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电视剧《风与潮》在荧幕上掀起了一场关于澳门抗战记忆的文化回响。这部剧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澳门“风潮时期”为背景，首次将澳门华人在金融、情报、物资等多条战线上的抗争故事搬上荧屏。

　　在我看来，这部剧最值得关注的不仅是填补了历史题材的空白，更是它呈现出的一种独特的文化自觉——在动荡年代中，文化如何成为一种抵抗的力量。

　　剧中何贤这个人物尤其令人深思。他作为银号老板，表面上进行着金融交易，实则通过经济手段维系着抗战物资的生命线。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风与潮》这部剧，在我看来，不只是在讲一段历史，更是在进行一次‘文化对话’。我们常说博物馆是凝固的记忆，而影视作品是流动的叙事。这部剧用金融战、谍战这些极具张力的形式，呈现了澳门在抗战时期‘孤岛不孤’的精神状态。尤其让我感触的是，剧中何贤这个人物的选择——他通过银号、贸易这些经济行为，守住的不仅是物资通道，更是一种文化认同和民族气节。岭南文化的细节，比如茶楼里的交谈、街市里的粤语吆喝、建筑中的中西交融，都被自然地编织进故事里。这正是我们当下所需要的表达：让文化不只是在展柜里，而是在生活里、在抉择里、在人的命运里活起来。”

　　吴馆长的敏锐观察，道出了一个常被忽略的真相：文化的存续从来不是孤立的精神活动，它必须依托于实实在在的社会网络和经济基础。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茶馆里的粤曲弹唱、市集里的粤语叫卖、民居里的岭南建筑样式，这些看似平常的生活细节，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民族最坚韧的文化防线。

　　《风与潮》的叙事智慧在于，它没有简单地将文化符号化、景观化，而是让文化自然地流淌在人物的命运抉择中。

　　全国青联常委澳门青年刘智龙：“看完《风与潮》，我第一时间想起我父亲常讲的一句话，‘有国先有家，有根才有业。’这部剧让我更明白，我们澳门人所说的‘家国情怀’是从哪里长出来的。它不只是宏大叙事，更是每个普通人——像何贤那样的商人、像街坊邻居那样的百姓——在特殊年代里，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去坚守、去传递。我现在在横琴做文创和品牌，也是想用年轻人的方式，把这种澳门精神传下去。剧里用了很多粤语对白，我觉得特别亲切。语言不只是工具，它是文化的呼吸，是身份的认同。我们大湾区年轻人，就是要在这种共同的文化根基上，一起为国家、为湾区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刘智龙说，“它不只是宏大叙事，更是每个普通人——像何贤那样的商人、像街坊邻居那样的百姓——在特殊年代里，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去坚守、去传递。”这正是该剧最打动人心的部分：它展现了文化传承的民间性和日常性。当何贤在银号的账本上做着秘密记录，当普通市民在街头用粤语传递着暗号，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实际上是在用最具体的方式守护着一个族群的记忆与认同。

　　这部剧在文化表达上的另一突破，在于它对岭南文化特质的细腻呈现。

　　不同于许多影视作品中对方言使用的表面化处理，《风与潮》中的粤语对白不仅是营造真实感的手段，更是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性格的重要元素。

　　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院长陈平教授结合自身的研究内容指出，《风与潮》这部电视剧为文化遗产的当代传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它没有把历史做成教科书，而是通过强情节、强人物的叙事，让观众自然而然地走进那个时代，感受到文化在危机中的韧性和创造力。我特别注意到剧中‘金融抗战’这条线——它揭示了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文化的存续不仅依赖精神符号，也依赖于经济和社会网络的支撑。这部剧在取景、道具、方言使用上都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尤其是粤语的对白设计，既真实还原了历史语境，也强化了大湾区共同的文化纽带。这种影视表达，其实是一种‘可体验的文化遗产’，它让年轻一代在情感共鸣中，完成了对历史的认知和对文化的认同。”

　　陈平教授对此有深刻见解：“这部剧在取景、道具、方言使用上都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尤其是粤语的对白设计，既真实还原了历史语境，也强化了大湾区共同的文化纽带。”

　　粤语在剧中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成为一种文化密码，一种身份认同的标志，一种在特殊时期维系族群凝聚力的精神纽带。

　　从影视创作的角度看，《风与潮》提供了一种历史题材叙事的新可能。它巧妙地将金融战、谍战等类型元素与深沉的文化表达相结合，让观众在紧张的情节推进中，自然地感受到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

　　剧中的澳门街景、茶楼场景、市集风貌，都不是简单的背景板，而是与人物命运紧密相连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处理方式让历史变得可触可感，让文化变得鲜活生动。

　　在当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背景下，《风与潮》的播出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它告诉我们，大湾区的融合不仅是经济上的互联互通，更是文化上的相知相融。

　　剧中展现的澳门与内地之间那种血脉相连、守望相助的情谊，正是今日大湾区建设最宝贵的历史资源和精神基础。

　　通过重温那段“孤岛不孤”的历史，我们更能理解今日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深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