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蒋承发表的强基生调研结果显示,学生层面存在信息获取不充分、不准确的问题,部分学生对所选专业的认知存在偏差,了解不足。
浙江大学强基计划哲学专业2022级本科生徐莉报考时,对强基计划的想象很“典型”:“低分捡漏上名校”。她最初计划先进校,再转去真正喜欢的专业。入学后,她才知道这条路走不通,因为强基生不能转专业。
她的一位高中好友进了上海交通大学的数学强基班,刚入学就遇到难度较高的专业课程,无法适应,大一下甚至出现抑郁症状。
强基计划始于2020年。当年1月,教育部提出不再组织高校开展自主招生,转而在部分高校启动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也就是强基计划。截至目前,试点高校已达39所,清一色为“985”。
2026年4月,试点高校陆续发布强基计划招生简章,报名通道也已开启。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解到,强基计划实施六年来,有考生因不了解规则而“被动上车”,也有人出于功利目的主动选择。这始终掣肘着强基计划的实施效果,更对学生未来发展产生着深远影响。
“低分进名校”
“老师建议我们都报强基试试,起码多一条进名校的路径。”徐莉对此记得很清楚。
她就读于皖东一所县中。在这所学校,只有年级前十的文科生才能稳上“985”,清北更是遥不可及。2020年,强基计划实施首年,徐莉的一位学姐通过强基计划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在整个县城引起轰动。
强基计划的初衷,是选拔培养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招生专业以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哲学、古文字学等基础学科为主。
简言之,希望招收一些对这些专业感兴趣或有特长的学生。
但现实里,考生和家长,乃至老师对强基计划都有着另外一番考量。
强基计划在提前批次录取,高考成绩占85%,校测占15%。这种招生方式使得被录取的学生高考成绩可能低于统招线。举例来说,北方某985高校机械学院负责强基计划招生的老师周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学院2024年在中部某省普通批次的最低录取位次大约是3300,但强基计划的最低录取位次约为12000,“原本‘211’都上不了的”。
由此,部分家长和老师将其视为“低分进入名校”的捷径。周宇解释,不少高中老师会直截了当地告诉学生,“想降分去‘985’,就赶紧报强基计划”。
徐莉高中时获取的信息主要来自父母和老师。她第一次听说强基计划,是老师在课堂上提及。加上“学姐考入北大”的案例,于是,强基在她的认知里很快被压缩成一句话:“低分捡漏进名校”。
她父母的想法更朴素:强基计划是国家出台的政策,顺应趋势总没错。
徐莉的成绩常常稳居年级前三,按往年情况,浙大是她有望考上的最好院校。在不确定中,借强基计划换取相对确定的结果,成了她当时最现实的选择。可选专业仅有汉语言、历史和哲学,她计划入校后再努力转至喜欢的专业。
在选哲学专业前,她对这一专业的想象来自高中政治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可能是一门探索真理、探索人生应当如何的学科”。
直到军训,她才得知强基生原则上不能转专业。学院还实行本研衔接培养,前两届的强基生大概率会直博。震惊之余,她意识到,自己几乎不了解政策机制,就稀里糊涂成了强基生。
2024年,浙大曾公布其首届强基学生的直博比例近90%。
徐莉并非个例。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蒋承在2024年5月发表的强基生调研结果显示,学生层面存在信息获取不充分、不准确的问题,部分学生对所选专业的认知存在偏差,了解不足。
除了信息不对等,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老师和学校也极其有动力把学生推向强基计划。
赵云川是中部某省示范高中的副校长。学校这两年每年有二十多人通过强基计划进入985高校。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说,学校非常重视清北复交的上线率,“家长尤其关注清北人数”。
但随着高考招生模式变化,凭裸分考入清北等顶尖高校的难度不断上升。
赵云川算过一笔账,清北近两年在该省录取人数约为330—350人,其中普通批次录取的学生人数占比仅约1/3,其余则通过专项计划、竞赛保送和强基计划等特殊招生方式。
这也符合清北整体的招生情况。公开数据显示,清华大学2025年录取内地学生约3700人,特殊招生人数占比为48.8%,其中强基生占比为24.3%。而北京大学2025年强基计划录取约920人,在3118名内地新生中占比达29.5%。
赵云川说,学校每年能有五位学生凭借裸分考入清北已相当不易。“学校在竞赛领域比不过兄弟学校,要想突破清北录取人数,只能通过强基计划想想办法”。
于是,强基计划成为不少高中重点投入的项目。赵云川透露,学校会为报考强基计划的学生单独分班,这两年还专门举办相关培训课程。2024年,他们花费约40万元,邀请强基培训机构和北京知名高中的老师在周末授课。
但他观察到,同样重视强基,只有省重点高中能做出这样的资源投入。普通县中本就面临生源流失、师资薄弱的境况,如果缺少政策扶持,往往难以开展系统性的强基培训。
“反投机”
被各种力量推着“上车”的徐莉入学后,后悔的情绪时常会涌上心头。
她坦言,如果高中时能更全面地了解强基计划的培养目标和具体规则,尤其是“原则上不得转到相关学科之外专业”的规定,自己就不会报考。
事实上,在制度设计层面,强基并非没有“反投机”的约束。
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郑若玲此前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解释,通过强基计划录取的学生,原则上不得转到相关学科之外的专业就读。这一规则通过划分清晰的学科边界来避免投机行为,有助于减少报考过程中的功利主义倾向,维护强基招生与培养环节的公平。
而且为了保证强基学生的培养质量,也有试点高校尝试动态进出。
以2021级化学专业强基生李辉所在的华南理工大学为例,他们班在大二和大三学年初,共有六位同学被分流至化学专业的普通班,随之失去保研资格。尔后,学院再从普通班遴选优秀学生加入强基班。
而那些被“淘汰”的同学处境无疑艰难。李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旦被分流,自信心难免受挫。
动态进出只是部分学校的尝试,周宇说,更常见也更磨人的,是留在强基体系里的另一种困境。
他观察到,近几年,在他们学校,部分功利性报考的强基生入校后,因不了解、不喜欢所学专业而非常痛苦,再加上强基班课程难度通常高于普通班,不少学生甚至出现学业困难。“学生和学院像一对怨偶:学生不想学,又无法退出,学院只能想方设法降低课业难度,尽量让学生达到毕业标准。”
当然,许多学生仍会先尝试把“自己拧过来”。徐莉在大学前两年逼迫自己爱上哲学与科研:大量阅读文献,跟随课程训练。但她很快意识到,自己既缺乏兴趣,也不具备做科研所需的能力。抽象理论更让她感到无所依凭,“我学得很不踏实,仿佛什么都没学到”。
她也看到同辈之间的分化,“班上约20%的同学确实有天赋和兴趣”,不少人在初高中就接触过哲学,在课堂与作业中展现出较强能力,甚至大一就能发表论文。相较之下,她觉得自己“对学科的理解能力和思辨能力都还差很远”。
一想到还要在本专业读研乃至读博,徐莉就忍不住难过,对未来也很迷茫。相对轻松的时刻,是与同样迷茫的同学一起幻想:如果当初没有选择强基,现在会是怎样的生活。随后相视一笑,彼此开解。
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出口,徐莉也开始在专业之外寻找可能:大三起,她去外院旁听经济学、心理学等更偏实用的课程,并积极寻找实习机会。
这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特聘副研究员武玮等人的研究相印证。
他们于2025年4月至6月对强基计划实施高校开展追踪调研发现,超过1/3的强基学生科研从业意愿不足,毕业后更倾向流向以经济回报预期为核心的金融与互联网行业,或进入以稳定性见长的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
整体来看,尽管功利性报考的投机行为难以完全避免,但有专家指出,随着强基计划逐渐成熟、信息通畅度提升,功利性报考的比例正在下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吴宇川等人的调研结果也表明,总体而言,强基生中以专业兴趣为选择动机的比例高于追逐名校的功利主义动机比例。
即便如此,对那些已经踏上强基轨道,却很快发现自己与学科不匹配的学生来说,刚性约束与高强度培养往往会把“不适合”拉长为持续的痛苦与迷茫。
如何优化?
那么,强基计划的招考和培养制度还有哪些优化空间?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蒋承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首先要进一步提升信息透明度。
在招生选拔环节,高校应采取多种形式公开招生人数、考核方式、培养方案、录取情况等细节,并加强对招生人员的培训,提高考生获取信息的便捷性与科学性;在培养过程中,高校也应实时更新并公开培养模式、培养方案;在转段出口环节(编者注:从本科过渡到研究生阶段),则需对考核过程进行严格监督,评估转段学生的培养质量。
一个更容易被忽略的症结在于,部分学生因专业认知偏差,入学后兴趣发生变化,但强基计划原则上不允许转专业,试错成本较高。蒋承指出,这背后往往是高中阶段对大学专业了解不足。
因此,他建议高校与中小学积极开展合作,将高校优质资源前置到基础教育阶段。例如,开设学科前沿讲座、举办生涯规划等大中衔接活动;高校与中学合作建立拔尖创新人才“蓄水池”,帮助学生更早发现自身兴趣和特长。“通过对专业的准确认知,学生在高中自主选科以及高考备考、报考阶段,能够减少因功利性或信息差造成的盲从,从而更有能力与意愿做出明智与坚定的选择。”
赵云川观察到,如今有不少高校走进高中介绍强基计划,包括专业、课程设置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等等。
他认为,虽然学校希望有更多学生通过强基计划进入名校,但学生的兴趣和意愿始终应放在第一位。“真正应该报考强基计划的学生,除了被名校光环吸引,更应该对专业有兴趣”。在他看来,学校为强基计划所做的额外投入,是为学生提供更多选择机会,最终的决定权仍在学生手中。
比如,这两年,有学生的高考分数已达到理想院校的录取分数线,便放弃强基计划的校测。令赵云川印象深刻的是,前两年有位680分的考生,虽然已通过清华大学物理专业的强基校测,但因更青睐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方向,最终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
从宏观角度来看,蒋承认为,教育主管部门也应建立对强基计划选拔与培养全过程的监督和评估机制,监督执行过程,及时指出问题或风险,并督促试点高校及时调整。
(应受访者要求,徐莉、周宇、赵云川、李辉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