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十，村里举行游神活动，往年应该是阿爸去的，今年由我替他参加。（南方周末记者 郑彩琳/摄）

　　除夕夜，福建沿海的天还没完全黑透，鞭炮就一挂接着一挂响起来了，红纸屑铺满水泥地。有人按照习俗，在门前燃起干柴堆，炭火噼啪作响，火苗蹿得老高。

　　远处有人开始“拜天公”，烟花声突然密起来，家里的窗玻璃轻轻震了一下。阿爸抬头看了一眼天，又低头摆筷子，招呼我和阿妈赶紧吃饭。

　　我们刚坐定，他的手机在饭桌上响了起来。第一声没接。第二声响起时，阿爸起身走到门口。院子里的烟火光在他的光头上闪了一下。

　　他背对着我们，说：“好，好，我过去坐坐。”

　　20元买来的阿爸

　　电话那头，是阿爸原来的亲人。他们喊阿爸过去吃年夜饭，说自己在县城中心买了房，过年了，兄弟姐妹聚一聚。

　　阿爸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被阿嬷买回来的，20元。当时他四个月大。他的生母在当地一家医院做保洁，晚上拖地、倒垃圾，白天抱着他在医院看病。阿爸那时一直发烧拉肚子，反反复复，看不好。

　　阿嬷那年结婚刚满一年，家里没有孩子。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去医院陪人看病，有人提起她一直没动静，她顺口说了一句：“我想买个孩子。”

　　这句话被正在拖地的阿爸的生母听到了，后来她辗转多方找到了阿嬷，说孩子身体不好，自己家里穷，上面还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老四（阿爸）怕是没钱养活，乞求她买了这孩子。

　　双方在医院附近谈妥了价格——20元。我特意在网络上查询了当时的物价，1970年代，猪肉约0.9元/斤，因此20元相当于现在的‌3200元至4000元‌。

　　村里的老人记得那天“交易”的情形：阿爸被放在一个旧菜篮子里，垫着布。篮子旁挂着一捆用红绳扎着的长寿面。阿嬷把钱交出去，孩子抱走。

　　临走前，阿爸的生母问了阿嬷家的村名，也向阿嬷留下了自己家的地址。她说，将来孩子长大，如果愿意，可以去认祖。

　　往后四十余年的时间证明，这是一个有点奢侈的愿望。即使亲生母亲就在十五公里外的隔壁镇。阿爸的生母在他的童年里几乎空白，直到2015年前后她去世。阿爸对她的印象，也只是卖甜粿的，村里人都叫她“阿英”。

　　晚上6点10分，电话铃声再次响起来，阿爸又站起来接电话，对方催促阿爸快点过去，要开饭了。

　　从进屋到现在，我才认真端详起阿爸来。阿爸今年54岁，也到了一半入土的年纪了。看起来他和前年没什么变化——一个标志性的光头，一身印着管道公司广告的衣服。冬天到了，里面套着绿的、蓝的、黄的里衣，什么颜色，全看哪件先晾干。

　　他站着时习惯微微含胸，肩膀向前塌着，笑起来嘴角、眼角都有深浅不一的法令纹。那只弯了半根的中指握着手机格外醒目，我给它起了个绰号叫“鸡爪”，他夸我太“孝顺”。早些年，他在一家饭店门口搬石头，被砸了一下，缝了四针。医生说，矫正要两万元，他没做。中指从此弯着。

　　至于头发是什么时候掉光的，我不太清楚。阿爸自己也记不清了，只是说在外面的饭店吃多了鸡精，早早秃了头。

　　阿妈看起来并不想让阿爸过去，“要是诚心叫，不会这样临时叫人”。

　　阿爸局促地笑了笑：“过去玩玩而已，一会儿就回来了。”

大年初十，村里还在举行游神活动，阿爸已经回到建材公司打工，还穿着年三十那天去亲生家庭吃饭时的衣服。（受访者供图）

　　精心准备去赴宴

　　阿爸很想去。他又央求了阿妈几遍，说只是过去看看，一会儿就回来。

　　阿妈没再拦，只说她和我都不去。今年阿弟除夕值班没回来，年夜饭本来就少一个人，她不希望桌上再空位置。

　　话音落下没多久，阿爸就笑嘻嘻地回了屋。

　　他先刮胡子。拿着那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塑料镜，对着下巴一遍遍推。泡沫刮干净后，又用毛巾擦脸，顺手把原本就锃亮的光头再擦了一遍。

　　接着翻衣柜。他让阿妈去找那件五十岁寿宴时穿的外套。阿妈说，那件衣服四年前穿过一次，他一直舍不得再穿。他套在身上，看了几眼，又脱下来，“太新了，万一出去被炮崩坏了怎么办”。

　　随后又翻出来一件黄色卫衣，他说，那是一个很有门面的经理送的，穿出去体面。说完，又低头把衣服上的拉链抻了抻。阿妈说，“结婚的时候，都没见他这么认真打扮”。

　　阿妈一起和阿爸张罗起来。

　　先是见面礼，要不要带啤酒，两个人来回说了好一阵。带几瓶，什么价位的，都是当地的礼数。再是红包。阿爸数着那边有几个孩子。可轮到封钱时，又犹豫起来，一百，还是两百？在我们当地，一百、两百的差别，往往意味着关系远近的差别。

　　二十来分钟后，阿爸收拾好了。他拿起手机，给对方打电话，说自己准备出发。对方没接。

　　他又打，一连打了五个，还是没人接。啤酒已经选好，他就扛在腰上，在客厅里来回踱步。他说，二十来分钟了，人家应该开饭了。现在去，是不是晚了？

　　收拾好的阿爸又开始纠结自己去的时间，太早了，感觉自己上赶着一顿饭，太晚了，又感觉自己不礼貌。因此，如果没有对方下一步的明确“指示”，不知那头饭局的进程如何，他绝不能出门。

　　几分钟后，电话终于接通，阿爸动身出发。这是阿爸亲生父母去世后，他们五个兄弟姐妹第一次聚在一起。阿爸不愿失礼。

　　阿爸第一次回那边认祖，还是十岁那年。当时，他的亲姐姐出嫁，家里人托人带话，让他回去。他记不清那天都有谁在场，也记不清屋子长什么样。只记得婚礼上的糖果很甜。他说那天分到好几颗，舍不得一次吃完，揣在口袋里，回来慢慢吃。

　　别的记忆都模糊了，阿爸从没有吵着闹着要回去。被买来第三年，阿嬷又花了三十元，从另一个镇里抱回一个女儿——后来成了我的阿姑。

　　阿姑说，阿嬷很疼阿爸。阿爸刚过来时身体不好，瘦，脸色发黄，大腿内侧常年红肿，走路时两条腿分得很开，膝盖外撇，步子慢，一步一挪。村里小孩跟在后面学他走路。

　　福建人说三七活血。阿嬷每天给他熬三七汤，煮出来的汤是深褐色的，味道苦。阿爸不爱喝，阿嬷就盯着他喝完，有时往里加一点红糖。

　　那几年，阿爸的气色慢慢好起来。他的亲生奶奶有几年也会过来看一看。人来了，坐一会儿，问几句身体情况，就走了。有一次，我听阿爸的亲姐姐说，这个弟弟是几个孩子里最乖巧的，小时候不该卖出去，她好不甘心。

　　后来，阿爸的身体一点点恢复。走路不再外撇，步子也稳当了些。阿嬷坚持让他上学，初中那年，第一次中考没考上。家里经济紧张，学费是一笔负担，阿嬷还是让他复读，希望他能成材。

　　“阿英”与“客边”

　　没有苦大仇深的剧情，阿爸很少提起原本的家。至少在我的记忆里，他从没主动和我说过。我第一次知道阿爸和阿姑都是买来的，是从阿嬷口中听到的。很平常，一个聊家常的话题中提起的，她说自己的女儿是买的，女儿的儿子也是买的，然后顺嘴说了一句。那时我上初二，听到的第一反应是好便宜。

　　阿爸从来没有叫过亲生父母“爸”或者“妈”。他和村里人一样，叫生母“阿英”。

　　至于生父，他只记得，村里人都叫那个人“客边”，本地方言里，外地人的意思。他也跟着这么叫，“客边来了，客边走了”。

　　听村里的老人讲，生父隔几年会来看阿爸一次。每次来都是坐一会儿，说几句话，留下点东西就走。阿爸当时年纪小，也未必能分清“客边”和“其他客人”有什么不同。这个人是谁，说过什么话，穿什么衣服，他都不太记得了。

　　“阿英”和“客边”，就像阿爸身边两个偶尔经过的人。

　　再后来，谋生计是阿爸的第一任务。初三时，他为了赚学费去工地搬砖，复读了两年，还是没考上高中，他就去广东打工了。再后来，阿爸认识了阿妈，结婚之后，两个人就常年在外地。

　　直到2015年前后，我才见到阿爸的生父，那时他已经长时间卧床不起了，瘦得只剩骨架，脸色发灰，眼睛却还睁着。阿爸站在床边，还是和之前一样，叫了一句“客边”。后来，“阿英”和“客边”都相继去世了。

　　提及双亲的离世，阿爸时常重复一句话，再说有什么用，人老了都这样。

　　那场葬礼之后，他和那边的联系渐渐多了起来。虽然五个兄弟姐妹各自在不同的地方讨生活，但谁家修了房子，谁家孩子要结婚，都会互相打个电话道声喜。

　　也许是这种断断续续的往来，最后促成了那通年夜饭的电话。对方或许只是觉得该凑一凑，但在阿爸那里，这是一个迟了多年的邀请。

　　局促的“阿爸”

　　临走前，阿爸又来劝我一起去，帮他撑撑场面。我没答应，理由很简单——等阿爸这一辈走完这门亲戚，大概下一辈也就断了。

　　他不死心，要给我拍视频。

　　画面晃得厉害，一会儿是天花板，一会儿是桌角。声音嘈杂，烟花声和说话声混在一起，听不清谁在说什么。屋子百来平方米，客厅里摆了三张圆桌，挤得只剩一条窄窄的过道。灯光亮得发白，照在油光的桌面上。菜已经吃得差不多，盘子叠着盘子，人挨着人坐着，有人端着酒杯站起身敬酒，有人在沙发上玩手机。热闹是真的热闹。

　　三个别人帮忙拍的视频里，都能找到阿爸的身影，他始终站着，鲜少与人交谈。阿爸要么站在大人那桌旁，低头用那双像“鸡爪”的手滑着手机；要么双手背在身后，与人寒暄一两句，要么在小孩桌边站着，双手像多余似的挂在身前。阿妈说：“何止他手多余，整个人看起来都有点多余。”

　　我又把视频进度条往复来回拉，反复确认阿爸是不是都站着，确实是。

　　晚上11点多，他才回来。一进门，他就笑嘻嘻地说今天很开心。他说大家都见到了，几个兄弟轮着敬酒。有人说“这么多年第一次凑齐”，有人说“以后多走动”。

　　我问他聊了什么。他说，也没什么，无非是孩子、工作、家庭，反正翻来覆去都是这些。

　　他又补了一句，说哥哥姐姐都很关心我们一家。姐姐还特意叮嘱，说让我少吃点、多减肥，也要抓紧找个对象。

　　他把话原封不动转给我：“你看，人家多关心我们一家。”

　　我其实分不清，阿爸说的开心，是真的还是假的。活了快三十年，我和他真正待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可能不到两年。我们通电话，通常不超过五分钟。他在外地的时候，每天轮流给我、阿弟、阿妈打电话，雷打不动。我们也雷打不动地敷衍。有时候阿弟嫌烦，把他拉黑，他打不通，只能借阿妈的手机转一圈。

　　也许阿爸真的很开心，也许阿爸不想再纠结过去。毕竟天一亮要干活，地要种，钱要挣，孩子要养，老人要顾。哪一样都比“想一想从前”更要紧。

　　只值20元的阿爸，自己觉得人生没有什么遗憾，自己能活下来，能娶到老婆，能把两个孩子养大，孩子能上大学，这些都是三十年前那个在工地搬砖的年轻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阿爸好像从没和命运讨价还价过。我和村里人都没见过他生气，也没见过他对谁发火。被人调侃，他笑着；被人占便宜，他也笑着；有人语气重了些，他还是笑着，很少辩解。他仿佛默认自己在任何场合都站在边缘——靠墙，靠门，或是桌角的位置。别人说什么，他就听什么。

　　但他又很传统。他跟我和阿妈都说过很多次，女孩子读太多书没用，结婚生子才是正事。早晚我都是要嫁出去的，成为别人家的人，家里为我花太多钱，不划算。可他也会打电话叮嘱我，不要总伏在案头，有空出去看看绿色，对眼睛好；不要熬夜，能休息就多休息。这些话，我工作了多少年，他就说了多少年。

　　阿爸也常笑阿妈脾气暴躁，没文化，两个人聊不到一块，吃不到一块。但村里有事，别人问他怎么决定，他第一句话永远是“找我老婆，我都听老婆的”。就连这次我想多问点他以往的事，他也是说“问我老婆，她比我更清楚”。

　　到了守岁的十二点了，又要放鞭炮，我没再追问宴席的细节。阿爸把那挂红鞭炮提到门口，鲜红的一长串，铺在水泥地上。火星一路蹿过去，红纸炸开，碎屑落满一地。

　　热闹是真的热闹。阿爸仍旧双手背在身后，肩膀微微收着，站在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