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一首歌的流行，背后是一座城市、一片土地的文化积淀。
从岭南民间乐曲到粤语流行音乐，从唱片工业时代到数字时代，广东始终与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同频共振。开放包容的文化基因、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使这片土地不断孕育新的音乐形态，也持续重塑着音乐的生产与传播方式。
8月25日，首届流行音乐创作大会（广东）将在广州举行。羊城晚报推出“广东流行音乐声产力”栏目，试图以历史与文化为线索，追问三个问题：广东如何一步步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重要策源地？它又如何持续影响一代代人的听歌方式与审美经验？这种创造力为何能够延续至今？
答案，藏在百年来绵延不断的音乐脉络之中，也藏在一次次被时代激活的广东声音里。
今年4月1日，第41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在《海上粤韵——广东音乐精品音乐会》尾声，返场曲《步步高》响起，轻快激昂的乐声瞬间引发全场共鸣。这段诞生近百年的旋律，早已嵌入无数中国人的基因中，成为不可磨灭的记忆。
作为广东音乐的代表作，《步步高》出自广东音乐大师吕文成之手。吕文成是广东中山人，幼时随父亲前往上海。他的音乐生涯，是粤沪音乐百年交融的一个缩影。彼时的上海是风云际会的大都会，也是新媒介与新文化的汇聚地。广东音乐人在上海汲取都市养分，将传统与西方音乐、现代审美融为一体，再借由唱片与无线电广播传向全国。时局变迁，这批在上海成长的文化人辗转南迁至香港，又将这种融合精神带入香港流行文化。
粤沪两地的音乐，便在这南来北往中不断交融，彼此滋养。而这份跨越地域的创造与融合，也在今天持续生发出新的回音。
岭南基因孕育创新活力
广东音乐能够跨越地域与时代，其底气首先来自岭南文化中的开放基因。
清末以来，粤沪两地的商贸往来极为频繁。20世纪上半叶，上海已聚集了规模庞大的广东移民。粤商不仅带来了商业资本和经营理念，也把家乡的生活习惯带到上海。著名的先施、永安、新新等百货公司皆由粤商创办，并组建自己的粤剧团、粤乐队，让岭南乡音在黄浦江畔生根发芽。
乡音承载着乡情，但广东音乐从未停留于“解乡愁”的小天地。彼时的上海，正是一座多元文化交汇的城市。从租界走出的西方古典音乐、爵士乐，与江南丝竹、京剧、昆曲以及广东音乐等传统音乐形态碰撞融合。恰逢20世纪初中国“国乐改进”思潮兴起，广东音乐人主动参与其中，以“西乐中用”的方式吸收外来元素，推动广东音乐不断突破传统边界。
乐器革新便是广东音乐主动求变的鲜明体现。祖籍开平的小提琴演奏家、制造家司徒梦岩开创“司徒梦岩模式”，让小提琴成为粤乐的固定乐器；他的后辈、来自广东中山的吕文成则进一步融通中西乐器特点，创造出广东音乐最具代表性的乐器——高胡。
广东音乐早期沿用粤剧伴奏形式，以二弦、提琴、三弦、月琴、箫组成“五架头”，因整体音色高亢嘹亮，被称为“硬弓组合”。吕文成受小提琴构造启发，将二胡外弦由丝弦改为钢弦，缩小琴筒，创造出更加清脆明亮的音色。随后，高胡与扬琴、秦琴组成全新的“软弓三件头”，更擅长表现细腻的感情变化；在此基础上，广东音乐进一步吸收小提琴、萨克斯、吉他等西洋乐器，演奏形式更加丰富多元。
乐器上的创新丰富了广东音乐的表现力，也使其更契合上海舞厅、茶座等新兴都市空间的演奏需求。广东音乐从“硬”到“软”的演进，背后是音乐人融会贯通、拥抱变化的创新精神。
摩登上海助力粤乐传播
广东音乐的潜能因自身具有创新基因而奠定，而上海成熟的都市文化生态，则为它安上了飞向全国的翅膀。
20世纪初的上海，是亚洲唱片工业的重镇。外资的百代、胜利，华资的大中华、新月、长城等唱片公司汇聚于此。1924年，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大中华唱片邀请司徒梦岩、吕文成等名家，灌录了粤乐唱片《到春雷》，让广东音乐以商业化商品的形式推向全国。广东人钱广仁在1926年创办新月唱片，全力制作广东音乐戏曲唱片。吕文成的名曲《平湖秋月》，就是他与钱广仁游览杭州西湖后写就，并由新月唱片灌录发行的。
唱片工业不仅扩大了受众，也在潜移默化中重塑着广东音乐的骨骼。当时，每分钟78转的黑胶唱片单面录制时长仅三到四分钟。为顺应这种传播媒介的特性，广东音乐开始脱离传统粤剧的框架，大量短小精悍的作品出现，借助唱片与电台的普及迅速风行全国。
《步步高》正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代表作。在1936年百代唱片灌录的版本中，这首三分钟左右的乐曲巧妙融合了高胡、椰胡、琵琶与钢琴等编制，既有岭南音乐的韵味，又洋溢着现代都市的勃勃生机，迅速唱响大街小巷。
唱片工业让广东音乐传播得更远，新兴的都市场所则转变了广东音乐的演艺形态。当时，上海的茶座、舞厅与电影院蓬勃兴起。默片时代，电影放映离不开现场乐队伴奏。凭借鲜明的旋律、丰富的情绪表达和强烈的感染力，广东音乐逐渐进入上海影院的伴奏体系。此外，吕文成等小有名气的民间音乐家更不时受邀登台。
上海成熟的商业文化与开放的都市舞台，一步步滋养着广东音乐，最终推动它完成了从地方民间小调向现代化商业音乐的蜕变。
文脉绵延回响百年乐韵
粤沪两地音乐交融产生的影响，并未随着时代变迁而消散。
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时局动荡，许多在上海成长的音乐人与文化人相继南迁香港。这股文脉汇入香港流行文化后持续发酵，构成现代华语流行音乐的重要基石。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广东音乐大师吕文成离开上海定居香港。他被新月、和声、歌林等唱片公司聘为固定艺员，不仅继续创作广东音乐，还将海派时代曲的配器与创作理念融进粤语小调，与周聪等人合作推出了《渔歌晚唱》《快乐伴侣》等作品，勾勒出早期的粤语流行曲雏形。有一个饶有趣味的细节：1972年香港电台开播的经典电视剧《狮子山下》，其第一代同名主题曲并非后来顾嘉辉作曲、黄霑填词的名曲，而是直接采用了吕文成的《步步高》曲调，由叶绍德填词、徐小明演唱。这首起源于上海茶座的广东音乐，就这样以粤语流行歌的形式，化身香港时代精神的早期声浪。
与此同时，以著名作曲家姚敏、歌手姚莉为代表的海派音乐人也相继移居香港，带来成熟的海派时代曲风情。海派时代曲的生命力在此后数十年间被不断重唱与改写——邓丽君风靡华语圈的许多名曲均翻唱自民国时代曲；而姚莉的代表作《玫瑰玫瑰我爱你》，不仅在1988年被黄霑填上粤语词、由梅艳芳翻唱，甚至到了20世纪90年代，还衍生出了由梁家辉、刘嘉玲主演的同名喜剧电影。
根植于岭南、有着深厚民间基础的广东音乐，与充满现代都市气息的海派时代曲在香港交汇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两者的融合，孕育了20世纪70年代风靡华语圈的香港粤语流行音乐与影视文化。当香港流行文化以其生猛绚烂的面貌席卷华语世界、成为一代人的共同记忆时，不能忘记粤沪两地音乐文化交融所留下的深刻印记。
回望百年音乐脉络，广东音乐之所以历久弥新，应归功于其开放包容、敢为人先的创新底色；而上海则以其开阔的城市生态和成熟的传播工业，为这种创新提供了最广阔的舞台。
如今，曾经孕育广东音乐、启蒙了现代流行乐的岭南热土，早已积淀出深厚的文化底蕴，建构起成熟完整的音乐产业生态。变化的是时代与媒介，不变的是广东音乐敢于融合、不断创造的文化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