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教委表示：从2024年秋季学期起，北京市义务教育学校将对课间安排做出整体统筹优化，原则上落实15分钟课间时长，提供更加从容的课间时间，引导师生走出教室、走向户外、走进阳光。

　　此举受到普遍好评，论者纷纷寄予厚望。除北京外，全国也有多个城市正在推行15分钟课间。从去年大家都在批评“消失的课间十分钟”，到多地落实“课间一刻钟”，似乎一个痼疾已灰飞烟灭，但理解“消失的课间十分钟”问题的发生机制后不难发现，从本源上解决问题没那么简单。

　　有媒体2023年7月报道，在北京，小学普遍严格限制学生课间活动的范围和强度，记者随机走访中心城区的27所学校，至少有超过20所学校对学生课间活动做出限制；在河南郑州、河北保定等地，也有学校采取类似规定，包括不准出教学楼、不准出教室、不准在教室内外大声说话和嬉戏打闹等。

　　这背后有共同的发生机制。存在个别家长，孩子在学校受了伤、发生了意外，不管学校有无责任、有多大责任，一概全部赖上学校。是学校的责任或学校有部分责任，学校当然给予合理的赔偿；在明明不是学校问题的情况下，一些学校、教育主管部门乃至公检法却抱着息事宁人的心态，和稀泥、按闹分配。而学校与教育主管部门为了避免再次“出血”，“最优策略”是限制孩子的活动空间与活动自由，以逼近“绝对安全”，从而导致“消失的课间十分钟”。

　　特别的家长永远存在，怪这些人绑架了其他孩子、绑架了学校，是模糊了问题的焦点。面对这样的家长，学校与教育主管部门如何应对才是关键：是选择走一时艰难但永绝后患的路，还是一时容易但后患无穷的路？在这个意义上，要从根本上解决“消失的课间十分钟”问题，学校与教育主管部门必须重新回到原点，明确作出与过去相反的选择。

　　理解了上述发生机制，我们对“15分钟课间”如何切实落地就有了更系统、更深刻的认知。仅仅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症治疗或治标之策是远远不够的。

　　2021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第八条规定：学校不得设置侵犯学生人身自由的管理措施，不得对学生在课间及其他非教学时间的正当交流、游戏、出教室活动等言行自由设置不必要的约束。这条针对的就是“消失的课间十分钟”，但显然诸多学校并没有就此改弦更张。

　　学校的考量很“理性”：这规定是柔性的，不执行也没有后果；但要是有孩子课间受了伤，虽不是学校的责任，家长闹起来，教育主管部门会为学校撑腰吗？说不定为了平息家长的怒火，还会让学校背锅。再说了，没有哪所学校认为不许学生课间出教室、出教学楼、去操场是“不必要的”。

　　现在多地教育主管部门推行的课间从十分钟到一刻钟，是不是意味着学生一听到铃声，就可以下楼去操场，与小伙伴们尽情玩耍，释放爱自由的天性？我们只能保持审慎乐观。比如北京市教委要求，引导学校干部教师主动设计、积极参与学生课间活动。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在推广15分钟课间同时，也要求教育主管部门将课间活动方案纳入学校考核。

　　细品字里行间，学生课间时间多了，可以下楼去操场了。但教育主管部门的安全顾虑似乎很大，又是要“引导学校干部教师主动设计、积极参与学生课间活动”，又是要“学校组织课间活动，并纳入学校考核”，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教师组织的课间活动，学生可以选择不参加，而和小伙伴们自己组团玩吗？

　　如果强制学生参加，“课间一刻钟”可能会异化为目前的大课间。大课间本为让学生有更多的课外活动时间而设置，但孩子们普遍反映不喜欢，因为不少学校，学生在大课间只能参加整齐划一的集体活动，既没有自由度又没有乐趣，成了诸多孩子的“苦役”，不少孩子吐槽还不如上体育课。如果孩子可以自行组团尽情玩耍，那课间十分钟很好，十五分钟更佳；如果孩子只能被组织参加整齐划一的集体活动，就像上了“小体育课”，则无以释放孩子的天性。

　　课间十分钟或十五分钟，去室外，在操场，静下来发呆也好，动起来也好，与小伙伴聊天也好，做游戏也好，都行，每个孩子的身心得到回血，也是社会化的重要机会，还有助于涵养质朴刚健有韧性的品性与价值观。这种阳光下的教育与成长，可能比教室内的知识教育更重要。

　　文｜陈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