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一部历史巨作《黄河大合唱》在延安的一座土窑洞里横空出世。在风暴和烈火交织的年代里，“黄河”的怒吼吹响了抗战时期凝聚中华儿女众志成城、抗敌救国的精神号角，亿万民众唱着“风在吼，马在叫”，奔赴抗日战场最前线。

　　这套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作品，在问世后的几十年来，都被视做一部高度概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纪念碑式的音乐史诗，甚至直到今天，其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的位置依然无可替代。

　　郭沫若曾这样描述《黄河大合唱》的出现：“当时，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压制下，大后方的一切声音差不多都沉没了。而《黄河大合唱》却像黄河之水天上来一样，从北方吼唱了起来。”何其芳更是形容它是一部像黄河本身一样“波涛汹涌”、无比壮观的杰作。

　　《黄河大合唱》激荡的旋律中，饱含着作曲家冼星海心中奔腾的爱国之情。星海音乐学院研究生部主任、教授程兴旺认为，《黄河大合唱》积淀了冼星海为工农大众创作的感性基础。在音乐救国信念引领下，促使其以音乐为武器，紧贴中华民族伟大抗战而创作，多角度反映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坚定决心和钢铁意志，从而使作品成为一个民族从“苦难”走向“胜利”的信念宣言。

　　为人民而歌

　　冼星海原籍广东番禺（今广州南沙区榄核镇），1905年出生于澳门一个贫苦家庭。他自幼便展现出过人的音乐天赋，青年时期曾在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和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钢琴，攻读作曲理论。1930年春，他远赴法国巴黎求学，随后成功考入巴黎音乐学院由法国作曲家、音乐评论家保罗·杜卡主开设的高级作曲班。

　　1935年5月，杜卡教授遽然离世，冼星海被迫结束留学生活提前回国。离开巴黎前，他在恩师墓前立下宏愿，要把自己全部的音乐才华献给祖国。

　　回国后，冼星海辗转上海、武汉等地，积极投身抗战歌曲创作和救亡音乐活动。在上海，他加入了由进步左翼人士创建的歌曲创作者协会，结识了如吕骥、任光、贺绿汀等日后为中国新音乐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的音乐家。“与左翼音乐人士的交往为冼星海的音乐创作打开了一扇通往人民大众广阔世界的大门。”广州市作协副主席、《大河之魂：冼星海和他的非常岁月》作者刘迪生介绍。

　　这一时期，冼星海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借鉴中国民族音乐形式和风格特征，创作了大量电影音乐以及与时局紧密结合的抗战歌曲。其中，《夜半歌声》等电影音乐作品更在当时风靡全国。

　　鲜为人知的是，《黄河大合唱》诞生之前，冼星海就曾尝试以黄河为主题进行创作。1936年，著名电影导演吴永刚在拍摄进步电影《壮志凌云》时，冼星海应邀为电影创作一首反应黄河地区人民生活场景的歌曲《拉犁歌》。由于他生长在南国水乡，从未接触过华北地区农村生活，只能依靠北方朋友提供的劳动号子作为参照，因而最初写出来的曲子缺少了一种大气浑厚的氛围。

　　这一年秋天，摄制组赴河南郑州一带拍摄外景，冼星海欣然应邀同行。在河南，他跟随摄制组去了开封、郑州等地，在实地感受中原的自然环境和风土人情之后，终于谱出了全新的、散发着黄河流域平原气息的《拉犁歌》。

　　关于这段经历对冼星海日后创作所产生的影响，各种版本的冼星海传记都有过较为翔实的记述。刘迪生解读说：“不管是哪种叙述，关注点都是当时的阶级压迫、民族苦难深深地触动了冼星海的心灵，为他从一个法国印象派作曲家向‘人民音乐家’的转变埋下了伏笔。”

　　1937年，“8·13”事变爆发，日军侵华步伐不断加速，国内形势危急。文艺界爱国人士纷纷汇聚武汉，并成立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次年1月，由冼星海、张曙等人筹建的全国性歌咏组织中华全国歌咏协会也在武汉举办了成立大会。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这些文艺界的民间组织为宣传抗日在最大限度地发挥着它们的作用。

　　星海音乐厅副主任杨震指出，抗战初期这一段时间，是冼星海的创作生涯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他告别了回国初期的抑郁、悲愤，展现出了他性格中热情、坚韧的一面，创作出明朗、雄壮的《在太行山上》《到敌人的后方去》等作品。这一重要变化除了客观形势的影响之外，更为关键的是他在这一阶段更多地接触现实，更密切地接近群众，更进一步地认识到了人民的伟大和共产党的先进性。

　　1938年3月的一天，正在苦思前途去向的冼星海偶然读到了《抗战中的陕北》一书，顿觉豁然开朗。他在日记里表达了他对革命圣地延安的向往：“中国现在是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向着堕落处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延安就是中国的发扬地。”

　　恰在此时，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全体师生联名致信，热情邀请冼星海出任音乐系教授。带着对自由和进步的向往，冼星海携新婚妻子钱韵玲在1938年的冬天踏上了前往延安的列车。

　　为黄河谱曲

　　1938年11月20日，延安遭遇了第一次大轰炸。此后，冼星海的日记中便有了很多躲避轰炸的记录，有时候甚至在一天之内要数次爬下山沟栖身于防空壕中。在战争的磨难和艰苦的环境中，冼星海仍旧坚持创作，从未中断。

　　1939年1月中旬，诗人光未然因为在演出途中行军坠马负伤，留在延安治疗。此前，冼星海和光未然在武汉、安陆时，就曾合作过不少抗战歌曲，此次延安重逢两人决心再度携手。在病床上，光未然根据自己两次横渡黄河及沿河行军的感受，通过口授的方式，写下一组歌词《黄河吟》。

　　同年2月28日，旧历除夕，冼星海、光未然等人在西北旅社举行了一次小型联欢会，光未然在会上朗诵了这批新作。冼星海听后十分兴奋，当即表示有把握写好。3月底，经过6天的紧张突击，他一气呵成地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谱曲工作。

　　“这部大合唱是在炮火声中诞生的。”刘迪生在《大河之魂：冼星海和他的非常岁月》中写道。在1939年4月13日在陕北公学举行的延安第一次音乐大会上，《黄河大合唱》首次正式演出。据当时在音乐系第2期学习的王莘回忆，鲁艺各系师生一共有150多人在操场上参加了此次排练，提琴、二胡、三弦、笛子、军号、大鼓等乐器一同上阵。“那时日本飞机到延安进行第二次、第三次大轰炸……敌机的狂轰滥炸没有使鲁艺受到损失，也没能破坏《黄河大合唱》的排练活动。冼星海同志与我们一起，我们大声唱着‘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来抗议日本强盗对延安的轰炸。”

　　1939年5月11日，在鲁艺成立一周年纪念晚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出。随着指挥棒有力地挥动，惊天动地的歌声震撼着人们的心胸。唱到终曲，全场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毛主席也连声赞扬：“作品写得好！很激动人心！’”

　　4天之后，冼星海郑重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像许多青年人一样，愿意把自己献给党。”当年6月14日，他的入党申请得到了批准。这一天，他在《日记》中称入党第一天是“生命上最光荣的一天”，“我希望能改变我的思绪和人生观，去为无产阶级的音乐奋斗！”

　　1940年冼星海接受中央安排，前往苏联参与制作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5年因病于莫斯科医院逝世，去世时年仅40岁。他的骨灰被安放在莫斯科近郊的一个公墓内，盛放骨灰的石匣上，用俄文刻着他的三个身份：中国作曲家、爱国主义者和共产党员。

　　如今在广州，这座城市正在用多种方式纪念这位伟大的人民音乐家，弘扬星海精神。1985年，广州音乐学院更名为星海音乐学院；2005年是冼星海诞辰100周年，番禺博物馆专门为其设立了个人展厅；在广州珠江环绕的二沙岛上，以冼星海的名字命名的星海音乐厅，已经成为广州城市的文艺地标。“冼星海曾明确提出‘要把音乐普遍了中国’的宏伟目标，并一生为之奋斗。”杨震说，“让高雅的音乐作品主动贴近大众，让星海音乐厅成为每个市民的精神家园，这就是我们对星海精神最好的传承。”

　　■解读

　　融合中西文化

　　表达时代呼唤

　　作为中国近代伟大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在短暂的音乐人生中，创作了几乎涉及所有音乐体裁，并留下了许多抗战经典作品。程兴旺认为，一部艺术作品的永恒魅力在于其感染力和照亮力的辩证统一。

　　冼星海围绕抗战这个宏大现实主题，以叙事抒情有机结合的八个乐章、鲜明浓郁的民族风格、朗朗上口的旋律曲调、灵活多样的演唱组合、简明有效的复调技术、巧妙有效的朗诵手法等，创构了独一无二的音响结构，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生动的艺术形象，在展现出撼人心魄的感染力之同时，彰显出了巨大的照亮力。这正是这部作品能超越时空传唱不衰的根本所在。

　　与此同时，冼星海的音乐创作之路，是从中西文化融合之中开拓出来的一条创新之路。程兴旺称，岭南文化已经成为他文化心理结构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冼星海的音乐创作自然深受岭南文化的影响，这是基因性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冼星海没有囿于岭南文化基因的束缚，而是在学习掌握西方作曲技法后，鲜明地提出要将中国传统民族音乐与西洋作曲技法有机结合，创造出符合革命需要的、符合工农大众趣味的民族性音乐，创造出具有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民族音乐，创造出最具民族性、最具世界性的中国音乐。《黄河大合唱》以独特的音乐方式表达时代呼声，充分体现了冼星海的创作追求与创作实践是相统一的，创作成果与现实需要是相一致的，这种中西结合的创作追求，时至今日仍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与此同时，杨震指出，星海精神的内核，是对音乐专业的追求、热爱以及坚定的音乐救国理想。今天的文艺工作者应不断从星海精神中汲取动力，努力提高自身专业水平，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以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坚持以艺术情怀观照现实生活，表达人民心声，力争创作出更多像《黄河大合唱》这样名垂青史、长久流传的经典之作。

　　南方日报记者 李文轩 孙羽嘉 张蜀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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