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26年9月1日,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参访活动在广州市开展。参访嘉宾在体验新能源汽车。(视觉中国/图)
在亚太地区,能源转型首先是一本家庭账本。中国新能源汽车自身的成本优势,正在转化为用户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购车实惠,“领跑”这场广泛深入的绿色能源转型。
中国新能源车产业链在亚太地区的发展,需要从造车、卖车,延伸至撬动整个能源系统的变化:上半场,是把电车卖出去;下半场,则要把绿色能源体系建起来。
泰国曼谷南部一百多公里外,一位榴莲园农场主在纪录片镜头前算过一笔账:开燃油皮卡跑两百多公里,要加1300泰铢柴油;换成一款中国产的电动皮卡,电费只要400泰铢。
他家一棵新种下的榴莲树,首次结果至少需五年,“一辆电动皮卡至少能开八年,等到榴莲成熟时,也能用它装运,省很多钱”。他下定决心换车了。
在亚太地区,能源转型首先是一本家庭账本。中国新能源汽车自身的成本优势,正在转化为用户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购车实惠,“领跑”这场广泛深入的绿色能源转型。
据国际能源署(IEA)统计,2025年,中国车企贡献了全球电动汽车销量的60%;在东南亚,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在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占当地销量七成以上;中国车企超过一半的海外汽车制造产能,也集中在了这里。
但这一优势不能只体现在出口数字上。卖车之后,充电桩怎么建?电网怎么适配?能否充上绿电?标准法规怎么确定?这些配套问题,才是新能源汽车在亚太能否真正落地的关键。
2026年9月11日发布的《2026年APEC能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提及,随着电动汽车等新兴业态快速发展,区域能源需求持续增长,可再生能源占比提升,也正改变电力系统的结构与运行方式。会议鼓励各经济体探索新型电力系统发展路径,统筹可靠电源,灵活调节资源与储能,保障电网稳定运行。
也就是说,中国新能源车产业链在亚太地区的发展,需要从造车、卖车,延伸至撬动整个能源系统的变化:上半场,是把电车卖出去;下半场,则要把绿色能源体系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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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卖出去”到“扎下根”
2024年6月,落地泰国曼谷后,孙方圆(笔名“一苒”)发现到处都能看到中国车企的广告。孙方圆是一名汽车行业顾问,曾长期在传统车企和电动车企工作,亲历中国新能源汽车从政策扶持走向规模化消费的完整过程。
2022年底,中国汽车出口量首次跃居世界第二,那时起,孙方圆开始前往世界各地记录中国新能源车出海的过程。2024年,他把镜头带到了东南亚。
在机场,用叫车软件能打到广汽埃安的电动汽车。高速公路沿途,左边是奢侈品牌 LV,右边是哪吒。一路上,比亚迪、广汽埃安、上汽名爵接连出现,广告牌写着“2023年世界第一销量”“100万用户的信赖”。
这不只是几个广告牌的故事。孙方圆在泰国东部经济走廊(EEC)一处大型工业园区听到更直观的判断:中国历史性地成为泰国第一大投资来源国,“很多地都被买光了,现在一地难求”。
泰国被称为“东方底特律”,日本车企在这里经营数十年,中国汽车属于后来者。2024年曼谷国际车展,38个参展汽车品牌中,有11个中国或中资品牌——五年前,这个数字是1。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在泰投资申请额及获批额均居首位。次年比亚迪、广汽埃安的泰国工厂相继投产。
按照泰国已提出的“30@30”目标:到2030年,零排放汽车占全国汽车产量至少30%。最新电动车激励政策还规定,2027年“每进口一台车,本土就要生产三台车辆”。
类似变化也发生在其他东南亚国家。当地产业政策推动供应链向本地倾斜,中国车企就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当地企业合作,布局整车生产、零部件和电池产业链。
“我们走到全球去的时候,实际上就间接带动了全球。”孙方圆说。
广汽国际总经理卫海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广汽在东南亚正在从“产品输出”转向“体系化出海”,比如在泰国,已建立了集制造、电池、能源运营于一体的全链条绿色样板,包括“光储充一体化”能源综合利用工厂等。
“中国电车出海,不是把车卖到海外就结束了。”孙方圆说,从“卖出去”到“扎下根”,整车后面还要跟着生产基地、经销服务、充电设施、能源系统,几乎是一整条产业链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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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东南亚?
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交界的东南亚,连接亚洲和大洋洲,拥有7亿人口。
在孙方圆看来,东南亚发展电动车有天然优势:这里气候湿热,电池较少面临低温续航衰减;国家分散、国土面积小、边境大多不互通,日常出行距离有限。“电车的续航短板,在东南亚被地理和气候抹平了一部分。”
两年过去,东南亚电动车市场继续扩张。国际能源署(IEA)《全球电动汽车展望2026》显示,2025年,全球每售出四辆新乘用车,就有一辆是电动车(纯电动+插电混合动力)。东南亚作为新兴市场,电动车销量同比翻倍,突破50万辆,接近区域新车销量的五分之一。中国电动车是这一增长的主力军。

2025年,全球电动车渗透率超10%的国家中,挪威渗透率遥遥领先,中国每年新售电动乘用车已超过燃油车,越南、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五年内增长迅速。(IEA《全球电动汽车展望2026》/ 图)
此外,近年来东南亚地区整体的电动汽车总量增长势头猛,也与当地政府减少石油依赖、发展本土汽车产业的考量密不可分。
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ICCT)报告指出,印尼汽车行业约支撑150万个就业岗位、贡献8%的GDP,2025年化石燃料补贴占国家财政支出的5%。对一辆性能和用途相当的传统燃油车,政府需承担的燃油补贴支出,可能高达电动车电力补偿成本的10倍。
IEA亦提及,2022年以来,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陆续通过税费优惠推动电动车普及,2026年中东冲突引发的新一轮能源危机,进一步凸显减少石油依赖的重要性。3月起,缅甸因燃油供应紧张,对私人燃油汽车实施单双号限行,电动车则获豁免。
ICCT中国项目主任何卉看好东南亚交通电动化的潜力,不过她也强调,具体路径需要结合当地的消费习惯、政策议程因地制宜。
在印尼等国家,摩托车是许多居民的主要交通工具,二、三轮车保有量大,属于“国民车辆”,电动化技术相对成熟、转型成本低,可能成为优先推进领域。何卉特别提到货运车辆:柴油货车排放的空气污染物关系到公众健康,减少此类车辆排放,更容易进入政府政策议程。
泰国拥有庞大的传统皮卡市场,但燃油皮卡销量正在下滑。泰国工业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9月,尽管纯电动皮卡仍是少数,销量却达到上年同期4倍多,单月产量为去年同期近10倍。
“ICCT肯定会把目光投向东南亚,(因为他们的)动能实在太强了。”何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一些国家和中国已经有了很好的贸易桥梁,加上背靠中国的供应链,潜在的减排比例占全球的比例,未来十年会相当高,会异军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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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车、卖桩、“做毛细血管”
整车出海了,只是第一步。当地消费者买了电动车,能充上电吗?
2024年在泰国,从曼谷租纯电车自驾南下普吉岛,孙方圆感受到强烈的充电焦虑。
“曼谷和曼谷之外的泰国是两个世界。”孙方圆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越往南走,充电桩越稀疏。有两次,他们的电车剩余电量不到10% ,才惊险地充上电,“一路上,不断祈祷下一个服务区有充电桩。”800公里旅程,早上7:30出发,午夜才抵达目的地。
泰国的充电设施正在增加,但电动车增长得更快。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2025年,泰国公共充电接口数量已接近1.2万个,每个公共充电接口对应的在用电动轻型汽车,从2024年的19辆增加到2025年的30辆。
“没有足够的车跑起来,做桩的人根本就没有意愿投。”孙方圆认为,汽车销售与充电网络建设之间,难免经历一段供需紧张的时期。早期充电桩功率低、充电慢,汽车自身快充能力也有限,后进入市场的国家,反而可以直接采用功率更高的新设备。
据何卉观察,充电设施出海,目前大致有两种方式。出售充电设备、软件及技术服务,或者与当地企业共同投资、建设、持有和运营充电设施,深度参与海外市场运作。
“在泰国开车,去PTT(泰国国家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充电,背后的设备说不定就是中国公司的。”孙方圆打了个比方,“作为设备输出商、技术输出商,在中国练好‘武功’,把设备和技术卖给你。”
中汽数据有限公司商用车研究室主任吕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国充电产业链出海近两年确有加快,但整体仍处早期。出海路径仍以整车企业带动为主,业务链条已从设备硬件出口,延伸至工程总包、场站设计与建设。
本地化是绕不开的一关。他介绍,东南亚主流采用CCS2直流+Type2交流体系,和国内GB/T标准不兼容,设备需要调整接口并满足当地准入要求。
“独立承担大规模公共充电网络运营的中国企业仍较少,主要受土地、电力报批、外资准入等约束。”吕旺说。
广汽正在泰国推进“百城千桩”计划,预计到2027年前建成1000桩超级充电网络。卫海岗表示,海外建网最大难点在于各国电网条件与充电标准差异,“我们的做法是让设备适配当地,联合当地运营商,让补能网络融入当地能源规划”。
吕旺也观察到,目前中国企业通常与当地电力或能源企业合作组建联合体,当地伙伴负责电网接入、土地与审批,降低合规风险。
而孙方圆将运维团队本地化的策略称为“做毛细血管”。
“你是否亲近当地市场?能不能地推?有没有大量的地面服务人员?能不能持续在当地管理和运营这些资产,确保它不被风吹日晒搞坏了?”孙方圆说。
设备和技术是标准品,资产、平台和服务是本地化的深水区。充电桩就像插进当地能源体系的一个插座——接得上,车才真正跑得远。
孙方圆认为,如果中国企业进一步成为资产、平台和服务运营者,“那么,你还得有相当大的本地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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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电动车用上“绿电”
与东南亚电动车行业的关注点相比,在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渗透率、年产量均位居全国前列的深圳,人们开始关注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越来越广泛覆盖各类应用场景的新能源汽车,能不能更加深入地撬动能源结构转型?
“没有尾气排放,不等于没有上游排放。”何卉提到,电动车的减排效果,还取决于电力生产、输送过程中的碳排放,同样是充电,使用煤电与风电,产生的碳排放可能相差十倍。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碳中和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冯威也给出了类似判断:若完全使用火电,电动车运行阶段电力产生的碳排放,几乎与燃油车接近。
电动车充上的电,是否可能进一步明确来源于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
2025年8月,深圳在全国率先推出“绿车充绿电”服务。首批11座绿电场站通过绿电交易等方式100%供应绿电;车主累计满1000度后,可免费申领国家核发的个人专属绿证。截至采访时,参与服务的场站已增至14座,带动超10万名车主消费绿电超2300万千瓦时。
2026年10月,南方周末记者走访了深圳莲花山超级充电站,这里也是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以下简称“深圳供电局”)推出的第一批绿电示范站。

2026年10月,深圳莲花山超级充电站。(受访者供图)
场站距离福田核心商务区直线约三公里,周边车流、人流密集。2024年改造后,如今3000多平方米场站有46个充电车位,充电桩最高功率从60千瓦提高至600千瓦。
一位山东籍出租车司机向南方周末记者展示了充电小程序,界面上能看见碳积分、累计充电、碳减排、绿电电量四栏数字。他已经积累了大量绿色电力消费记录。

消费者可以在小程序上,清晰看到自己的绿色电力消费记录。(南方周末记者 陈杨/图)
按照计划,深圳已将绿电场站扩至20座,未来还希望将绿证消费延伸至更多日常生活场景,并探索与其他第三方平台的公益项目合作等。
深圳是典型的受端电网,约三分之二的电力来自外地,包括西电东送输入的清洁电力。
绿证提供了来自发电侧的确认方式。深圳供电局绿证绿电管理技术专家张效声介绍,绿证记录具体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他们采购绿证时还会兼顾项目多元属性——一张绿证,有时可能来自广西一所希望小学的屋顶光伏。
“大电网物理上无法按路径区分每一度电的来源,但绿证具有唯一编码,区块链防伪,通过交易、核销完成全生命周期管理。”南方电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深圳事业部副总经理彭科解释,这是经绿证核销机制确认的“确权意义上的来源”。
绿证不是免费的。一张绿证对应1000度电,价格5—6元,折合每度电约6厘,约占充电服务费的3%。对于利润率只有四五个百分点的充电场站,这也是一笔成本。
“不能光做慈善,更想实现充电和环保的有效循环。”深圳供电局市场部开发及综合管理经理沈赛说。于是有了“2.0版本”:用户还可以平价购买绿证,同时获得充电折扣券,运营方收益来自增量充电的服务费。
在何卉看来,绿证交易本质上是一种市场激励,让可再生能源电力获得额外的经济价值,将这部分收益传递给发电企业,鼓励更多风电、光伏项目投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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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卖到没有电的地方”
就当前来看,想要将“绿车充绿电”的能源转型愿景,直接输出至东南亚或是全球其他地区,可能还面临基础设施、价格机制、认知理念等重重掣肘。
东南亚各国电力基础设施发展并不均衡。比亚迪集团副总裁兼亚太汽车销售事业部总经理刘学亮近期在一段视频采访中提到,即使是相邻两国,基础设施和电力负荷配置也有很大差异,部分市场甚至难以保证稳定供电。
卖车只是业务的一部分,他谈到的愿景是,“把电动车卖到没有电的地方”。
万帮数字能源(星星充电)国际区副总裁付会亮2025年也曾谈到,东南亚一些充电项目存在电网线路质量问题,可能出现电力设施不满足要求却仍准备安装充电桩的情况。
线路改造往往成本高昂。付会亮说,遇到这种情况,他们会考虑配置储能设备或光储系统,降低大功率充电对当地电网的依赖。“广汽也看好光储充换一体化方案,东南亚太阳能资源较为丰富,这类技术有望缓解部分电网薄弱地区的补能困难。”卫海岗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吕旺认为,港口、物流园、矿山、公交场站等车辆集中、线路相对固定的地方,适合率先尝试光储充,“光伏就地发电,储能设备在充电高峰时补充供电,可以减轻电网增容的压力,但要有足够的车辆前来充电,设备投入才有可能收回成本”。
各国的应用条件也相差很大。何卉介绍,新加坡电网数字化程度较高,已开展车网互动、智能充电等试点;泰国电动车市场发展较快,公共充电网络仍有扩容需求;马来西亚拥有成熟的电子电气产业、供应链及工程人才,可以为储能软硬件制造和系统集成提供支撑;印尼和菲律宾电网分散,供电能力相对有限。
相应地,“新加坡适合验证新技术,泰国适合车队及公共快充,马来西亚适合本地制造和工商业储能,印尼和菲律宾更需要微电网、储能辅助充电和弱电网解决方案”。何卉指出,产业基础、电网条件、政治议程不同,东南亚各国所需的能源方案不一样,这恰恰意味着中国和亚太其他国家之间存在合作空间。
此外,政策标准也是合作的一部分。
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印尼相关政府部门正在制定汽车油耗法规,ICCT东南亚地区的研究员参与其中的技术可行性研究。不同的汽车技术能把油耗降到什么水平?怎样设定标准,才能兼顾减排效果、经济成本和产业竞争力?这些都需要数据和实际案例作为依据。
二十年前,刚参加工作时,何卉也曾协助中国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开展类似的油耗研究。不过,如今印尼可以选择的技术,已经与当年大不相同。
重型货车,尤其导向何卉口中的“跨越型的技术”。柴油机发展了近一百年,过去的技术进步,是让柴油机渐进式地“一点一点省油”。“我们现在支持印尼做标准法规制定时,倾向于做一个大步的跨越,直接不要柴油了,用一个很高的减排目标来让电动货车入场,并协助其规划充电网络。”
何卉指出,中国的经验到了东南亚,能够帮助这些国家以更低的系统成本、更可靠的电力供应和更高的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实现交通电动化与能源转型的协同发展。
这意味着,一些国家不必再完全重复传统燃油车的技术发展路径。中国已有的电动货车技术和供应链,让这些国家有机会“跳过”一代柴油发动机,直接采用电动技术,实现“绿色”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