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受访者供图 / 图）

　　“这次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我非常激动，倍感光荣。”获奖后，薛其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我白天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学校的行政工作，晚上一般会看一两小时的文献。但在看文献之前，时常需要10-15分钟的时间来进入状态，比如放下白天的琐事烦恼，调整心情，再开始看文献。”

　　2024年6月24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获得202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这次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我非常激动，倍感光荣。我深深地体会到党和国家对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对科学家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获得这一奖项，我同时也感到责任与使命之重，这也将激励我未来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继续努力。作为南科大的校长，我也将会把科技创新精神进一步融入南科大的发展中，力争为教育强国建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南科大的力量。”在获奖后，薛其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自2000年启动评选以来，国家最高科技奖每年的获奖者不超过两人，在此次颁奖之前，共有35位获奖人，他们获奖时的平均年龄约为83岁。

　　出生于1963年12月，不到61岁的薛其坤是史上最年轻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此前，这一标签属于北京大学教授王选，他2001年获奖时为64岁。

　　薛其坤是凝聚态物理领域的著名科学家，取得多项引领性的重要科学突破。

　　2013年，薛其坤在清华大学带领团队在实验中首次观测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当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是从中国的实验室里，第一次发表出了诺贝尔奖级的物理学论文”。

　　他和团队在异质结体系中发现界面增强的高温超导电性，开启了国际高温超导领域的全新研究方向。

　　薛其坤早年曾有一段曲折的求学之路。1984年，他从山东大学光学系激光专业本科毕业后，考研失利，被分配到曲阜师范大学物理系工作。在曲阜师大，薛其坤一边工作一边准备考研，于1987年考上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的研究生。

　　来到北京后，薛其坤的开局也谈不上顺利。他对媒体回忆，“从1987年到1992年，没有一套像样的数据能写一篇论文让我毕业。不过，因为当时的仪器设备经常出问题，我在物理所修了四年的仪器，对仪器设备掌握得十分熟练”。

　　转折出现于读研期间，1992年，他作为联合培养博士生赴日本东北大学读博，从此人生进入快车道，42岁就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当时最年轻的院士之一。

　　薛其坤的日本导师推崇“7-11”工作制，即早上7点到实验室，晚上11点离开。他深受影响，在回国后也保持了这样的工作习惯。

　　当选院士后，薛其坤依然保持着“7-11”作息，被师生戏称“7-11”院士。实际上，薛其坤解释，“我很多时候都是晚上两点左右回家，你知道为什么吗？晚归就意味着那天我得到了非常好的数据。就像你们在写出理想的稿子之前非常焦灼挣扎，但当你完成并且感觉很满意时，一看夜里两三点了，你也会觉得很幸福”。

　　在物理学家的身份之外，薛其坤也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他从2020年11月开始执掌南方科技大学。

　　2010年，被称为“高等教育改革试验田”的南科大正式在深圳筹建。

　　2022年，南科大的数学学科入围第二轮“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南科大也一跃成为国内最年轻的“双一流”大学之一。截至目前，南科大有11个学科进入ESI全球排名全球前1%，包括化学、物理学与地球科学等，其中材料科学进入ESI全球排名前1‰。

　　相较于传统高校，以南科大、西湖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为代表的新型大学具有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致力于基础性前沿研究，并采用跨学科合作的知识生产模式等鲜明特点。

　　此前，薛其坤常年在北方生活和工作，来广东不到4年，他自嘲口音已经变成了“山东偏广东”。最近，薛其坤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结合学校实际情况，谈了谈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之路。

　　最与众不同的地方

　　南方周末：作为一名实验物理学家，你对于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研究备受瞩目；作为校长，你所执掌的南科大这几年发展势头也很强劲。你是如何协调科研工作与担任校长的行政事务的，当大学校长所需的必备素质与优秀科学家有哪些不同？

　　薛其坤：现在，我白天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学校的行政工作，晚上一般会看一两小时的文献。但在看文献之前，时常需要10-15分钟的时间来进入状态，比如放下白天的琐事烦恼，调整心情，再开始看文献。

　　大学校长首先是教育家。科学家了解科技如何发展，科技方面需要培养何种人才，可以将其转化为育人的内容，这就是教育家的事情。因此，如果在教育家的基础上也是科学家，对一所理工科大学的发展就会有所助益。

　　南方周末：南科大、西湖大学、上海科技大学被人们称为新型大学，你认为新在何处？

　　薛其坤：最与众不同的是学校的运转机制。这些新成立的大学，是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多年的基础上，汲取其中经验，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又能面向世界的运转机制。

　　以南科大为例，在引进人才、建设高水平教师队伍上，我们采取全员聘用制，非常灵活。而在招生时，则采取“631”制度，即高考成绩占60%，南科大自主组织的能力测试成绩占30%，高中平时学业成绩占10%，这有利于我们选拔出适合南科大人才培养理念的优秀学生。

　　南方周末：提到学生培养，与传统高校的育人形式相比，南科大实行的书院制和完全自选专业很受关注，学生入学第一年不分专业，实行“1+3”和“2+2”的“通识+专业教育”，这样的人才培养模式有何优势？如果要推广，有哪些难度？

　　薛其坤：学生经过一年的通识教育后，能逐渐找到他们的兴趣点，以及适合自身发展的专业方向，避免了高考填的专业不适合自己的情况，这可以为他们的成才打下坚固基础。

　　南科大的大部分本科生从二年级开始，会跟随学术导师进入实验室，将课堂学习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而在这些初步的研究学习中，可以培养他们的科研创新能力，以及认识世界和与他人打交道的能力。

　　但真正要推广南科大的这一套做法，还是有难度。现在国内的新型研究型大学规模体量都偏小。南科大每年招收1000多人，学生入校后分布在六大书院，每个书院200多人。但如果是每年招生人数在5000人以上的学校，即使一个书院500多人，也需要10多个书院，施行起来相对困难。

　　目前来看，那些规模较大的高校如果采取书院制，一般会对专业作出一定限制。其实，书院制并非唯一方法，各个学校可根据规模和实际情况，使得学生在进入大学后拥有自选专业的机会。

　　南方周末：关于书院制和自选专业，你从学生和老师处得到过哪些反馈？

　　薛其坤：总体来说，大家对一年之后再选专业的做法高度认可，甚至有家长给我们写信，表达对于这种模式的欣赏。

　　另外，书院制为学生创造了更多交流的机会。在大多数高校，除了社团活动，学生间的交流基本在本院系开展；而采取书院制，在未来方向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大家也能在第一年有充分交流学习和相互鼓励的机会。

　　当然，书院制也有它的弱点。由于选专业较晚，留给专业学习时间有限，不利于一些难度较高专业的学习。不过，这些专业往往也是需要进一步深造的，学生一旦选择了这些专业，通常意味着将来要读研读博，因此，学生通过后期的深造学习，也能弥补这一不足。

　　南方周末：南科大办学十多年来，学生培养的成效如何？

　　薛其坤：目前来看，南科大每年一千多位本科毕业生中，有70%会选择继续深造，其中大部分同学进入到国内985高校和国外排名前100的高校。我们每年都有本科生进入哈佛、MIT和斯坦福，也有学生进入清华北大，这说明南科大培养的本科生质量是很高的。

　　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清华、北大与中国科大等名校的本科生选择来南科大进行研究生学习，这是学校快速发展的另一个例证。

　　给足时间，让年轻老师证明自己

　　南方周末：在对教师的评价体系上，南科大采取了什么样的做法？

　　薛其坤：我们引进老师时分为两类情况。对年轻教师实行“非升即走”，经过一段时间后考核评估，如果达不到学校要求，就不再继续聘用。但需要强调的是，考核时，我们也不完全看论文数量，而是结合教学与科研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量。

　　对于一些相对资深的教师，聘用时就是长聘制，使他们可以更潜心做学术研究，不以KPI或论文发表数量作为考核指标。

　　南方周末：你曾多次谈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而基础研究作为科研“无人区”又以不确定性为特征，往往耗时较长。我们如何鼓励那些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者沉下心来做研究？

　　薛其坤：对于一些能够静下心来做一些耗时较长的基础研究的教师，在考评和晋升时，我们会充分考虑研究的特点和状态，采纳同行专家的意见，对他们的学术能力和未来发展能力进行综合评估，给他们更多鼓励。

　　以南科大的数学学科为例，我们计划将预聘制的时间从原本的五六年延长到八年，给予年轻老师充足的时间来证明自己。

　　南方周末：南科大建校仅14年，就进入2023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前150，在泰晤士高等教育年轻大学排名中居全球第17名。你认为南科大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原因是什么？

　　薛其坤：南科大取得的成绩，离不开深圳市对学校的强大支持，让我们有较丰富的资源为学生、老师提供优越的学习工作与研究环境。

　　首先，学校具备良好的基础设施，和远离闹市区、安静优美的校园环境，这使得学生可以静下心来学习。其次，我们在教师待遇方面具备较强的竞争力，这对建设世界一流的教师队伍发挥了关键作用。另外，我们提供了充足的科研启动经费，能够保证刚加入的年轻人开展实验室建设，为他们发挥学术能力和潜力提供根本性保障。

　　世界上最有名的大学，都离不开丰厚的资源。你看看哈佛的基金会捐款和运转经费就知道了。要想做世界上最好的研究，搭建最好的实验室，聘用世界上最好的教师，都需要经费。

　　从学校的领导班子来说，现有正副校长7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4名，这对学校的事业发展具有一定引领作用。

　　南方周末：正如你所说，办一所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需要多年持续稳定而充足的资金支持。具体来说，南科大在办学经费这一块是如何保障的？

　　薛其坤：大学的办学经费基本有三个来源：财政拨款、教师申请的科研经费以及捐款。在中国的公立大学中，基本以前两种为主，捐款只占很小一部分。南科大也是如此。

　　市里给我们制定了一个“631”的目标，到“十四五”收官，财政经费占60%，竞争性科研经费占30%，两者比例为2∶1，现在2∶1的目标已经达到。还有10%是社会捐赠。

　　说到捐款，我们的学生从本科到博士基本要10年，学校目前才14岁，首批入学的同学刚刚进入社会，校友捐款还比较有限。有个叫张至的小伙子让我很感动，他是我们2015届本科毕业生，开始创业没多久，就给学校捐了100万元。

　　因此，我鼓励教师申请更多竞争性科研经费。他们通过研究能力申请到国家各类课题项目的纵向经费，以及通过成果转化，与企业合作，获取横向经费。

　　尽管眼下经济还在提振过程中，但我认为，深圳市会继续强力支持南科大。而且我想，如果这种支持再持续10年，南科大可能会以全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大学之林。

　　扮演“小巨人”角色

　　南方周末：既然办学最重要的支持来自深圳市政府，那么，在粤港澳大湾区加速融合的背景下，南科大如何更好服务区域发展？

　　薛其坤：南科大尽管仅有14年的发展历史，但在支撑深圳发展，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建设中，已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人才。一组明显的数据，南科大教师队伍中高层次人才占50%以上，其中还包括60多位中外院士。2022年，菲尔兹奖得主埃菲·杰曼诺夫全职加盟南科大，深圳市政府还支持建立了杰曼诺夫数学中心。

　　另外，深圳正在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而深圳最大规模的大科学装置——中能自由电子激光器大科学装置就是由南科大牵头建设的。南科大还牵头联合粤港澳三地13所大学、科研机构，以及两个头部企业建设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深圳要成为科技创新的先行示范区，吸引更多科研人才，那肯定要有平台，而南科大正在帮助深圳建设这个平台。

　　我所讲的这几个例子都表明，虽然南科大还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但从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的一些领域来看，我们已经开始扮演“小巨人”的角色了。任何一所大学对社会的贡献，不是靠创造多少GDP,而是通过人才培养和师生的科研成果转化来服务区域和国家的发展。

　　南方周末：那对南科大的发展而言，目前最为关键的还是吸引更多人才，特别是顶尖人才。

　　薛其坤：所以我总强调，希望给我们多一点耐心和支持，让我们拥有足够的实力吸引大科学家。你想，如果我们能引进一批世界顶尖的学者，我们这个学校一定就是一流的。当然，这在目前只是比较有想象力的想法。像这些顶尖人才来到南科大，签证、社保体系、医疗保险等方面都需要改进，我们还需要很多支持。

　　中国有句老话，“千军易得，一将难求”。顶尖大学不一定规模很大，但一定要集聚一批世界上最聪明的脑袋。南科大会继续吸引最优秀的人才，招收最优秀的学生，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顺利成才，从而形成理想的正反馈循环。

　　未来，南科大将成为深圳的一张名片。甚至如果南科大成为一所顶尖大学，那么很多人来深圳，就是为了看看南科大，就像剑桥大学跟剑桥市的关系一样。

　　南方周末：你曾表示大学是产学研创新链条的一环，希望建设校外平台促进创新成果落地。南科大在2023年就新增25家校企联合实验室。南科大在科研成果转化的势头为何能够如此迅猛？

　　薛其坤：主要还是依赖于深圳的环境。在南科大周围有一大批渴求原创技术和高质量技术的企业。我们最近和头部企业共建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也是我们主动作为的结果。

　　南方周末：建校14年来，回顾南科大一路取得的成就，你认为南科大最重要、最需要坚持下去的办校经验是什么？

　　薛其坤：在创办南科大之初，深圳市就给予了学校很大的办学自主权，在制度建设上高瞻远瞩，比如全员聘用制、书院制等等，这些都已经初见成效。

　　在此良好基础上，希望今后能够给予我们更大的办学自主权，让我们更多想法得以实现。我认为这是今后发展非常关键的因素。

　　文｜南方周末记者 魏翠翠

　　南方周末实习生 王尔宜

　　来源：“南方周末”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