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局及其下属事业单位的角色应从管理者向服务者转变，管办分离，该放权就放权，该脱钩就脱钩，把纳税人的钱集中用在改善基础设施、发展全民体育运动上来，激发大众体育热忱，厚植民间体育文化，让民间机构自己做主，让市场来判断选择，让运动员既能享受体育乐趣，又能保障个人权益。

　　喧腾月余的“亚运冠军举报训练基地主任”事件有了新的进展。2026年1月10日，云南省体育局发布情况通报表示，运动员王某实名举报某训练基地主任范某某的内容“情况基本属实”。体育局党组经研究决定，对范某某作出免职处理，相关部门已经对其立案调查。体育局也将做好运动员王某保障工作，开展运动队专项整治，全面加强纪律作风建设，健全运动队管理制度，完善权益保障机制。

　　事件始于2025年12月11日，中国皮划艇/龙舟运动员、杭州亚运会“三金”得主王莉在短视频平台实名举报云南省松茂体育训练基地负责人范某某，称其存在不当体罚、索要15万元国家奖金未果之后对她实施报复，“恶意边缘化、禁止训练、擅自上报退役材料”等行为，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如今，云南体育局的一纸通报证实，王莉的举报“基本属实”。

　　从举报内容来看，范某某索要奖金未果之后的报复手段堪称“稳准狠”：先是恶意边缘化王莉、禁止王莉训练，继而擅自提交王莉的退役材料，向上级谎称王莉有伤病无法训练。值得追问的是，王莉举报的其他问题如体罚队员、猥亵女队员、吃空饷等问题，都是后续调查需要弄清楚的。从目前来看，范某某涉嫌违反多项法律法规，甚至涉嫌犯罪，应予进一步追究责任。

　　运动员在赛场上摘金夺银，却在后方训练基地遭遇“吃拿卡要”，这类“阳光下的罪恶”暴露了当前体育领域的一大痼疾：长官意志严重，领导大权独揽，对运动员有着堪称“生杀予夺”的权力。在2006年的田径界“王德显事件”中，队员们指控国家田径集训队主教练王德显侵占运动员工资及奖金，还有殴打队员、逼迫队员服药等劣迹，最终王德显被罚款、免职、终身禁赛。

　　在这起事件中，范某某的发言也让外界为之咋舌，“你们的饭碗是我给的，工资是我发的，退役安置由我决定，我能给你们一切，也能收回一切”。字里行间给人的“压迫感”浓重，仿佛这是一名前现代社会的工头，抑或是挥舞着鞭子的奴隶主，对队员具备人身控制、资源控制的无上大权。问题逼到这一步，就不得不令人思考，当下体育领域的系统性问题了。

　　公开资料显示，云南省松茂体育训练基地成立于1993年，属于云南省体育局的直属事业单位。该基地曾培养出东京奥运会银牌与巴黎奥运会金牌得主，基地专注于水上运动项目（如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些运动项目属于小众项目，本身依赖财政拨款。

　　近年来，体育界反腐风暴一再刮起，让外界惊呼“靠体育吃体育”腐败的严重程度。官员/教练把持人事与财务，一切以国际大赛冲金为政绩依归，在运动队这个组织内部持续制造“熵增”：官员/教练的权力越大，职责反而越小；运动员任其生杀予夺，权力很小，职责却是很大。在“权力、利益矩阵”格局里，权责出现了严重不对等，分配制度严重不公。

　　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当然是要在内部继续改革，“健全运动队管理制度，完善权益保障机制”，规范化奖金收入的分配制度，建立权责对等的健康培养体系，避免下一个王莉被吃拿卡要。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变革体育管理体制机制，让这些运动项目逐渐不再依赖财政拨款，而是由民间自发组成协会、自负盈亏、自行组织比赛，不再让“饭碗，工资、退役安置”由官员/教练来生杀予夺、一言而决。

　　事实上，在市场化机制越完善的运动项目如足球、篮球、网球，运动员、运动队与教练之间的关系越平等。他们之间是双向选择关系，彼此是以平等主体的身份来签署合同、明确权责。以女子网球为例，从李娜到郑钦文等人的“单飞”模式让运动员与教练团队之间相互成全，双方也不存在谁掌握了谁的“饭碗、工资与退役安置”的问题，而是有明确的商业合同来划分权责、分配利益，出现纠纷也可按合同办事。

　　这些项目本身具备足够多的商业价值，蛋糕做大也就可以更好地分配蛋糕。而如果是商业价值不显、市场化程度不高的体育项目，本身的运营都需要财政补贴，投入与回报的反馈链条太长，这就容易落入某种“分肥机制”，以至于官员/教练连运动员的奖金也要分一杯羹。范某某本人也是教练，他的行为高度显示出“向下滥权，向上卸责”的组织行为学机制，就是明证。

　　这起事件与近年的体坛贪腐丑闻也显示，是时候大力改革了。体育局及其下属事业单位的角色应从管理者向服务者转变，管办分离，该放权就放权，该脱钩就脱钩，把纳税人的钱集中用在改善基础设施、发展全民体育运动上来，激发大众体育热忱，厚植民间体育文化，让民间机构自己做主，让市场来判断选择，让运动员既能享受体育乐趣，又能保障个人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