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受访者供图）

　　“大厂员工都是怎么忍受超长时间加班的啊？”社交平台上曾有这么一条热帖。帖主最后写道：“世界上真的没有正常双休、加班少的工作吗？”

　　加班似乎已成为现代职场人的常态。

　　2026年1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达48.6小时，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也远超劳动法的规定。

　　早在1994年，中国就通过了劳动法。根据现行劳动法，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注意到，比普遍加班更可怕的是，“不支付加班工资也是普遍现象”。

　　2026年全国两会，陆铭呼吁减少内卷式加班，建议优化劳动法关于工时、累计加班工时、加班工资等规定，有步骤地与欧盟等发达国家接轨，强化监察力度，提高违法成本。

　　在这位经济学者看来，普遍过度的加班文化正侵蚀职工健康，过度劳动也严重抑制居民消费，同时加剧社会焦虑。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是，当个体时间被工作全面侵占，用于休闲、社交、文化等服务业消费的时间和精力便所剩无几，“普遍性的过度劳动将导致社会整体幸福感停滞甚至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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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囚徒困境

　　南方周末：据你了解，中国的加班现状如何？加班内卷在多大程度上能提升工作成果？

　　陆铭：中国是全球人均劳动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加班对刺激产出有正向作用，可降低企业的劳动用工成本。通俗来说，就是三个人的活儿由一个人干。这有利于企业形成国际竞争力，但也会加剧中国内需不足、对出口依赖的局面。

　　加班对个人生活品质和服务业消费伤害很大。我们最近用阿里的大数据研究发现，加班多的城市外卖更发达，但吃喝玩乐娱等服务业消费明显更少。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反映，加班不利于身心健康，也没法消费和照顾家庭，甚至影响恋爱、婚姻和生育意愿。

　　南方周末：对企业发展而言，加班会带来负面影响吗？

　　陆铭：内卷竞争挤占了创新所需的“思考时间”。持续的高强度、重复性劳动耗尽员工的精力与创造力，导致企业内耗较大，难以涌现突破性创新。这也容易导致企业形成对“人海战术”与“工时堆积”的路径依赖。当通过延长工时就能轻易获取利润或完成目标时，企业就缺乏动力投资技术创新、流程优化和员工技能培训。当前我国企业加班文化盛行，一旦欧盟正式实施《欧盟反强迫劳动法案》，还将对中国出口欧盟产品形成巨大压力。

　　南方周末：既然如此，为什么加班文化依然盛行？

　　陆铭：这是典型的囚徒困境。如果别人不加班而我加班，我的竞争力会更强，对我有利。如果别人都在加班，我就更得加班。用经济学的话来讲，加班成了占优策略，也就是说，不管别人加不加班，我都得加班。这不完全是文化问题。

　　另外，制度建设也不足。劳动法施行已久，但加班工资执行并不到位。大家对加班的维权意识也不够强，不敢维权。

　　南方周末：劳动法规定，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应支付至少1.5倍工资，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应支付至少3倍工资。为什么落实存在困难？

　　陆铭：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5职场人加班情况调研报告》，38.7%的职场人几乎每天加班，长期透支导致身体机能下降、慢性病年轻化、心理问题高发。近60%的劳动者在免费加班，仅26.5%能获得加班费。加班非常普遍，不支付加班工资也同样普遍。

　　从劳动者角度看，一旦有人不愿意加班或举报企业，至少在企业内部难以晋升，还可能被排挤，甚至失业。同时，经济增长率放缓，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失业压力下，企业和员工更不敢不加班了。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外力介入，由政府进行干预和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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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应更主动地抽查

　　南方周末：你建议完善举证与仲裁机制，解决劳动者举证加班难的问题，降低维权门槛。在现实中，劳动者仲裁如果被下一家单位背调发现，也可能会影响正常入职。你认为应该如何保护劳动者维护自身权益？

　　陆铭：我觉得政府可以更加主动地抽查企业加班情况。周边国家有类似做法，我们可以借鉴。加班肯定要用电，不可能点着蜡烛，因此用电大数据可帮助识别加班。员工举报和维权也非常重要，举报者应得到匿名的保护。同时也要保护企业，防止被恶意举报，比如建立举报者失信机制。不偏袒企业或劳动者任何一方，而是以事实为基础。

　　南方周末：加班应如何认定，尤其是对上下班时间相对灵活，甚至没有坐班要求的人群而言？比如高校科研工作者晚上11点还在实验室，这是否属于加班？

　　陆铭：加班要看岗位性质，有些岗位的确很难去界定。比如记者，总会遇到突发事件，你说要不要加班？我们高校教师的科研和教学也一样，如果学生晚上提出问题，你说回答不回答。对这类岗位，不能绝对地设定一个标准，而要一事一议。

　　企业应形成保护劳动者的价值观，不能一味节省成本。如果雇佣足够多的劳动力，不至于让每个人分摊太多活儿，就能缓解加班的问题。高校则是另一种情况，不是雇佣的人少，而是考核标准太高。尤其对一些年轻老师，KPI设得特别高，既要论文又要项目，还要服务社会。

　　有些时候，我们不切实际地让高校考核标准向发达国家、世界排名靠前的高校看齐，忽视了某些领域客观存在的差距。KPI定得过高，就会引发相互恶性竞争。你定得高，我就要定得更高，但发文章的杂志就那么多。我觉得内卷式加班是不正常的，在科研领域也未必有利于产生重大创新。

　　南方周末：有用人单位会担心，在严格执行工时和加班工资规定后，会不会有劳动者消极怠工。本可在规定工作时间内完成，却拖延加班以获得更高工资？

　　陆铭：这属于企业自身管理问题，应提升管理效率。如果真的存在这种现象，可通过市场竞争来解决。也就是说，大家都不过度加班，哪家企业管理得好，能让劳动者在正常工作时间内提高效率，谁就能在市场上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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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单位更不应过度加班

　　南方周末：你建议发挥政府部门、国央企单位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各级政府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等率先严格执行工时制度。但现实情况是，现在不少政府部门自身加班也很严重，如何才能真正扭转加班现象？

　　陆铭：我们说民营企业要提高社会责任感，端正价值观，不能让劳动者过度加班，那么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更应如此。当然，也要排除一些特殊部门和岗位，比如应急管理部门就很难这样严格规定。

　　但我觉得，绝大多数单位的工作并没有那么大的不确定性。为什么一定要加班？而且公共服务部门更不会面临国际竞争的问题，我找不出加班的理由。我们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增加福利。人是发展的目的，不是发展的手段。

　　南方周末：你对减少内卷式加班有什么建议？

　　陆铭：要鼓励企业利用人工智能、自动化流程等数字技术，替代重复性、低价值劳动，优化工作流程，减少不必要的耗时与人工作业负担。同时，也要推广科学管理与柔性工作模式，引导企业引入先进管理方法，以成果产出而非工时长短作为核心考核依据。支持有条件的行业与企业，试点、推广弹性工作制等灵活形式。

　　南方周末：用数字技术替代重复性、低价值劳动，本意是减少劳动者工作强度和加班工时，但技术发展后需要的劳动者数量也会减少，以实现减员增效。

　　陆铭：是这样的。技术进步是把双刃剑，但它取代的，永远是那些可被取代的工作岗位。技术进步是一种客观情况，就算不立法减少加班，该被取代的劳动力还是会被取代。另一方面，在企业里那些不能被技术替代的岗位，仍然有必要限制加班。

　　换句话来说，技术运用在某些岗位上会取代劳动力。这和我讲到的用技术辅助提高劳动效率，为员工减少劳动强度，是两件可以分开讨论的事。

　　南方周末：关于加班，你还有什么特别的补充？

　　陆铭：在讲到减少加班这件事上，我认为全社会要有更多共识。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我们必须更多考虑人的福利，让大家有时间休息，享受生活，照顾家庭。而这也关乎中国宏观经济：减少加班可刺激国内服务消费，带动更多内需。

　　同时，如果我们不减少加班，那加班形成的低价竞争，通过出口影响到别的国家，国际上也会产生对中国的负面看法。甚至一些中国企业在出海过程中，把国内的加班文化带到其他国家，也会影响海外劳动力市场氛围。

　　我今天讲的所有内容，不是说不能加班，而是说加班要付足加班费。另外，加班要有上限，不能无节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