学生们在她的帖子下留言，讲述“大体老师”的贡献与意义。有医学生说，他们上第一节解剖课之前，会先举行遗体悼念仪式，解剖过程中有老师全程关注，确保学生认真对待“大体老师”。“感谢您父亲对医学事业的贡献，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也有医学生向她承诺，会带着敬畏与感激，认真上好每一节解剖课，将“大体老师”教给他们的知识，未来都用在治病救人上。

　　张全茜说，看到评论时她想哭。她想象中的告别场景是庄严神圣的，父亲平躺着，学生们围在身前站成一排，向他鞠躬，每个人都表情严肃。“家属最大的担忧，就是遗体没有被尊重，没有被好好使用，没有达成他生前希望帮助大家的那种心愿。”这些留言打消了她的顾虑，也宽慰了她。

　　她说，父亲生前性格内向，朋友少，早年以收废品谋生，遭受过轻视。去世后，一届届陌生医学生会感念他、纪念他，这给了父亲生前很难得到的尊重，“他的生命在某种意义上得到了一种延续，世界上有更多的人跟我一起记得他”。

　　张全茜对“尊重”有具体的定义：怀着一颗敬畏的心，按照课堂规范去操作，从父亲身上学到一些东西，“这样就够了”。这个标准看似不高，却并非每一名医学生都能做到。

　　“敬畏生命、心怀仁爱是学医之本。”2026年10月，长沙的医学院新生对“大体老师”头骨标本进行摆拍后，涉事院校通报称，将进一步加强全体医学生医学伦理教育，“坚决守护医者初心与生命尊严”。

　　王军指出，医学教育是一个美和善的循环。解剖学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可以让大家深度理解生死的本质。“无论多好、多高明的医生，成长都离不开捐献者的奉献。”

　　他所在的深大医学部还创立了“无语体师”公开课，邀请捐献者家属到学校与学生面对面交流，讲述捐献者生前的喜怒哀乐和捐献的心路历程。王军说，每个捐献者都有一个故事，每一例都非常感人。深大医学部楼下还悬挂着一块感恩匾牌，上面刻着：“逝而不已，体师永志。谨向献身于人类医学事业的遗体捐献者致敬。”

　　山东淄博一位网名为“阳阳”的女士和丈夫多年前登记了遗体与眼角膜捐献。2025年7月，丈夫因病离世，红十字会派人到现场办理确认书。眼角膜当场摘取，家属回避。告别仪式结束后，丈夫的遗体由儿子和兄弟们抬上救护车。

　　“阳阳”说，丈夫经历了反复治疗、大把吃药，“那种无奈无助悲怆悲凉、对健康的渴望，以及整个家庭遭受的苦难，无以言说”。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无偿捐献遗体是自己和丈夫的愿望，“希望给同样经历病痛的人一份希望”。

　　在张全茜的回忆里，父亲沉默勤劳。她隐隐觉得，父亲生前作出的决定，还有一层没说出口的意思：她在重庆，他在江西，遗体捐出去，女儿不用每年回乡祭拜，也不用买墓地、办葬礼。“他一生都没有给自己留下什么，但是把能给的都给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