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匏安被誉为华南地区系统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他旗帜鲜明地宣称“我们最服膺马克思主义”

　　◎《南方》杂志记者／石静莹　发自广州

　　◎本文责编／张蓓蕾

　　他与李大钊并称“南杨北李”。

　　“死可以，变节不行！”面对蒋介石亲自劝降，他不为所动。

　　他就义后的许多年间，周恩来经常带着深情讲述他的动人事迹，并称他“为官清廉，一丝不苟，堪称楷模”。

　　他就是杨匏安，华南地区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

　　他的故居杨家祠，如今静静矗立在广州市越秀区越华路。百年前，杨匏安就是在杨家祠的东厢阁楼里，在一盏闪烁的油灯下奋笔疾书，写出了一系列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如今，翻新后的杨家祠迎接着来自各地的参观者，静静躺着的老物件，仿若革命先辈与后辈进行对话，引导着人们探寻隐藏在闹市深巷中的红色历史。

　　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杨匏安1896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乡北山村（今属珠海）。1918年，杨匏安举家迁至广州，住进杨家祠。

　　1918年，杨匏安到广州时敏中学任教务主任，并兼任《广东中华新报》记者。1919年五四运动后，杨匏安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的坚定追随者。

　　1919年7月起，他在《广东中华新报·居中通俗大学校》专栏上连续19天发表介绍世界各种思想流派的《世界学说》。其中篇幅最长、最有影响的《马克斯主义》一文，更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杨匏安赞扬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社会主义圣典”，公开指出“现在之社会状态，实劳动者奋起革命，以求改造之时期也”。

　　杨匏安的贡献更在于他率先尝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的革命道路。

　　1922年初，《青年周刊》创刊号上刊登了杨匏安的文章《宣言》。同年10月，他在《珠江评论》发表《无产阶级与民治主义》。在这两篇文章中，杨匏安大胆地从中国国情出发，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由是而提出他的革命策略思想。

　　他旗帜鲜明地宣称，“我们最服膺马克思主义”。

　　此时恰值国内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开展，杨匏安的作品体裁多样，内容丰富，涉及社会现实生活和心理学、美学等多个领域，既传播了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又富有反封建的民主内涵，极具时代气息。

　　《马克斯主义》一文与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著名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篇）几乎同时问世。杨匏安为新文化运动所作的宣传，客观上与北京、上海等地开展的思想启蒙运动，遥相呼应。

　　因此，杨匏安也被誉为华南地区系统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

　　1921年，杨匏安经谭平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1921年，陈独秀与谭平山、谭植棠等组建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多次到杨家祠拜访杨匏安和杨章甫。杨匏安入党后，杨家祠也成为中共广东区委的重要活动场所。1922年，杨匏安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代理书记，并继续通过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

　　杨匏安在杨家祠内举办“注音字母训练班”，既掩护党团组织活动，又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培养了一批从事基层宣传工作的干部。

　　1918年至1927年，杨匏安一直在广州为革命事业奋斗。

　　公家的钱，一分一文都不能要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决定实行国共合作，杨匏安受派到国民党中任职。国共合作时期，杨匏安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代理部长，中共广东区委监察委员。

　　1927年5月，中共五大成立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杨匏安当选为中央监委副主席、委员。

　　身居要职，很多亲戚朋友上门求差。杨匏安廉洁奉公，以身作则，绝不徇私滥任。

　　杨匏安孙子杨岗回忆，那时杨匏安一个月的薪金有300大洋，足以买田、买地，但他把大部分钱都交给党作活动经费，只留下极少的一部分作为家用。“因此，我们家里也就不可避免地清贫、困难了，家人都必须去做工贴补家用”。

　　省港大罢工期间，杨匏安管理大量钱财，却从未发生挪用贪占行为。有一天，他的孩子在存放过罢工捐款的麻袋里捡到一枚硬币，杨匏安发现后，让他们立刻送回省港罢工委员会去。他严肃地说：“这是公家的钱，一分一文都不能要！”过中秋时，有人给杨匏安家送了几盒月饼。杨匏安发现后，坚持要家人把月饼退了回去。他告诫家人：“我们不能做贪小便宜、不干不净的事情。”

　　周恩来对杨匏安予以高度评价：“杨匏安为官清廉，一丝不苟，称得上是模范。”

　　1927年底，国内正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1929年他全家迁居上海，继续为党工作。

　　“公忠不可忘！”杨匏安是这样坚守信念的。

　　1929年，杨匏安利用空闲时间，以“王纯一”为笔名，耗时3个月，编译成20万字的《西洋史要》，这是我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写成的一部西洋史著作。

　　在白色恐怖严重的上海，党的经费十分紧张。杨匏安身患肺病，7个孩子中有2个因无钱治病而夭折，一家人生活异常艰苦。但他从不向组织叫苦伸手，总是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

　　一台静静安放在珠海杨匏安纪念馆一角的缝纫机，是当时杨家人的谋生工具。

　　杨匏安自己白天当编辑校对，晚间加紧写作和翻译，还要帮家人推磨做米糍，让母亲和孩子清晨上街叫卖，以此换点钱维持全家生活。

　　死可以，变节不行！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神州大地被恐怖笼罩。杨匏安等共产党人对反革命政变的坚决斗争，特别是杨匏安在斗争中的突出表现，激怒了国民党右派。1927年8月11日，在汪精卫的控制下，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44次会议开除杨匏安的国民党党籍，免去杨匏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职务，南京政府将杨匏安列入“秘字第一号令”所要通缉的“共产党首要”名单。

　　1928年初，杨匏安在上海坚持革命斗争。

　　杨匏安几乎动员全家投身革命工作。他的家人经常会以不同身份掩护党的地下活动，为地下党传递信件、书报，印刷传单。他的孩子的口袋里，通常会装有少量零钱应急，以备机关暴露，或同组织失去联络时急用。当时杨匏安的母亲陈智年近六十，常利用自己年迈不太引人注目的有利条件，进行革命活动，接待和掩护过大批革命同志……

　　1931年7月，因叛徒告密，杨匏安被捕。从他身上，国民党搜到的全部物品仅有九块钱和一副眼镜，是这位被国民党通缉的“共产党首要”之一的全部财产。

　　被捕后，他多次拒绝了国民党元老们高官厚禄的利诱。

　　蒋介石曾亲自出面劝降，杨匏安表示：“我从参加革命起，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死可以，变节不行！”

　　1931年8月，杨匏安在上海英勇就义，年仅35岁。

　　就义前，杨匏安作诗《示难友》：“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知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从兹分手别，相视莫潸然。”

　　在给家人的诀别信中，杨匏安告诉家人，自己已经决定为革命献身；不能接受上海“旧识”（国民党反动派）的财物；上海若不能生活，就回老家……

　　杨匏安的四子杨文伟回忆：“实际上广东老家已经没有任何财产了，但父亲在遗书中只字不提让家人去找党组织，因为他怕给组织增添负担。”

　　正是这样廉洁奉公、英勇斗争的家风，让革命信仰得以传承。

　　杨匏安牺牲后，他的家人继续走上革命道路。长子杨玄由周恩来送去参加革命工作；二儿子杨明1938年在武汉找到周恩来，随后去了延安；三儿子杨志被党组织送去延安参加革命；最小的儿子杨文伟则被祖母和姐姐杨绛辉等带着参加了革命，为党搜集、传递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