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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专访广州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谢治菊

2021-10-18 08:58 来源:南方杂志 杨洋

  2021年,中国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我们将从全面小康迈向共同富裕。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城乡人民的共同期盼,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一环。

  广州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谢治菊教授,长期躬耕一线,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议题掌握了鲜活的一手调研资料,并进行理论层面的研究提炼。谢治菊在接受《南方》杂志记者专访时分析,脱贫攻坚经验对“十四五”时期推动乡村振兴有重要价值,应以完善教育体系进一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共同富裕。

  读懂共同富裕

  《南方》杂志:当下城乡居民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上,还存在哪些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有哪些难点、痛点?

  谢治菊:共同富裕不是均等富裕、同步富裕,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较长时期才能实现。在实现过程中,仍面临一些短板和制约因素:

  一是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比较突出。这体现在收入差距和教育、医疗等人力资本投入上,还体现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层面,即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偏低。

  二是我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主战场还是在西部农村。今年8月公布的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在西部地区。这里的农村发展基础仍然不牢,扶贫产业组织化、规模化、市场化程度比较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还有一定差距。

  三是城乡产业发展不平衡。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从事产业化经营的农户比较分散,以小规模的农业经营为主,产业市场对政府补贴的依赖程度高,产业链条不完整,这不利于农民的稳定增收,更不利于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四是乡村人才短缺。目前乡村人才整体面临年龄偏大、能力偏弱、思想偏保守等问题,急需通过重新选拔、系统培训、跟岗学习等手段增强战斗力。脱贫攻坚阶段,村干部和驻村干部通过超常规的方式推动工作,乡村振兴阶段应更加注重对农村地区的持续投入,因而通过运动式策略配备人员队伍的弊端比较大。

  五是城乡要素市场壁垒有差距。城乡之间,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种生产要素的交换没有遵循市场配置的规律,尤其是农村的要素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从而限制了我国乡村经济的活力。这些要素市场的制度壁垒亟待改革。

  《南方》杂志:结合您的研究,如何准确理解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

  谢治菊: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同步富裕、同等富裕”,不是“平均主义”,而是“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通过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共同富裕的意义在于:

  从理论层面,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最终目标,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手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实践看,共同富裕不仅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同时包含着一系列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明确的价值目标。例如,共同富裕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依据与理论基础,是全面乡村振兴的推进缘由与实践目标。

  先富如何带动后富

  《南方》杂志:广东是全国经济第一大省,但区域协调发展存在明显短板。在广东各地市之间,以及广东与其他省市之间,如何实现“先富带动后富”?

  谢治菊:“十三五”期间,广东在解决自身贫困问题同时,通过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支援等方式,助推贵州、广西等西部6省区顺利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可以说,广东在“十三五”期间闯出了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新经验,为全国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作出了广东贡献、提供了广东智慧。主要通过对口帮扶(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为受扶省区提供资金资助、人才支持、市场消费、社会帮扶与劳务协作,以“广东企业+西部资源”“广东市场+西部产品”“广东总部+西部基地”“广东研发+西部制造”等新模式,实现先富带动后富。

  省内之间的先富带后富,广东主要通过“驻镇帮镇扶村”的帮扶机制创新,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兼任驻镇帮扶工作队队员,与驻镇帮扶工作机制、资源、力量等有机衔接起来,开展分级分类帮扶,将全省1127个乡镇分为重点帮扶镇、巩固提升镇与先行示范镇,安排省、市、县三级帮扶,实现帮扶领域全覆盖;同时,传承延续定点帮扶、对口帮扶和社会帮扶的经验做法,着力推动“分散帮扶”向“组团式”帮扶转变,采取“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农村科技特派员、‘三支一扶’人员、志愿者、金融助理”模式组团结对帮扶,以此来实现先富帮后富。

  《南方》杂志:扶贫就是最直接的“带动后富”。您曾带领团队开展扶贫干部访谈,这些口述史既是脱贫的经验总结,对乡村振兴实践也有指导意义。在奔向共同富裕阶段,这些研究成果有怎样的启示意义,对“带动后富”有哪些启发?

  谢治菊:在脱贫攻坚这场彪炳史册的战斗中,中国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有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共同奋斗在脱贫攻坚战场上。2020年5—12月,我们在广州市社科联、市文明办、市协作办指导下,在全国开展了“攻坚2020:一线扶贫干部口述故事”征集活动,活动成果已汇集成册,于2021年6月30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通过这些口述故事,我们对一线扶贫干部的成绩与收获、喜悦与感动、困难与感悟有了更精致、更生动、更走心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脱贫攻坚精神的生成历经了“角色的建构、行动的实现和自我的超越”三个阶段,具有重要的治理价值与时代烙印。

  2021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意见》,总结运用打赢脱贫攻坚战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重要经验,把乡村振兴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广阔舞台。我们在口述故事中所挖掘的扶贫干部驻村经验、所凝练的扶贫干部驻村艺术、所提炼的扶贫干部驻村智慧,对于“十四五”时期的乡村振兴,亦有重要的价值。

  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乡村振兴不仅仅是要巩固拓展脱贫成果,而且要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其深度、广度和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基于此,该成果对于“带动后富”的意义在于:一是扶贫干部的工作方法可以为“带动后富”培育人才队伍,二是扶贫干部的工作经验可以为“带动后富”提供减贫借鉴,三是扶贫干部的工作成效可以为“带动后富”形成示范效应,四是扶贫干部的工作机制可以为“带动后富”提供政策依据。

  以教育赋能乡村振兴

  《南方》杂志:共同富裕除了物质层面的富裕,更要实现精神层面的发展。您提出教育助推乡村振兴理念,如何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

  谢治菊: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将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和互动关系。共同富裕的基础是人的全面发展、共同发展。没有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发展,就难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以人的全面发展共同发展为前提,以人的全面发展共同发展为支撑,以人的全面发展共同发展为保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可以认为是在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之间架起了宽阔坚固的桥梁。国内外经验表明,教育公平历来就是社会公平的“稳定器”和“压舱石”,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有助于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正因为如此,以“增加人力资本与生存技能、转变个体思维与认知方式、提高个人收入与社会声誉”为使命的教育扶贫,将从根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持与人才队伍,助推乡村文化振兴与人才振兴。由于乡村振兴是共同富裕的必要过程,因此,在新阶段,应发挥教育在共同富裕建设过程中的引领性、奠基性和全局性作用,将高质量教育发展作为达成共同富裕的重要范畴,纳入共同富裕的目标体系、工作体系、政策体系和评价体系中。具体来说,一是以均衡教育资源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二是以提高教育质量来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三是以开展教育帮扶来提高低收入人群与欠发达地区的收入水平;四是以完善教育体系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共同富裕。

  ◎《南方》杂志记者∕杨洋 发自广州

编辑:陈雨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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