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现实技术与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是全国首批重组的20个标杆实验室之一。（实验室官网 / 图）

　　成立30周年之际，位于武汉的作物遗传改良全国重点实验室再次举行开放日活动，时间从2023年3月25日持续到28日。

　　这个实验室成立于1992年，依托华中农业大学建设，研究对象是水稻、油菜、玉米、棉花、小麦、大豆等主要农作物。不过，实验室成立时的名字和现在不同，当时全称是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

　　2022年5月，实验室更名，名称中的“国家”改成了“全国”。这一改，拉开了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简称“国重”）的序幕。

　　针对部分“国重”存在定位不够清晰等问题，科技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在2017年联合印发《国家科技创新基地优化整合方案》，提出重新统筹布局国家重点实验室。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要“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

　　包括作物遗传改良全国重点实验室在内，首批20家标杆实验室在2022年5月正式完成重组，名称中的“国家重点”全部改成了“全国重点”。随后，重组、新建工作加速。

　　《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末，正在运行的“国重”有533个。科技部部长王志刚曾公开表示，会采用试点先行、分批推进的方式启动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而根据数据机构“高绩”不完全统计，截至2023年6月29日，至少有150个“国重”完成重组、改名，超过了总数的四分之一。

　　自1984年启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以来，一场最大的变革正在发生。

　　频繁出现的12个字

　　按照王志刚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说法，强化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关键要看干不干国家战略层面的事情，有没有招之能战、战之能胜的能力，有没有解决战略性的科学技术问题。”

　　各实验室召开的重组论证会上，科技部的要求被总结为12个字并频繁出现：“非建不可、非我莫属、未来可期”。

　　依托兰州大学建设的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2021年启动重组工作。对照上述12个字，在重组过程中，实验室自身定位成了被讨论最多的话题。

　　最终，实验室的定位被确定为：面向食物安全、生态安全和乡村振兴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焦草种创新与新品种培育的“卡脖子”技术，解决饲草核心种质对外依存度高以及退化草地修复等问题。

　　重组后，实验室名称也由“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改为“草种创新与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

　　定位的问题解决了，但重组又卡在了实验室的目标上。

　　实验室主任贺金生回忆，他们向主管部门汇报了几个方案，上面都不满意，答复是“目标不可考核”，直到提出“双十计划”才获通过。“双十计划”指：在未来10年培育出10个牧草新品种，10个生态修复用草新品种。

　　“这下就像进球还是没进球那样，一看就知道目标有没有实现。”贺金生说，他们的实验室最终也入列首批标杆实验室。

　　首批20家标杆实验室还包括科技部副部长吴朝晖担任主任的脑机智能全国重点实验室、教育部原副部长赵沁平担任首席科学家的虚拟现实技术与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等。

　　在原有的中国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中，主要包括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3类。

　　1984年，原国家计委组织实施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主要在教育部、中科院等部门所属的大学和研究所中，依托原有基础建设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影响力较大的有中国光学、光谱学开拓者之一高兆兰于1984年倡建的超快速激光光谱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为提高地方实验室的创新能力，加强和指导地方科技工作，科技部在2002年着手建设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2003年按“省部共建，以省为主”的原则，批准建设首批培育基地。部分培育基地在建设发展过程中，被正式批准为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

　　到了2006年，为支持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引导企业增加研究开发投入，科技部确定了36个优先支持的方向，又组织建设了一批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原主任刘敏曾向媒体表示，截至2018年，学科、省部共建和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分别有253个、32个、175个。

　　相比重组工作启动的2022年，2023年重组进度明显加快。

　　公开资料显示，2023年以来，已有中山大学、浙江大学、西南大学等多所高校宣布获批或成功重组全国重点实验室。截至3月22日，有超过70个全国重点实验室获批或重组完成，到了5月26日，增至121家。两天后，又新增14家。

　　“重立项，轻管理，荒运行”

　　近40年的建设进程中，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成果可圈可点。

　　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管理处处长闫金定，曾在《科技导报》撰文介绍，截至2019年底，国家重点实验室有中国科学院院士393人，中国工程院院士271人，分别占两院院士总数的47.8%和29.7%。

　　文章指出，2016年到2019年，国家重点实验室参与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奖10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134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308项，分别占获奖总数的67.1%、69.4%和57.4%，其中包括全部5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全部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

　　光环之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问题也开始出现。

　　“‘重立项、轻管理、荒运行’现象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科研基地管理负责人童浪曾发表文章称。他举例说，部分实验室存在“一套人马、多块牌子、吹哨集合”现象，平时没有独立办公场所和科研设施，人员难以全部集中，评估时临时凑齐。一些实验室主任兼职，投入精力有限。

　　一些运行不理想的实验室遭到了“黄牌”警告。在“国重”重组前，依托山东大学建设的微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晶体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分别在2017年、2019年被科技部责令整改。

　　比“黄牌”警告更严厉的是摘牌。

　　有“当代毕昇”之称的王选，1989年创立了文字信息处理国家重点实验室。王选退出科研一线后，2002年，实验室评估结果为“情况待定”，此后被挂起。

　　一位科技政策学者向南方周末解释，“实际上需要摘牌了，只不过考虑影响，当时没有摘牌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国家重点实验室2014年度报告》通讯录中已没有该实验室。

　　后被摘牌的国家重点实验室非此一例。2014年到2018年，理论化学计算国家重点实验室、医学遗传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软件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均未通过科技部评估，没再列入国家重点实验室序列，这3个实验室分别依托吉林大学、中南大学、武汉大学建设。

　　关于摘牌原因，在科技政策学者、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福涛看来，有老一辈科学家退出管理后，人才培养出现问题，没有形成跟得上的学术梯队因素。

　　部分实验室不仅运行有问题，目标还有问题，难以聚焦国家重大需求。

　　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李侠认为，一些国家重点实验室正脱离知识生产主战场，越界到科技界知识生产的腰部地带以降维收割的方式哄抢科技资源，“做大活做不了，做小活又体现不出它的重点性，是对国家设立重点实验室目标的偏离。”

　　7年之后，步入实质性阶段

　　一次针对实验室运行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此外，在科技革命和国际竞争的新形势下，实验室的领域布局也亟待改革。王福涛发现，科技革命的趋势以生命科学和信息科学为主导，但中国信息学科研发力量相对薄弱，国家重点实验室布局相对较少。

　　重组“国重”的信号早已释放。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的通知》，提出对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科技力量进行合理归并，进一步优化布局。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后，前期调研、酝酿工作陆续展开。

　　依托中科院建设的“国重”最多。该院官网显示，中科院作为主管部门以及与其他部门共同主管共建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有82个，约占学科类总数的三分之一。2020年3月18日，中国科学院原院长白春礼会见科技部原副部长黄卫，沟通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工作。

　　这被科学界视为重组“国重”的具体信号，贺金生就是在这时留意到了一种端倪。

　　2021年，科技部编制完成重组方案，重组工作进入了“快车道”，贺金生所在的实验室重组准备工作正式启动。

　　“我们自己不满意，想知道国家的想法是什么。”贺金生说，团队报了多个版本的重组方案，直到科技部印发《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标准(试行)》和后面凝练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五问”》，轮廓才逐渐清晰。

　　“五问”用5个问句来审视全国重点实验室，如在本实验室的战略定位中，总体上需要解决的重大科技问题有哪些？在这些重大科技问题中，本实验室重点解决其中什么关键科技问题？本实验室不可替代的能力是什么？

　　在王福涛看来，2014年已释放重组信号，2021年才步入实质性阶段，跟2017年之后科技“卡脖子”问题逐渐浮现有关，中央提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之前重组还没那么大的迫切需求”。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重组方案下达后，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迅速行动，已是“国重”建设单位的不想被淘汰，还没有实验室的单位则希望搭上这趟列车，实现“国重”建设零的突破。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2022年1月，燕山大学召开亚稳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优化整合工作汇报推进会，校长赵丁选表示，“国重”优化整合工作是目前学校面临的头等大事，一定要举全校之力、竭尽所有，不遗余力地支持重点实验室的优化整合和建设发展。

　　2019年3月，晶体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被责令整改后，面临整改和重组叠加的双重任务。时任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称“形势严峻”。两年后，实验室通过整改。

　　王福涛说，依托单位完成重组的迫切性，与“国重”在行业内影响巨大有关，毕竟能体现单位在相关领域的科研能力，“分配经费、项目等资源时，也会向‘国重’主动倾斜”。

　　方齐是中部某全国重点实验室管理人员，实验室在2023年3月完成重组。“好不容易有个国家级的科研平台”，他介绍，实验室原先是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接到科技部下发的重组预通知后，省政府、省科技厅、省国资委和企业都想把实验室保下来。做重组方案花了两年多时间，最终与另一家企业和高校合作共建。

　　从方齐所在实验室的重组过程不难看出，各级政府对重组的积极性很高。

　　王福涛表示，从“国家重点实验室”到“全国重点实验室”，名称的变化实际是在下通牒，“能完成重组就调整为全国重点实验室，调整不了的就要被砍掉了”。

　　贺金生也证实有这种说法，他援引科技部某负责人的表述：在3年重组过程中，经费拨付不变，但在2024年以后未进入全国重点实验室序列的将不再拨付经费。

　　通过此次重组，一些此前没有“国重”的单位终于上车。

　　2023年5月27日，抗病毒性传染病创新药物全国重点实验室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河南师范大学召开。据《河南日报》报道，该实验室是由河南师范大学牵头，联合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共同作为依托单位申报新建的全国重点实验室。河南师范大学此前并无国家重点实验室。

　　但也有机构在争建“国重”的关键时刻，因为重组按下暂停键。

　　2020年3月，安徽省新认定组建8家安徽省实验室和安徽省技术创新中心，依托安徽医科大学组建的炎症免疫性疾病安徽省实验室名列其中。同年7月，安徽省科技厅召开座谈会，要求这些单位，在新一轮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中“争先进位，当好示范”。

　　两个月后，安徽医科大学迈出关键一步：科技部与安徽省人民政府省部工作会商提出“要支持安徽依托安徽医科大学建设省部共建炎症免疫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2021年7月15日，实验室的建设通过了科技部与安徽省科技厅组织的专家论证。

　　也正是2021年，“国重”重组进入实质性阶段。安徽医科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创建，至今还处于“扎实推进”状态。

　　“要做单项冠军”

　　“国重”重组后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不需要做全优生，但要做单项冠军，必须有独门绝技，给国家分忧解愁。”贺金生认为，“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干什么，现在的首要目标是解决‘卡脖子’的技术问题。”

　　这事实上又涉及重组之后科技部如何考核评估实验室。按照科技部2014年印发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规则》和《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指标体系》，每5年对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一次，研究水平与贡献、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分别占50%、30%和20%的权重。

　　位于东北的某国家重点实验室管理人员李翰回忆，此次申报全国重点实验室时，需要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3个实验室类型中做出选择。尽管目前科技部还未下发考核方案，但他分析今后或许将对不同类型的实验室采取不同的考核办法。

　　贺金生认为，即使按上述三种类型分类考核，同样是应用基础研究类型的农业和工业实验室，也有较大差别。他已到同类实验室调研，但得到的消息是，对分类考核还没有相对成熟的意见，“包括评价标准在内的体制，仍在逐步完善”。

　　此次重组，科技部还提出强化实体化建设，健全主任负责制。

　　依托兰州大学建设的原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在草地农业科技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生态学院3个学院的基础上建设的。此前实验室承担国家项目时，有不少教师还要负责学院教学任务，人员引进时要考虑教学任务的安排。这让贺金生觉得管理没有抓手，“实验室说了不算”。

　　目前，兰州大学正在推进建设新的体制机制。实验室共有150名固定人员，学校承诺提供30个独立的人员编制，专职科研人员将不再承担教学任务。

　　此前国家重点实验室“一套人马、多块牌子、吹哨集合”的问题，也有望解决。

　　2023年4月，重庆大学输变电装备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发布新一届固定人员及创新团队预选聘通知：根据相关规定，原则上全国（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人员和教育部部级科研平台、重庆市市级科研平台人员不重复。

　　另一“国重”主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为解决人员重复聘用的问题，这次重组时，还上报了实验室人员的身份证信息。在他看来，这尤其能避免院士在其他实验室兼职，同时也解决了兼职的科研人员，知识产权归属不清楚的问题。

　　该学者有团队成员在四川大学某实验室工作，但现在“要么辞掉他们那边，要么辞掉我们这边，只能选一个”。

　　新的变化，也会带来新的问题。李翰所在的国家重点实验在2023年上半年获批重组，依托单位由一家企业，变为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3家单位。

　　但多家依托单位且不在一个办公地点，有的甚至不在同一个城市，实验室如何建设管理？李翰说，目前实验室成员仍在各自单位独立办公，“还在摸索运行机制”。

　　根据《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标准(试行)》，要求依托单位、主管部门和所在地政府给予实验室必要支持。方齐介绍，市里和省里都说要在人员编制、经费投入、资源配置、科研场地、仪器设备上向实验室提供支持，这段时间所在地科技部门、发改委、工信部门，甚至人大政协都去实验室调研，“有时候接待还要排队”。

　　但怎么支持，支持多少，方齐说，“现在还没有文件，也没有人说（得明白）。”

　　（应采访对象要求，李翰、方齐为化名）

　　文｜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杜寒三

　　南方周末记者 钱昊平

　　责任编辑｜吴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