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都有历史博物馆了，你们为什么还重复建设？”陕西考古博物馆自2022年开馆以来，高大伦最担心听到的，就是观众的这句话。不过幸好，在他翻过的观众留言簿里，目前还找不到类似的话。

　　考古博物馆是一类与历史类的综合博物馆完全不同的行业博物馆。考古博物馆有无必要，放在十多年前可能还是一个有争论的专业问题，如今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

　　自2020年以来，全国各地的考古博物馆蓬勃发展，陕西、湖北、河南、浙江等地都已陆续有了考古博物馆，“据我所知，还有数家考古博物馆正在建设或筹建中。”高大伦说。

　　高大伦目前担任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兼任南方科技大学社科中心客座教授。此前，他担任了多年四川考古研究院院长，统筹领导了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经历比较奇特，既当过大学教授，又当过博物馆馆长、考古研究院院长，还当过文物局的领导。”政、学、研多栖的考古工作经历，让高大伦自信对“考古博物馆”这一议题有足够的发言权，“现在我跳出了博物馆、考古研究院，从第三者角度看考古博物馆，我觉得会更加客观。”高大伦说。

　　博物馆界多年以来一直对要不要创办考古博物馆有着争论。在没有考古博物馆的情况下，考古所得的器物会被移交至传统的历史类的综合博物馆，很多博物馆担心考古博物馆在器物方面会“分一杯羹”。但是高大伦觉得这完全不是问题，在他看来，历史类博物馆和考古博物馆的展览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前者会考虑器型的精美，而后者则更侧重考古学，可能观众看到的只是一块块碎片，“我们要看的是器物的变化，西周早期、中期、晚期，要抓住它的一些典型特征来展览，就不在乎这个器物有多好或多差。”高大伦说。

　　1990年代，包括高大伦在内的很多中国考古人会去日本考察，他们大多去过奈良的橿原考古研究所，“它在日本的地位就相当于陕西考古院在我们国家的地位。”橿原考古所有一家自己的橿原考古博物馆，“我们去的人看了都非常羡慕。这个事情是深深打动我的，我想这也是我们考古人回来想搞考古博物馆的原因之一。”高大伦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了当时的“初心”。这些年新建的考古博物馆，绝大多数也是由各地的考古研究所主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很多考古人的心愿已经达成。

　　高大伦说自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2013年，他在担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的时候，就在所里做了一个虚拟考古体验馆，面积不大，200平方米，但“非常受欢迎”，里面有石窟寺的虚拟体验，还有一个小小的文物医院，“这算是考古博物馆的雏形之一。”高大伦说。

　　2016年，在四川考古院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的新建大楼里，四川考古研究院的团队做了一个小小的三星堆的考古史展览，取名叫做“原点·摇篮”，“一个关于西南考古的摇篮的展览，”高大伦说，“这些都是属于考古博物馆的一个先行先试。”

　　多年以来，高大伦去过很多个国家的考古博物馆，大多数都很小巧、简朴，没有背负那么多专业以外的东西。他也呼吁，中国的考古博物馆建设，各地要因地制宜，不要盲目追求宏大，要符合各地的考古实际情况。

　　“现在考古博物馆既然建起来了，建得好与不好，社会评判、行业评价，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让高大伦感到欣喜的是，很多考古博物馆不仅在节假日人流如织，有些还获得了博物馆界专家的认可，“全国十大精品陈列”里就有考古博物馆的身影，“这是博物馆圈评的，不是考古圈评的”。

　　“恰恰可能要展览残破的器物”

　　南方周末：你觉得近些年各地考古博物馆兴起的原因是什么？

　　高大伦：考古博物馆事实上是一种行业博物馆，每个行业有自己的博物馆是非常正常的事。像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几十年来考古又如此蓬勃发展，如果没有一个考古博物馆反映考古事业、考古学术、考古研究的成果，才是比较不可理解的事。就国际上来说，像日本、俄罗斯、埃及、意大利、法国，都有考古博物馆，他们的其他行业博物馆也非常发达。

　　只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那几十年，由于我们的一些行业切块分割的原因，考古行业很多人就没有想过自己可以做一个博物馆。1950年代，我们往往是把考古作为博物馆的一个部门，很多地方的文管会或博物馆里设置一个考古队或者考古部。后来六七十年代，很多地方的考古业务倒退了，人员也有解散的。1950年代到1970代的考古主要是配合基本建设，把东西抢救出来，整理一下，博物馆选一些他们觉得比较适宜展出的东西就行了。

　　改革开放后，各地的文物考古研究所从博物馆中独立出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考古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各种发掘资料也很丰富，一批专家也成长起来了。正好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博物馆事业也迅猛发展，仅仅到博物馆看几件考古挖出来的东西，已经满足不了市民对考古的好奇心，也表达不了我们这几十年考古事业的巨大成就，也不能较好地展示考古的科学方法、理论、技术手段以及它的学科体系，所以诞生考古博物馆是非常自然的。近年各地的考古博物馆就都是由各地的考古研究所主办的。

　　南方周末：是不是全国绝大多数的文物考古研究所都是改革开放之后成立的？

　　高大伦：对，绝大多数。但1963年陕西就成立了独立的考古研究所，1970年并入了陕西博物馆，1978年又恢复了。各地的考古研究所此前也并没有陈列藏品的地方，历史上由于经济受限，很多东西基本就放在研究所的库房里，条件好一点的有“标本陈列室”，所谓标本就是我们考古研究的这些器物的类型学，哪个时期、哪个文化，由什么器物组成，这些器物是什么特征，很单调的。主要只供专业考古人员，学生、老师、同行等来研究、观摩，基本上不对社会开放。说实话它也确实比较单调。那个年代我们的研究手段就是器物类型学和考古地层学。最近一二十年大家发现这已经不够了，我们的手段在多样化，公众考古的教育在推行，社会对我们也感兴趣了，我们觉得需要展示的、需要反映的东西很多。

　　南方周末：博物馆界可能对成立考古博物馆有些争论，这些争论的焦点在哪里？

　　高大伦：这个争论是历史形成的。过去考古队隶属于博物馆，东西挖回来了，自然就交给馆里了。后来考古研究所分出去了，要移交就困难了。

　　历史类博物馆现在可能担心有了考古博物馆了，有些出土文物他们就拿不到了，其实不必有这个担心。而且最近几年，我们考古部门还是不断地向历史类博物馆移交一些东西。据我所知，考古博物馆展出的很多东西往往是历史类的博物馆不太重视的，或者说看不上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们展览的角度不一样，比方我们要看的是器物的变化，西周早期、中期、晚期，要抓住它的一些典型特征来展览，就不在乎这个器物有多好或多差。

　　南方周末：考古博物馆和原先的综合性省级博物馆在展览上的定位区分还有哪些要注意的？

　　高大伦：原先考古机构在综合性博物馆里，是服从于博物馆的工作的。我们国家各个省级博物馆，它要全面地收集、展示这个省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文物，不仅仅是古代，还有近代，甚至民俗，它要承担的任务不仅仅是体现考古的成果。考古出土的东西是历史的碎片，在一个综合性博物馆里，它需要的是有代表性的展品，它挑选一些精美的青铜器、瓷器，这是无可厚非的。

　　但作为已经独立出来的考古博物馆，我们要展出的东西可以告诉大家什么是科学考古、考古是怎么干的、考古能发现什么，我们就不是孤零零地展出某件器物，可能是一组器物，一堆碎片，他们在墓里怎么排列的、古人怎么用的，墓葬为什么要南北向、和什么有关，以及通过考古我们发现了哪些重要的历史线索。还有，我们这些专家是怎么工作的，用了哪些传统的、现代的、新兴的方法来考古遗址、考古出土物等等。

　　考古博物馆和历史类综合博物馆在同一个城市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后者注重历史重大问题的说明，器物很精美，品相又好，前者恰恰可能要展览残破的器物，为什么呢？我要让人看它的断口是怎么样的。这是不同的角度。另外，为什么今天很多博物馆很拥挤呢？我2023年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博物馆拥堵，怎么治理？》，比如西安的考古博物馆，事实上它一定程度上分流了陕西历史博物馆，以及兵马俑的一批游客。展览有错位，就能吸引不同的人群。

　　“一个星期开一次门也可以”

　　南方周末：这些年考古遗址类的博物馆也蓬勃发展，公众好像也很难区分考古遗址类博物馆和考古博物馆的定位差异。

　　高大伦：像良渚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这些考古遗址类博物馆，依托遗址的考古发掘，主要反映这个遗址的东西，或者主持这个遗址发掘的考古工作站的情况。考古博物馆可能不仅仅讲某个遗址，山西考古研究院建一个考古博物馆，山西全省的考古工作都要讲，和建一个陶寺遗址博物馆是不同的。

　　要避免同质化，比如太原，有山西省考古博物馆和太原考古博物馆，同一个城市有两个考古博物馆，在全国是罕见的。它们的主办单位分别是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后者以太原城的发现、发掘成果为一个主线来布置展览，前者的展览名称就叫“考古的温度”，考古事业，是人的事业，考古不是冷冰冰的东西，它的几个展览都很小巧、专精。

　　另外，我们也不要老是盯着古代、上古，文明是一个完整的链条，早晚期都要重视。以前考古特别重视早期，是因为我们通过探索找到一片片历史空白，最近几十年我们的考古工作已经越来越做得晚了，举个例子，四川考古院2004年评上了一个“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四川绵竹“天益老号”酒坊遗址，遗址的年代是清至民国。虽然年代那么近，但是如果文献阙如，考古也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

　　有些人跟我谈三星堆、良渚、二里头，四千年、五千年如数家珍，但是我问他，你爷爷的父亲叫什么名字，知道吗？爷爷的父亲生前做过哪些事？对你们家族有什么贡献？都不清楚。这个是要警惕的，记事是由近及远的，历史不要断裂。

　　南方周末：一个考古研究所达到了怎样的标准之后，才能去建这么一个考古博物馆？比如2022年成立的陕西和湖北的考古博物馆，是有明确的标准还是有什么样的具体契机？

　　高大伦：据我所知，没有明确的标准。到目前为止，主要是考古人的主动作为。第一个是本身考古事业的发展；第二个是多年来他们的公众考古可能做得不错；第三个可能是他们的主管部门或者当地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我知道陕西和四川当地的政府是很重视的。

　　其实办一个考古博物馆，对考古人是额外的负担。金钱上的负担，人员上、管理上的负担，运营上的负担，都有。建，要地盘，建了以后，布展要经费、运营要成本。据我所知，很多馆还没有解决编制问题，还有他们该不该收费，该怎么收？如果不收费，它的运营费用从哪里来？收了给谁？这些都还没有完全厘清。

　　不一定每个省都要搞，不要把它当成行政上必须有的标配，各个地方因地制宜。比方说有一些考古资源比较薄弱的省份，目前阶段有没有必要搞一个考古博物馆出来？

　　南方周末：你去过很多国家的考古博物馆，他们有什么经验值得重视？

　　高大伦：我觉得考古博物馆不要追求建得很大、很豪华，这方面我觉得要学习国外的考古博物馆，他们体量比较小，几千平方米，西班牙、埃及、希腊都有很多考古博物馆，都建得很小，仍然受欢迎。另外，他们很多都建在一些老的、旧的房子里面，我不反对房子修得好一点，但是也不排斥就利用老的工作站、库房、厂区来建，根据藏品，根据你的经济实力，根据你想表达的来建。

　　做考古的展览不是追求内装要非常炫，地上一定要铺什么砖，灯光要怎么打，可能有的就是利用自然光，然后东西一摞一摞地摆上去，里面就像一个大工作室一样，有些都是原始的标签放在上面。我以前的工作站只有300平方米，也搞了一个陈列。没有经费的话，一个星期开一次门也可以，一三五开门也可以，预约参观，不要强制，因为我们考古所是科研单位，做博物馆要因地制宜。

　　南方周末：现在考古博物馆被展出的文物还是极少数，绝大部分还是在库房里？

　　高大伦：藏品和展品是两回事，有些地方盖博物馆，盖得高大、气派、现代，很炫，好像这就反映巨大成就了。但这可能有点本末倒置，博物馆是先有藏品后有展品。博物馆有三大任务，一是收藏保管、二是研究、三是展览，有些东西可能永远不展出，但是你要保存历史。比方说环境问题，如果前几十年收了很多关于环境变化的藏品，那时候没人感兴趣，但今天的观众可能就感兴趣了，要做展览我们就拿得出东西；又比方说，如果哪个考古博物馆今天能够做出一个女考古学家的展览，那在今天一定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有实力的博物馆，社会上有什么热点，可能很快就可以组织这方面的展品。但这些藏品说不定早就开始有意识地收了，它没必要告诉社会，这是它的专业，它只能凭专业的眼光来做这个事。

　　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