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经历过最严谨的事情了。”说起计算语言学这一新专业的申报，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杨延宁仍觉得那段日子漫长。

　　时间要从2021年算起。筹备启动后，学院需要在校内论证、外部专家评审、学校教学委员会审议、上海市教委审批等环节之间多次协调推进。光是对内对外的汇报，他就作了十几次。

　　直到2026年4月28日，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专业，涵盖人工智能与前沿科技、数字经济与金融贸易、能源与交通等多个领域。计算语言学也终于出现在新增名单之中。

　　新专业获批的同时，旧专业也在退场。2025年，华东师范大学公布停招专业名单，公共关系学、旅游管理、广告学等专业在列。

　　这样的调整，正在越来越多高校内部发生。

　　教育部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全国高校新增本科专业布点1.02万个，撤销或停招1.22万个，累计调整比例超30%。

　　教育部－清华大学教育战略决策与国家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李立国认为，本科专业始终处于动态调整过程中，已经历了3个阶段，但这一轮范围更广、程度更深。

　　而调整的代价与成本，并不止于名录上的一减一增。一个专业被取消，意味着课程体系、师资配置的重新分配；一个新专业的诞生，则要走完调研、论证、审批、评估等一整套流程。

　　“专业调整是天大的事，无论增减，都是如此。任何负责任的大学和学院都会慎之又慎。”杨延宁向南方周末记者说道。

　　跨过一连串关卡

　　对杨延宁而言，由教育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是他必须参考的。因为这是高校专业设置和调整的依据。

　　多位受访的高校专业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新专业从校内论证到最终获批，往往要跨过一连串关卡。

　　最先是校内论证。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在申报计算语言学之前，安排了大量的前期调研。杨延宁组织团队梳理国内外计算语言学的发展脉络，又走访企业，追问产业端到底缺什么样的人。他发现，人工智能和语言技术越往前走，越缺“能用技术手段处理语言数据的人”。

　　调研材料成形后，杨延宁还需要递交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可行性论证报告、人才培养方案等一系列资料至教务处。之后，申请材料移送外部专家评审。会上，专家不只看专业定位与课程体系，还会询问更多细节，比如某门课的授课教师是谁，教师的学术研究背景与课程是否匹配等。

　　杨延宁前后参加了三次外部专家评审，专业申请才递交到主管校领导。2024年，他又用近两小时向学校领导作了一次集中汇报。

　　获得学校层面的认可后，接下来是学校教学委员会、上海市教委的审批与再评审。整个流程拉长到将近三年，杨延宁根据反馈意见，来来回回地修改和递交报告。

　　最后一关自然在教育部。材料上报后，教育部组织专家评审，对专业设置的必要性、可行性、特色性以及师资与培养条件进行综合评估，经过正式审批，新专业才算获批落地。

　　南方周末记者查询《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发现，2015年之后，每年新增专业多在20—50个之间。到2026年4月28日，教育部公布最新目录，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内专业总数已达883个。

　　这组数字背后，新增并不轻松，尤其是要把一个目录外的新专业“送进目录”，更像一场耐力赛。

　　能不能获批，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高校此前的学科积累与资源基础。

　　作为全国首个获批语言科学专业的高校，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与资源学院院长曹文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2024年，学校成立语言科学与资源学院，下设语言学系、语言资源研究所、语言测试与人才测评研究所等机构与实验室。更早之前，相关师资与多个省部级科研平台建设已持续多年。

　　他提到，学科建设起步比较早、语言资源更完整、学院半数以上教授曾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等人才项目，都是专业获批的重要原因。

　　即便如此，压力仍然袭来。

　　曹文记得，距离最终公示只剩下一个多月时，有关部门要求学院进一步论证“语言科学”与相近专业的区别。那段时间，他几乎每天都在修改申报材料，“忙到失眠”。

　　直到最终获批，学院教师才真正松了一口气。“有一个老师正在做饭，高兴得跳起来，炒锅差点翻了。”曹文说。

　　不过，在部分国家战略急需领域，专业设置也可能“特事特办”。

　　近年来，教育部探索建立战略急需专业超常设置机制，为中央最新部署、高度关注的战略领域，开辟响应“绿色通道”，指导有条件、有基础的高校加快论证。2026年，教育部进一步完善战略急需专业超常设置机制，支持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

　　动态退出

　　新增之外，停招、撤销、合并同样频繁发生，并直接涉及资源的再分配。

　　但资源如何被“重排”，对于高校而言，并不是随意划线，而是要经过一整套动态监测与评估机制的考量。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显示，高校撤销专业，要在校内征求意见并公示，按程序报教育部备案；连续五年停止招生且无在校学生的专业，原则上应予撤销。

　　南方周末记者梳理多个高校本科专业调整的相关文件发现，学校通常会依据指标结果对专业发出“预警”，被点名的多是生源质量不高、转专业学生过多、办学条件不足等类型；预警之后先整改，若连续多次预警，才可能走到停招。

　　河南一省部共建高校副教授韦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25年，他所在的学校停招了投资学，依据的是四项核心指标：一志愿率、申请转专业率、考研率和就业率。“四个指标有个权重算法，低于学校要求的专业就会面临停招、取消的风险。”

　　每年，学校还会为被“预警”的专业召开专题会议，学院领导、教务处、招生办、就业指导中心和校领导都在场。韦岷说，如果会议上没有人出面力争，“专业基本就危险了”。

　　不过，高校的评估逻辑并不完全相同。

　　华东师范大学官网显示，学校从专业受欢迎度、师资队伍、学生成果、专业影响力等维度综合评价，并要经过专业自评、学校数据测算、专题会议研讨、走访调研、专业答辩评审、校教学委员会和校长办公会审议等环节，才会最终确定停招名单。

　　杨延宁介绍，外语学院在2025年停招了德语、翻译专业。

　　他解释，学院的就业率常年排名靠前，停招专业更多是一次升级，原有的翻译专业转为“翻译+历史”双学士学位项目，“德语+地理”双学士学位项目已获批，将于2026年9月招生。

　　“停招一个专业并不容易，需要层层审批，反复参加专家评审会。”杨延宁说，学院在2020年着手申报“翻译+历史”双学士学位项目，同时在2021年着手翻译专业停招的相关准备。

　　在杨延宁看来，专业调整并不是简单地缩减，而是结构优化，把有限的资源投向国家急需的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当下外语专业的短板在于语种单一、知识体系单一，学生更需要把语言能力与其他领域相结合。

　　“不能拍脑袋，也不能跟风走”

　　而把视线拉回更长的时间轴，专业调整并非新鲜事，而是伴随国家发展阶段与产业结构变化不断改写。

　　李立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专业设置主要服务工业化建设，工科、医学和师范教育被置于更突出的位置，这是第一阶段。

　　改革开放后进入第二阶段，目标转向服务市场经济与区域发展，专业目录随之“瘦身”，从一度超过1000种，精简到1998年的249种。

　　2012年后，产业升级叠加科技变革，教育部密集推出新工科、新文科等政策，第三阶段由此开启。

　　近几年，第三阶段明显提速。南方周末记者梳理发现，2024年高校本科新增专业点1839个、停招2220个、撤销1428个，专业调整优化力度进一步加大。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专业的“加”与“减”，既有国家战略与产业变革的推动，也有高校在招生、就业与办学压力下，对资源与学科结构的重新取舍。

　　2026年4月24日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相关负责人也指出，调整意在推动学科专业建设从自我发展“小逻辑”转向服务国家发展“大逻辑”，建立健全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

　　政策的“指挥棒”在这一轮专业“加”“减”中格外明显。

　　2023年2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的通知，提出到2025年，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新设一批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学科专业，淘汰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学科专业。

　　20%的目标，很快从中央传递到地方。

　　2024年，四川省教育厅等五部门印发《四川省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强调三年内完成全省普通高校约20%学科专业布点的优化调整。

　　据川观新闻报道，截至2026年，四川已累计调整优化专业669个，占比达23.8%，已超额完成目标。

　　李立国解释，高校专业调整正在探索“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合流。一方面，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掌握学科专业的设置权、评价权、管理权，中央对专业调整进行统一部署；另一方面，各地高校也会结合区域经济结构、产业需求和生源变化进行调整。

　　以黑龙江为例。黑龙江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在上述新闻通气会上表示，“专业设置这件事，不能拍脑袋，也不能跟风走”，每一次调整背后都有数据支撑。

　　具体而言，黑龙江从生源质量、师资力量、教学条件、培养过程、培养成效等维度对全省本科专业进行常态化监测，同时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模型，对全省重点产业人才需求数量、结构和趋势开展常态化分析，测算各专业的供需情况。

　　上述负责人披露，黑龙江省在2025年不同意新增设21个专业、不予预申报24个专业，原因多与市场趋于饱和或办学条件不成熟相关。

　　“数字化”成为高频词

　　当专业调整从宏观政策落到具体指标，许多专业的命运也随之被改写。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郭卉曾带着博士生邬正阳梳理2014—2024年本科专业调整数据发现，十年间，公共事业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教育技术学、市场营销、广告学、日语等专业裁撤数量较多。

　　整体来看，本轮停招、撤销更为集中地落在传统管理类、泛商科与部分应用型文科专业上。

　　但退场的不只是文科专业。信息与计算科学、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测控技术与仪器等传统理工专业，也在过去十年间持续被停招。

　　与裁撤、停招并行的是，新专业正在加速落地。

　　2026年4月28日，教育部公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专业。

　　目录首次增设“交叉学科”门类，未来机器人、交叉工程、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由此“入册”。

　　这一轮新增专业中，“国家战略导向”十分明显。半导体工艺与装备、稀土科学与工程、真空工程与技术、生物制造等专业，成为高校布局的重点方向。

　　四川大学新增的半导体工艺与装备专业就是典型样本。电子信息学院院长杨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国内半导体装备长期依赖进口，自主化水平不足，“很多关键设备基本来自国外，我们既缺研发设计人才，也缺能支撑设备制造与工艺落地的人才”。

　　与此同时，跨学科融合也成为新增专业的共同底色。杨阳提到，理工科知识体系向来划分很细，很少出现如此综合、交叉的专业。“它既涉及电子，又涉及机械，还包含化学、物理等学科知识。”

　　回应产业与市场需求，则是另一个重要逻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执行院长倪红福介绍，学校2026年新增“低空经济与管理”，一头对接国家战略，一头追赶产业变革。他看到的现实是：产业扩张很快，人才缺口更快。企业要的不是单科高手，而是既懂经管，又通晓技术原理，还能理解产业运行与政策治理的复合型人才。

　　在这轮新增专业目录中，“数字化”几乎成了高频词。其中，与“数字”“智能”“智慧”相关的专业多达13个，包括数字金融、数字贸易、数字公共治理、商业人工智能、智慧渔业等。

　　不少高校把它视作一次“顺势而为”，也是传统专业在招生下滑、就业承压之下的主动转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全国首个开设商业人工智能专业的高校。该校科技商学院、管理学院教授郑权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下整个工商管理专业招生面临困难，正处于一个低谷期。”

　　以其所在的学院为例，大约三分之一的学生在大一下学期都通过转专业离开了学院，传统工商管理专业甚至连续两年几乎招不到学生。

　　为了“自救”，学院转而申报商业人工智能专业。郑权解释，该专业并不把自己定位为纯技术方向，而是培养既能理解AI技术，又能够将其应用于具体商业场景中的复合型人才。他认为，这是一门“宽频谱”的专业。毕业生既可以向硬核AI方向靠拢，也可以回到传统商业领域，“高校人才培养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可迁移的核心能力”。

　　相比商业人工智能专业的“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新增的数字文旅专业，更像是在原有旅游管理专业基础上的一次升级。

　　数字文旅新专业申报成功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接到多所院校的咨询电话。2026年5月9日，学院专门举办了一场面向业内的数字文旅专业申报线上分享会。副院长邓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共有700人报名，他们分别来自292所院校。

　　在邓宁看来，这股关注热潮背后，折射了旅游管理专业普遍面临的转型压力。数字化转型是必然趋势，邓宁介绍，数字文旅更强调数字技术与文旅产业的结合，面向智慧旅游、文旅平台运营、数字文旅产品设计等需求。

　　新增专业中，也出现了一批回应民生需求、体现人文关怀的专业。如回应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的艺术治疗，以及聚焦传统体育传承与康养的太极拳等。

　　没有经验可借鉴

　　新专业获批只是起点。对很多高校而言，真正的难题是“新”之后：缺经验、缺师资、缺可复制的路径。

　　“几乎没有经验可以借鉴。”申报低空经济与管理专业后，倪红福面临一连串具体问题：课程体系怎么搭、哪些课程最核心、管理与技术的边界如何平衡。很多环节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一边探索，一边建设和优化。

　　比教什么更现实的，是谁来教。

　　跨学科交叉融合是新增专业的共同底色。倪红福坦言，复合型师资相对不足，传统经济管理教师对低空领域了解有限，而既有低空产业背景，又具人文社科训练的人才更为稀缺。学院只能通过教师培训、联合授课、引入校外导师等方式逐步完善。

　　也有学校尝试跨学院师资合作，来解决人才紧缺的问题。

　　杨延宁介绍，在计算语言学专业建设过程中，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过去与计算机、软件学院开展科研合作，但进入教学环节后，课时如何核算、授课评价怎么算、教师归属如何界定等问题集中暴露。

　　好在发现问题后，教务部门调整了以学院为架构的系统设置，才为跨学院课程管理与教师协同提供了支持。

　　“跨学科的人才培养很不容易。”杨延宁说，当前大学的组织架构与学科边界相对稳定，但趋势却是学科融合，学校层面的制度支持不可或缺。

　　此后，他们多次召集跨学院协调会，逐项敲定联合授课、双导师、实践项目指导和实习等安排。

　　多位受访专家提醒，新增专业最终要落到培养方案、师资队伍建设和课程设置上，注重专业内涵，而非改名挂牌。

　　郭卉曾调研华中科技大学的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这是学校的王牌专业，却在招生时被一些学生和家长嫌“老土”。2020年，学院在该专业培养方案中增设了智能制造、机器人等相关课程后，生源质量迅速回升，湖北省内生源排名前进了300名。

　　郭卉追问学院领导，对方坦言：“培养上很早就改革了，更改名称更多是吸引生源。”这折射出社会对“热门”专业的追捧。

　　她提醒，在招生导向下，地方院校增设新专业更要警惕“名实分离”，不能仅把原有课程与人工智能内容简单“拼盘”。

　　江南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田贤鹏长期研究高校学科专业布局，他提到，就业率、一志愿率、转专业率等量化指标能为专业调整提供相对客观的参考，但也可能催生短期功利主义，忽略了人才培养的滞后性和长周期价值，加剧基础学科、人文学科的生存危机。

　　此外，李立国指出，产业变化越来越快，人才培养周期往往长达四年以上。学生毕业时，对应岗位的需求可能早已变化。因此需要“建设‘人才需求—产业变化’数据库，动态掌握各地用工需求与人才规模，为专业调整提供数据依据”。

　　李立国建议，可借鉴国外学科专业目录的设置思路，由高校自主形成专业目录，再由国家层面汇总统计，使目录逐步转向指导性、统计性，给予高校更大的自主调整空间。

　　（应受访者要求，韦岷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