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群众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参观。 南方日报／供图
无数共产党员在广东这片热土赴汤蹈火、前赴后继、不懈奋斗，坚守“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初心和誓言，用忠诚兑现誓言，用信仰成就人生，这就是优秀共产党人的样子。
他们是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也是最好的答卷人。
思想启征程
作为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地，广东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基地。早在十月革命前后，杨匏安、彭湃、李春涛、谭平山、谭植棠、苏兆征等广东青年就通过多种途径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
杨匏安是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先驱。
1896年，杨匏安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乡北山村（今属珠海）。1918年，杨匏安举家迁至广州，住进杨家祠。1918年，杨匏安到广州时敏中学任教务主任，并兼任《广东中华新报》记者。1919年五四运动后，杨匏安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的坚定追随者。
1919年7月起，他在《广东中华新报·通俗大学校》专栏上连续19天发表介绍世界各种思想流派的《世界学说》。其中篇幅最长、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一文，更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杨匏安的贡献更在于他率先尝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的革命道路。
1922年初，《青年周刊》创刊号上刊登了杨匏安的文章《宣言》。同年10月，他在《珠江评论》发表《无产阶级与民治主义》。在这两篇文章中，杨匏安大胆地从中国国情出发，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由是提出他的革命策略思想。
1929年杨匏安来到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参加编辑党刊；1930年任中共中央农民部副部长。1931年7月，杨匏安因叛徒告密被捕，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蒋介石曾亲自出面劝降，都遭到杨匏安的严词拒绝。1931年8月，杨匏安在上海英勇就义，时年35岁。
早期广东青年的革命实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传播。彭湃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农民革命运动，成为“农民运动大王”。
和杨匏安的足迹很相似，彭湃也在青少年时代来到广州读中学，后来东渡日本，入读早稻田大学。在这里，20岁的彭湃广泛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开始研究农民运动。
1922年，彭湃在家乡海丰率先开展农民运动，在贫苦农民中间宣传革命道理，领导建立农会，并在实践中开创了“先扶助，后联合”的工作方法，成为著名的农民运动大王。
1924年，彭湃再次来到广州，成为第一届农讲所主任。农讲所的学员经过严格培训，不少成为了广东各地农民运动的骨干。
彭湃在农讲所给学员授课时，教育学员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农民群众的翻身解放事业而斗争。彭湃在领导农民运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武装斗争等工作方法的雏形。
起义聚星火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决定以革命武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广东党组织率先举起武装起义旗帜，在海陆丰地区建立海丰县苏维埃政府。
海陆丰苏维埃政府一成立就通过了《没收土地案》，以法规形式阐述了实行土地革命的理由。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中制定的第一个土地法规，它让数十万海陆丰贫苦农民第一次成了土地的主人。
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吸引了越来越多有志之士投身于党组织和红军的队伍。
海丰县苏维埃政府，是“中国第一个苏维埃”。1927年5月和9月，海陆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先后举行了两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1927年10月上旬，南昌起义部队1000多人从潮汕撤退到陆丰。与此同时，彭湃根据中共广东省委指示，积极策划准备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第三次起义取得了胜利。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燃及南粤大地。
作为南昌起义的领军人物，作为人民军队的创建者之一，叶挺是我党我军拥有特殊地位的老一辈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
从北伐战争中战功赫赫的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到抗日战争时期威名远扬的新四军军长，叶挺一生功勋卓著。
大革命时期的叶挺接触了共产党人的思想主张，从内心表示拥护。1924年，他在苏联留学期间第一次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叶挺参与组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正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领导了新四军抗日。他“临大难而不惧，临大节而不苟”，虽然遍尝挫折与艰辛，但初心不改，从未放弃共产主义信仰。他清楚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成功领导人民革命运动。1946年出狱后，他立即致电党中央申请再次入党。
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1946年写下第二封入党申请再次入党，经历10年流亡、5年牢狱，叶挺遍尝挫折与艰辛初心不改，高官厚禄置于前却矢志不渝，以其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而彪炳史册。他“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的精神，鼓舞着共产党人奋斗前行。
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驱、英雄烈士为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前赴后继，换来了山河锦绣。
精神励后人
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共产党人用生命和热血换来今天的美好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人又吃苦在前，鞠躬尽瘁，全身心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
开国元帅陈毅曾在《中国青年》上作过一首诗：“向秀丽，你是真正勇敢的人。你经得起考验，你经得起暴风雨。烈火毁灭不了你，你在烈火中永生。”
向秀丽，是广州何济公制药厂的一名普通女工。
1958年12月13日晚，广州何济公制药厂内，向秀丽正在与工友加班制造化学药剂“甲基硫氧嘧啶”。进行酒精投料时，瓶身倾斜掉在地上摔了个粉碎，20多公斤的酒精倾泻而出，流向车间内10个火红的煤炉，瞬时，酒精燃烧起来，车间变成了一片火海。
火海之中，还隐藏着更大的危险：离酒精倾泻之处不到4米的地方，存放着7桶60公斤重、用煤油浸着的易爆化工原料金属钠。金属钠遇水或高温便会立即爆炸。一旦爆炸，不仅会摧毁整个工厂，还会殃及附近的商铺、居民、学校。
向秀丽当即拼命地用帽子、围裙拨开酒精，阻止火势蔓延。帽子、围裙被烧毁后，向秀丽直接伸出双手阻挡酒精，瞬间就被大火包围。工友急忙冲到向秀丽身边，向秀丽大声对她喊：“别管我！快去叫人救火！”眼看金属钠不时冒出白烟，向秀丽果断选择侧身卧地，用自己单薄的身躯挡住了烈焰。
大火最终被扑灭，避免了一场严重爆炸事故的发生，向秀丽被深度烧伤，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于1959年1月15日光荣牺牲。呼吸停止的前一刻，向秀丽用微弱的声音叮嘱丈夫：“要依靠党……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
向秀丽舍身救火的事迹传开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学习弘扬向秀丽精神的热潮。
如今，向秀丽已成为一代代人的精神烙印，而无私奉献的向秀丽精神，则会一直在南粤共产党人中延续下去。
同饮一江水
广东毗邻港澳，共产党员大力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为港澳同胞的美好生活而奋斗。其中，东江—深圳供水灌溉工程（以下简称东深供水工程）为香港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香港市民在粤海水务展区通过VR了解东深供水工程。 新华社／供图
1965年，创下当年国内外影片最高票房纪录的纪录片《东江之水越山来》中，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赤着双脚、肩上挑着两桶水，颤颤巍巍地艰难前行。这是那一代香港人的真实写照。
香港三面环海但河流和地下水稀少。所以这里淡水奇缺，每遇大旱，水荒必至。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香港经济开始起飞，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工业的快速发展，生活和工业用水严重不足。
香港有关人士向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提出建议，请广东帮助香港解决缺水问题。当时，分管港澳工作的廖承志向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汇报了此事。很快中央决定引东江水供应香港，解决香港同胞饮用淡水问题。
20世纪60年代，为解决香港同胞饮用淡水问题，广东省政府在中央的领导下，主持修建了东深供水工程。
东深供水工程由广东省水电勘测设计院负责规划和设计，是我国自行规划设计、制造设备、安装施工的一项工程，从东江取水，在深圳水库原有水源条件下增加可靠水源。
由于“项目多，地点分散，施工机械不足，以人力为主”，再加上时间紧、任务重，绝大部分土建工程需在汛期施工。据资料显示，工程施工期间经历了5次台风暴雨的侵袭，这些都增加了施工的难度。
工程得到广东省内外和工程所在县、人民公社人力物力的大力支援，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广东省领导以及水利、机电专家多次到工地检查和指导施工，最终克服重重困难按期完成。
此后，随着香港用水需求的增多和优质水源需求的迫切，东深供水工程历经三次扩建和一次改造。
东深供水工程投入使用后，日夜奔腾、滔滔不绝的东江水带着祖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流入香港千家万户，香港居民饮水紧张的状况得到极大改善，促进了香港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东江水也被香港同胞深情地誉为“生命之水”。
敢为天下先
20世纪70年代末，在关乎国运昌盛的历史关头，党和国家最高决策者带领全国人民，共同翻开了变革图强的历史新篇章。
作为这场变革的探路者和突破口，广东率先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广东涌现了大量的风云人物，他们在各自领域、各自岗位大放异彩，为改革开放抢时间、争效率，缔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发展奇迹。
袁庚，便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袁庚敢为人先，有着“杀出一条血路”的改革气魄。他“炸山填海”建立起的蛇口工业区，也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山炮”。
当时，袁庚提出了一句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耳熟能详的口号，在如今看来稀松平常，在当年可谓石破天惊，喊出了突破思想束缚、催人奋进的心声。
“效率”“速度”，成为第一代蛇口改革者的信念，由制造业开始，倒逼了一批制度建设。
1961年5月1日，陶铸到宝安检查工作时指出，宝安可以采取“灵活政策，有效措施”，与香港互相合作，达到互利共赢。6月，陶铸再次视察宝安时表示，要在深圳建立游览区，让香港人到深圳游览。
陶铸的前半生百战沙场，后半生情系南粤——牵头制定了广东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广东的工业基础。
在粤15年，陶铸先后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一书记，坚持每年用三四个月甚至更多的时间到基层调研，在田间地头与群众谈心，兴修水利，推广农业技术，改变了广东缺粮的困境。
他挽起袖子、挑担清淤的场景，至今仍刻印在许多老广州人心中，搞绿化、建公园、修公路，让广州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陶铸几乎走遍了南粤大地的每个角落，为这里绘就了建设蓝图。
改革先驱这些充满政治智慧、充满辩证的思想，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对于当时广东积极往前探索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解放思想的春风吹遍南粤大地，让人民勇敢地往前走。
开放兼容并包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族人民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广东坚持兼容并蓄、兼容并包。
改革大时代呼啸而来，为所有中国人提供了改变命运的平台。其中，胡小燕属于最勤劳坚韧人群的代表。
2008年，作为第一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她成为农民工这一庞大群体的传声筒和扩音器。
从欠薪入罪到留守儿童教育，从医保转移到住房福利，从技能培训到工伤赔付，从子女就近入学到拓展农民工参政议政渠道，胡小燕提交的建议，都是农民工关心的问题。
而在成为代表前10年，胡小燕还是一个因家庭负债累累被迫离乡打工的农村妹子。1998年，24岁的胡小燕无奈离开仅两岁的双胞胎女儿，登上从四川开往广东的绿皮火车，颠簸三天三夜才来到丈夫打工的佛山。
仅用了4年间，胡小燕先后跳槽了5家工厂。在最后一家公司，靠着干活时的拼命和全身心投入，她完成了职业生涯的“四级跳”，成为公司成品车间副主任。
“包容开放的时代下，公司锐意进取，大胆起用新人，不看背景，不看户籍，只看能力。”回望来时路，胡小燕常常感叹自己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后，胡小燕履职5年，提了20项建议，几乎件件都有回应落实。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胡小燕“改革先锋”称号，评价词是“改革开放中涌现的优秀农民工代表”。胡小燕感到很自豪，因为“这是对我们这个群体的认可”。
潮涌再出发
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呼吸疾病研究水平非常落后，很多大医院甚至没有专业的呼吸科。周恩来总理号召全国医疗系统开展慢性支气管炎群防群治研究。广州市第四人民医院积极响应上级号召，组建了相关科室。1974年，钟南山进入慢支炎防治小组，从此走上了一辈子钻研“呼吸”的道路。
2003年，“非典”疯狂肆虐。
广州“非典”疫情最严峻的时候，六家专门用于接纳“非典”病人的医院不堪重负，一批又一批医务人员倒下。钟南山向广东省卫生厅主动请缨：“鉴于呼研所的技术力量，同时考虑到危重病人有较强的传染性，应集中治疗，把最危重的病人往我们医院送！”
为了早日找到病原体，钟南山主持了联合攻关项目。2003年4月12日，联合攻关组宣布，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可能是引发“非典”的病原体。四天之后，这一结果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正式确认。
2003年7月初，持续了8个月的“非典”流行宣告结束，钟南山也因抗击“非典”的突出贡献获得了党和人民的肯定和赞誉。
进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正越来越多出现在南粤这片改革热土上。
一桥飞架“东西”，天堑变通途。
在烟波浩渺的伶仃洋上，一座雄伟的大桥东接香港，西达澳门和珠海。6年前，这座被誉为“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港珠澳大桥正式联通。
港珠澳大桥管理局总工程师苏权科和战友们面对难以想象的巨大挑战，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成为新时代大国工匠的突出代表。
对于苏权科而言，参与大桥的十数年建设是一场全身心的精神洗礼，更是继续迎难而上的奋进号角。
1983年，土木工程专业出身的香港实业家胡应湘，提出兴建大桥连接香港及珠海的构想。1988年9月，苏权科毕业后进入广东省交通科学研究所从事科研、设计工作。
1990年开始，苏权科进入广东省公路工程质量监督站工作，担任副站长。在工作中，苏权科不断钻研桥梁建设的相关知识技术，甚至坚持利用夜晚时间学习了两年外语。
2003年8月，国务院批准开展港珠澳大桥项目前期工作，并同意成立由香港特区政府作为召集人，粤港澳三方组成的“港珠澳大桥前期工作协调小组”。2003年港珠澳大桥正式启动筹建之后，苏权科被任命为前期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技术负责人，后来担任总工程师，全面主持工程建设不同阶段的技术管理和科学试验研究工作。
国之重器的制造容不得半点马虎。港珠澳大桥承载着几代桥梁人的梦想，要梦想成真，每一项工作都需要精益求精。
在苏权科看来，科技创新是港珠澳大桥的魂。
在苏权科的带领下，100多家科研单位、上千名科技工作者围绕港珠澳大桥建设，研究制定了63本技术标准，获得了600多项专利，形成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建立了跨海通道建设工业化技术体系。
当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如火如荼，港珠澳大桥将在120年甚至更长时间里，牢牢屹立于珠江口伶仃洋上，见证粤港澳大湾区加速腾飞，见证一代代共产党人交出的答卷。
◎《南方》杂志记者／石静莹 发自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