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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空治理新“局”:公安部成立一新机构

2026-11-21 15:54 来源:南方周末

▲ 2025年8月2日,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在海口自在湾开幕。开幕式后,主办方组织无人机表演。(视觉中国/图)

▲ 2025年8月2日,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在海口自在湾开幕。开幕式后,主办方组织无人机表演。(视觉中国/图)

  “从专项整治转向常态化专门监管,本质是治理逻辑的升级,重心从事后处置向前端风险识别、源头管控转移,和产业长期发展的态势匹配起来。”

  低空治理的终极目标不是“管得最严”,而是“管得最准、协同最顺、预期最稳、创新空间最大”。

  中国低空经济正在经历发展与安全的再平衡。

  2026年10月中旬,低空经济产业发展大会在四川举行,公安部无人机安全防控局相关负责人公开参加了公安专场活动,这一新机构走进公共视野。

  新的机构将负责治安管控、行业监管、应急处置和违规查处等工作。稍早前,相关省、市、县级公安机关也已布局,组建了无人机治安管理的总队、支队和大队。

  从农林植保到城市巡检,从消费航拍到物流配送,万亿级低空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黑飞”侵入民航航路、撞击高铁线路、破解限高系统牟利等风险也在蔓延。

  此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低空经济发展司、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二司无人机处已相继成立。随着公安部无人机安全防控局的设立,“两司一局一处”的四方治理格局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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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飞”已成系统性挑战

  “黑飞”已经不是部分玩家的无心之失,而是一条覆盖生产改装、软件破解、违规作业的完整灰色链条。

  2026年11月10日,四川遂宁警方公布了一起利用改装无人机“高空坠箭”实施非法狩猎的刑事案件。自2026年9月起,4名犯罪嫌疑人通过网络购买民用无人机、夜视设备及金属材料,自行改装组装了一套“无人机高空坠箭狩猎装置”。他们操控改装后的无人机升空,利用热成像仪等设备搜寻、锁定野生动物,随后操纵无人机在高空释放金属箭矢,猎杀林间野生动物。

  稍早前,2026年5月,公安部公布了一个利用无人机破解软件的典型案例。在上海奉贤警方查获的案件中,当事人李某自2022年起制作并兜售无人机限高破解软件,累计非法破解设备超百台。被解除高度与区域限制的无人机,可攀升至数千米高空侵入民航航路,与客运飞机最近距离不足千米。

  “近些年‘黑飞’引发的安全风险已经从零星个案,演变为需要系统性应对的公共安全挑战。”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湾区低空经济研究院院长朱克力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除了侵入民航航线,无人机闯入大型活动现场、重要设施周边、油气场站与输电线路的案例屡见不鲜,治安防范压力持续上升。

  面对风险,公安机关过去多以“净空”专项行动应对。

  2025年12月起,公安部组织开展为期半年的全国“净空”专项工作,重拳打击超高“黑飞”、侵入禁飞区、非法破解系统等行为,短期内快速压降了案发数量。

  不过,在研究者看来,运动式整治难以适配低空产业快速成长的趋势。

  四川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陈光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专项整治的动因在于早期问题集中、专业力量不足、规则滞后,只能以高强度动员迅速控险,但其局限同样明显——不可持续、治理一阵风、基层疲于应付、市场主体规则预期不稳定。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0日,中国备案低空装备超过529万架。其应用场景渗透至经济社会方方面面,风险的常态化呼唤监管的建制化。

  在公安部增设无人机安全防控局之前,地方公安机关已经开始部署。

  2018年,威海市公安局成立正科级建制的警务航空大队,是国内起步较早的基层专业警务队伍。2025年7月,深圳市公安局警务航空支队挂牌成立,是全国首支低空警务支队。2025年9月,襄阳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成立警用无人机大队。2026年9月,浙江省玉环市公安局低空安全保卫大队成立,是全国首个县级低空安全保卫大队。

  朱克力认为,公安部无人机安全防控局的设立,首先回应的就是统一执法标准的需求。他认为,此前基层低空安全队伍分散挂靠在特警、治安等不同条线,建制不一、权责模糊,而无人机飞行不受行政区划限制,跨区域处置时标准与流程难以对齐。

  “从专项整治转向常态化专门监管,本质是治理逻辑的升级,重心从事后处置向前端风险识别、源头管控转移,和产业长期发展的态势匹配起来。”朱克力说。

  2

  避免“只管发展不顾安全”

  依据现行的《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公安机关具有无人机公共安全监管、违规飞行先期处置、涉无人机违法犯罪查处等职能。

  外界分析,新成立的公安部无人机安全防控局将全面负责治安管控、行业监管、应急处置和违规查处等工作。

  无人机是现阶段低空经济中体量最大、落地最广的载体。新华网报道,2023年中国低空经济规模达到5059.5亿元。其中低空飞行器制造和低空运营服务贡献最大,接近55%,间接产生的围绕供应链、生产服务、消费、交通等经济活动贡献接近40%。而在无人机的生产、流通、应用环节,公安机关都在履行执法职责。

  公安部新设无人机安全防控局,是中国低空治理体系十余年迭代中的重要一环。

  2010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印发《关于深化我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意见》,首次打破低空全域管制格局,将1000米以下空域划分为管制、监视、报告三类,拉开了低空开放的序幕。

  此后十余年间,无人机市场爆发式增长,通用航空场景不断拓展。但是,相应的监管工作长期以民航部门为主,曾出现“整治—反弹—再整治”的循环。

  2017年,无人机实名登记制度全面推行,首次建立源头身份管理体系,却始终受限于单一部门的权责边界,难以覆盖生产、销售、使用的全链条盲区。

  2024年是监管建制化的关键转折点。当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低空经济发展司正式挂牌。作为首个国家级低空经济专门行政管理机构,低空经济发展司的主要职责是产业顶层设计与试点统筹。

  进入2026年,专门机构迎来密集落地期。5月,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亮相,负责空域划设、适航审定与运行监管。9月,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二司无人机处设立,把握生产制造、产品标准与型号核准关口。10月,公安部无人机安全防控局公开亮相。

  在陈光看来,这套监管模式有其内在合理性,“低空经济横跨产业、运行、制造与公共安全四大领域,专业门槛差异极大,单一部门难以同时兼顾发展激励与安全底线。按功能分工的协同治理安排,有利于提升监管的专业深度”。

  朱克力也持相近观点。以往权责交叉或监管空白的地带,如今有了明确的责任主体,跨领域问题可通过常态化会商联动解决,避免了“只管发展不顾安全”或“只抓安全卡死产业”的失衡局面。

  3

  终极目标

  不过,低空经济行业内也有“政出多门”的担忧:一台无人机从生产到飞行,要经历工信、民航、公安三道监管关口,企业会不会面临重复审批、多重合规的负担?

  陈光坦言,分业监管的痛点在于标准不衔接、审批链条长,当责任边界模糊时,容易出现“都管又都不管”的现象,“最终合规成本向市场端传导。这也是‘四方共治’格局落地后,必须破解的第一道治理命题”。

  北京湾区硅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CEO罗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无人机行业正经历阵痛期,“空域申请难度加大,很多作业项目没法正常推进”。

  在他接触的企业中,跨区域运营的痛点尤为突出,不同城市的禁飞范围、报备流程、处罚尺度各不相同,企业每到一地都要重新对接规则,这对运营成本是不小的压力。

  也有观点认为,短期阵痛的背后是行业长期规范化的红利。朱克力表示,常态化监管会加速市场出清,合规经营的头部企业与商用服务商,将获得更公平的市场空间。

  2026年8月26日,公安部印发《公安机关依法处置涉无人驾驶航空器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对五类涉无人机违法行为的处罚尺度作出统一。

  陈光也认为,全国统一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本身就是降低合规成本的重要举措。当“罚多少、什么情形罚”有了明确标尺,“同案不同罚”的不确定性大幅下降,规则的可预期性会显著提升。

  如何在严管安全的同时,助力正常的产业应用与民用飞行,是低空治理无法回避的考题。在陈光看来,低空治理的终极目标不是“管得最严”,而是“管得最准、协同最顺、预期最稳、创新空间最大”。

编辑:谢宇昕   责任编辑:叶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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