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师范本科院校中，近四分之一在过去三年新增了三个以上工科专业。最热的是人工智能，其次是新能源与器件、机器人工程、网络空间安全等交叉学科。

　　对师范院校而言，工科尤其依赖长期资本开支与工程实践积累，转型因此更难落地。

　　省属师范院校正陷入一种“双头鹰”式困境：一头要坚守师范教育的核心使命，另一头又被要求深度服务地方发展。

　　“我们学校学前教育专业在2025年招收了23位本科生，一学期后转出10人，目前只剩13人。”西北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教授王稳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学生少，培养成本就越来越高。”

　　对师范院校而言，这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师资需求下滑叠加就业形势变化，一些学校开始收缩传统师范专业的培养规模，并将资源投向更受政策与市场青睐的新工科。

　　2024年10月，西北师范大学整合校内工科资源，汇聚师资力量，成立了工学院。九个月后，赣南师范大学也紧跟步伐，成立了该校首个工科学院——智能制造与未来能源学院。到了2026年2月，安徽师范大学更是一口气设立三个新工科学院。

　　师范院校调整节奏明显加快。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世界高等教育趋势报告（2026）》显示，全国师范本科院校中，近四分之一在过去三年新增了三个以上工科专业。最热的是人工智能，其次是新能源与器件、机器人工程、网络空间安全等交叉学科。

　　师范院校的变化，也发生在全国高校专业加速调整的大背景下。教育部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全国高校新增本科专业布点1.02万个，撤销或停招1.22万个，累计调整比例已超30%。

　　在这一轮专业大调整中，师范院校的专业结构变化更直接牵动其办学定位：在扩展新工科的同时，师范如何“守住主业”，备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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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就业是全国标兵”

　　不仅是王稳东所在的西北师范大学，多所师范院校的学前教育专业都在收缩。

　　2021年，某头部省属师范大学学前教育本科招生人数为180人。2022年起缩减，2026年的招生计划仅为120人，2027年预计降至100人，2028年目标为80人。“未来能不能保住80，还不好说。”该校学前教育学院的一位副教授向南方周末记者坦言。

　　他解释，学校招生就业处会根据社会趋势提前预估，再给各学院确定招生指标。指标逐年递减“肯定跟就业趋势有关。我们的学前教育专业，以前就业是全国标兵，现在一路下滑”。

　　这两年，幼儿园关停或转为养老院、幼师转行的新闻屡见报端。公开数据显示，2022—2024年间，学前教育阶段专任教师从2022年的324万降至2024年的283万，减少41万人。

　　部属师范院校也不例外。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梅兵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透露，该校于2025年停招的是学前教育本科专业公费师范生。

　　受影响的并非只有学前教育。部分省份的教师招聘规模也在收缩。以江西省为例，该省中小学教师招聘人数从2021年的1.3万人减少至2025年的2100多人，降幅超过80%。与此同时，不少地区还在探索教师退出机制。

　　需求曲线的下滑，首先“砸”在最传统的师范专业上。

　　这种冲击在不同层级院校之间并不均匀。部属师范大学学科门类相对齐全，平台与资源更充足，师范生规模也相对稳定，缓冲空间更大。

　　而省属和地方院校则师范生占比较高，对师范专业依赖更强。比如，西北师范大学的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显示，该校共有本科专业80个，其中26个师范专业，54个非师范专业。但在2025届和2026届毕业生中，师范生占比约为60%。

　　一旦生源收缩，就更难以消化“招不满、招不到”的压力，调整时的腾挪空间也更有限。

　　特别是新高考改革后，学生更倾向选择物理类，填报志愿时也更偏爱理工科，大多数师范院校在普通批次招生中普遍遇冷。

　　西部某省属师范院校的一位院领导观察到，十年前，北师大在理工类的录取分数线高于北航和北理工，但现在，已被反超了。

　　对学校而言，这些现实会转化为新的专业结构调整举措：缩招、合并、撤停。而腾挪出来的资源，则被投入到被认为更能承接招生与就业压力的赛道。

　　“不转不行，因为大家现在都在转。学生、家长、社会都盯着工科，师范专业再强，也架不住就业市场遇冷。”一位省属师范院校的老师向南方周末记者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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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科成了显学”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卢晓中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师范院校本身就有大量非师范专业，现在无非是按照政策导向，将一些文科专业压缩，转而发展新工科而已。”

　　转向新工科，政策层面的推手清晰可见。

　　教育部明确要求，高校在专业调整时要围绕国家战略和市场需求，理工科因此被置于优先序列；各省教育厅也普遍提出，省属高校要压缩文科专业，新增专业原则上必须是理工科。

　　资源配置随之“指哪儿打哪儿”。

　　前述院领导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工科成了‘显学’，国家资源大量向工科倾斜，工科更多更强的院校，其日子更好过。”相较之下，师范院校更吃亏，“北师大每年经费预算估计也就一百亿，这还是头部师范院校，那省属师范院校又能投多少钱？”

　　更重要的是，专业评估、招生计划、生均拨款、博士硕士点申报等核心资源配置，与专业结构深度绑定。这意味着，以传统教师教育和文理基础学科为主体的省属师范院校，若不主动布局新工科，未来的发展空间可能进一步受限。

　　在这种结构性的约束下，“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不得不”。那么，师范院校如何部署新工科？

　　南方周末记者梳理发现，常见路径是依托原有的理科基础增设新专业或成立新学院，同时多半会选择与龙头企业或工科实力强劲的高校及科研机构合作。

　　例如，西北师范大学的工学院是参照教育部高等研究院的建设标准，整合校内现有工科资源，汇聚多学科、多领域师资力量；南京师范大学新设智能装备与系统专业，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江苏省某重点实验室平台；安徽师范大学则强调，凭借其在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上的积累，可为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的发展提供底层支撑，建设了智能信息与先进制造学院、智能材料与未来能源学院、人工智能学院三个新工科学院，并与当地企业合作……

　　同时，多数学校会配备校企“双师型”师资团队，建设实践与实验训练平台。比如，安徽师大实行人才双向挂职与“校聘企用”机制，推行“双导师制”培养模式和卓越工程师班等联合培养形式。

　　在建设新校区时，新工科也往往被优先布局。

　　湖南师范大学的科创港校区在2025年9月开工建设，据《湖南日报》报道，新校区将重点布局量子科技、人工智能、化工新材料、信息科学等新兴交叉学科以及核心基础学科，打造以新工科为核心的学科集群和创新平台。

　　新工科被寄予了很高的期待。

　　安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蒋家平表示，新工科学院的成立，将促进该校从师范教育为主向“师范底蕴+工科硬核”双轮驱动的深度转型，并将有助于破解师范院校在服务国家战略、支撑地方发展与坚守师范主业之间可能出现的“两张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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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基因缺失”

　　但从“挂牌”到“运营”，往往隔着一道现实鸿沟。对师范院校而言，工科尤其依赖长期资本开支与工程实践积累，转型因此更难落地。

　　近来在布局新工科上势头猛进的安徽师范大学，在婉拒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提及，他们的新工科尚未实体化运营，各项工作仍在推进中。

　　西北师范大学工学院也处在“搭骨架”的阶段。其组织架构显示，该校党委常委、副校长马利邦兼任工学院院长，有七位副院长，其中三位分别对接联系生命科学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以及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王稳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学校从计算机、化工等学院抽调部分老师，先将骨架搭起来，招生工作还未开始。据他了解，未来将走跨学科、交叉学科的路径，而非传统工科路线。

　　实际上，也有业内人士指出，除了六所部属师范大学，大部分省属师范大学都以文理见长，办工科先天劣势明显，普遍存在“工程基因缺失”的问题。

　　师资首先是一道坎儿。

　　王稳东解释：“总不能把师范专业的老师直接拉去教工科吧？得招新人，但招人需要钱、需要编制，这些都不容易。”

　　“得先引进博士和高层次人才。没有团队，光靠挂牌子没用。”西部某省属师范院校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刘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编制也是难题，省属院校的教师编制由省人社厅核定，学校想办新工科，就需要拿出编制引进人才，但编制本就非常稀缺。”

　　经费是更大的短板。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郭卉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许多理工科专业属于高投入专业，需要实验室、仪器设备、高层次师资支撑，办学成本明显高于一般课堂教学型专业。在地方财政压力较大的情况下，省属师范院校获得的投入也更有限。

　　除此之外，社会认可度同样令人担忧。

　　上述省属师范院校的院领导认为：“省属师范院校成立交叉学科、搞人工智能，家长的反应往往是：师范院校怎么能做好这些？”

　　2026年3月，曲阜师范大学工学院院长张正强在校新闻网发文提及建设新工科的短板和挑战：“与省内高水平工科院校、同赛道兄弟院校相比，我们仍存在工程底蕴不足、行业特色不鲜明、实践教学能力薄弱的痛点，核心瓶颈在于师范院校办工科的专业辨识度与核心竞争力不强。”

　　更难的取舍在于资源分配：扩展新工科，如何不挤压师范生的培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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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师范化”的隐忧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学院副院长吴叶林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省属师范院校正陷入一种“双头鹰”式困境：一头要坚守师范教育的核心使命，另一头又被要求深度服务地方发展。

　　而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往往更倾向支持理工类，因为技术转化、产业合作能带来更直接的经济回报。相比之下，师范教育对地方经济的贡献多是间接且长周期的。

　　在吴叶林看来，这有可能使得省属师范院校两面承压：主业投入不充分，地方服务也难出彩，结果两头都难兼顾。

　　“师范高校的注意力被工科、产业服务牵制，在校内注意力分配上师范教育有被冷落或边缘化的风险。”吴叶林认为。

　　南方周末记者调查采访过程中，不少师范院校业内人士也谈到“去师范化”的隐忧。

　　刘颖表达了同样的困惑：转型过程中，资源有限，既要布局新工科，又要保住师范，注意力分配不够，“师范教育的传统优势被不断稀释”。

　　因此，前述西部省属师范院校的院领导认为，“老老实实办好师范就够了，贪多嚼不烂”。

　　也有学者持不同态度。

　　卢晓中认为，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办理工科，而是怎么办。如果当地已有强势工科院校，还办同质化的工科，无异于自找麻烦。应办有特色的、与当地产业结合，服务地方产业需求的新工科。他强调，对师范院校而言，非师范专业的存在是历史事实，也是未来趋势。“主责主业不能丢，两条腿走路，但要清楚哪条是主腿”。

　　在刘颖看来，专业调整需综合考虑国家政策、自身办学定位、区域发展需求，以及生源、教学和就业质量。师范院校还是要找准自身的位置，在优势的基础上寻找特色，而非盲目跟进。

　　她提醒，大部分师范院校跟风设置理工科，若培养不出国家需要的拔尖创新型人才，反而可能沦为新一轮就业困难的受害者。

　　这并非杞人忧天。

　　麦可思研究发现，2018—2022年非工科院校撤销专业中，理工类专业是撤销大户，且五年里撤销比例呈上升趋势。受办学实力、教学水平等限制，一些设置在非对口院校或学科优势不明显的专业，就业质量也较低。

　　郭卉进一步补充说，政府要求大学对准产业需求办学，但高校最难的是看不清“真实需求”：“不只是哪个产业重要，还要知道缺什么岗位、缺多少人、需要什么层次和能力结构的人才，以及这种需求在本地区是否可持续。”

　　至于传统的师范专业，招生结构的优化和调整也是必然。

　　王稳东举例，如今甘肃省一年仅需几十个学前教育的师资，但省内现在有四五所学校同时培养，“那让学生毕业了往哪儿去？”

　　因此，吴叶林呼吁，国家相关部门应进行宏观测算：中长期到底需要多少教师？哪些师范院校需保留，哪些该转型。应根据区域需求优化顶层设计，既不能一窝蜂上工科，也不能一刀切推进或禁止地方师范院校向应用型转变。

　　“人口摆在这里，班级规模也很清晰，面向未来十到二十年开展较为精准的测算与规划有必要性与可能性。”他说。

　　（应受访者要求，刘颖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