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来，东莞乘着改革开放春风，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实现了从一个传统农业大县到一座“世界工厂”的发展奇迹。图为东莞松山湖。全媒体记者 孙俊杰 摄

　　盛夏时节，激情似火。

　　球星脚下滚动的足球，球迷热捧的智能手机以及无处不在的纪念品“大力神杯”、毛绒玩具、马克杯、钥匙扣和球衣……这个炎热的夏季，俄罗斯世界杯与“东莞制造”一起火遍全球。

　　在改革开放40年的时间轴上，东莞注定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标本乃至一个时代的传奇：从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蹒跚起步，利用外资“借船出海”，实现农村工业化；到“东莞塞车，全球缺货”的外贸奇迹，成为闻名全球的“世界工厂”；再到突围国际金融危机，自主创新“造船出海”，实现低端代工厂转型升级为创新要素汇聚的“东莞智造”。

　　风雨兼程，砥砺奋进。

　　40年来，东莞乘着改革开放春风，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实现了从一个传统农业大县到一座“世界工厂”的发展奇迹。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东莞在外界的一片片质疑声中开启充满挑战的“二次创业”，打响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突围战”，交出一份又一份靓丽“答卷”。

　　因改革开放而兴，因改革开放而强。站在历史新起点上，东莞将紧紧抓住粤港澳大湾区新机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抢占智能制造制高点，冲刺创新型一线城市的新目标、新梦想和新征程。

　　借船出海

　　创造“东莞塞车全球缺货”发展奇迹

　　1988年，78岁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到东莞调查，惊喜地发现三年前在香港的突发奇想成了事实：如果自己有孙悟空本领，就把香港马蜂窝一样的小型工厂吹到内地去。

　　彼时，东莞的“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补偿贸易）小型企业遍地开花，与香港密切相连，构成了“店厂分离、前店在港、后厂在莞”新经济形式。费孝通把这种“前店后厂”新经济形式命名为“珠江模式”。

　　“三来一补”企业的星星之火，源于沧桑古老而又意义深远的东莞虎门。

　　1839年，民族英雄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而时隔139年后的改革开放前夜，虎门再次点燃一把火，打开了珠三角经济发展的突破口。

　　1978年7月6日，国务院针对广东、福建两省制定了《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企业补偿贸易办法试行条例》。广东决定在东莞、南海、顺德、番禺、中山5个县先行试点。

　　中国改革开放的头班车，与迫切需要转型升级的香港制造业相遇了。

　　在新一轮全球产业大转移中，香港持续上涨的土地、人力成本，把40岁出头的企业主张子弥在荃湾的两家工厂逼到了倒闭边缘。得知内地改革新政后，他像发现了“新大陆”。

　　7月30日夜幕降临时，张子弥穿过一片片绿色田野，出现在虎门地界上。他看中临街的一家濒临倒闭的太平竹器厂，并与东莞二轻局签订了为期五年的合同，将原太平竹器厂改为太平手袋厂。

　　一个半月后，工商批文号“粤字001”、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正式开业。太平手袋厂的创始人之一、第三任厂长唐志平回忆，太平手袋厂第一年就获得加工费100万元，为国家赚取外汇60多万港元。

东莞办起的全国首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全媒体记者 孙俊杰 翻拍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尝到“甜头”的张子弥们蜂拥而至，东莞利用外资“借船出海”，推动农民洗脚上田、穿鞋进厂，奏响了农村工业化的激昂时代之歌。

　　据记载，改革开放前，东莞每年稳定向国家上交粮食4亿多公斤，排在全国县级前三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业大县。但到1987年底,东莞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已有“三来一补”企业2500多家,遍布全市80%的乡村,加工产品涵盖毛纺、服装、电子和玩具等15大类4000多个品种，创汇214亿美元,居全国县级单位之首。

　　不过，早期港商带来的“三来一补”小型企业，基本是数十万元的小资本投资，制约产业层次、经济总量和综合实力提升。

　　曾担任东莞县县长、东莞市市长的郑锦滔回忆，1984年一位国家领导到东莞考察，充分肯定了东莞改革开放取得的发展成就，接着，他又说了一句话：“东莞的企业犹如满天星斗，唯独缺乏一轮明月。”

　　这句话恰恰点中了东莞经济发展的“软肋”。在新一轮“借船出海”中，东莞大动作、大引进和大投入地利用外资，打造一轮轮产业“明月”：

　　1983年，当时全球最大的食品企业美国通用食品有限公司“破冰”进入东莞，与东莞粉厂合办省内第一家合资企业东美公司。很快，通用的老对手雀巢也投资15亿美元，建当时中国唯一生产雀巢咖啡的工厂。

　　1988年，47岁的台湾商人连阿荣以探亲为名，经香港第一次进入大陆，选在东莞樟木头，投资创办美华针织礼品公司。像香港商人一样，同样面临世界产业转移困局的台湾商人，纷纷进入东莞投资设厂。如今，东莞已被众多台商视为“第二故乡”，东莞台协已有约3000名企业会员，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台协。

　　1993年，东莞与港商投资20亿元，建设福地彩管公司，每年的利润达数亿元……

　　传统的农业大县，华丽实现工业化。

　　1987年，新华社记者王志纲和同事在珠三角跑了一圈，对顺德、南海、中山和东莞印象深刻，写出一篇文章《广东跃起四小虎》。当时，四小虎各具特色，东莞是“洋枪队”，顺德是“地方部队”，南海是“游击队”，中山是“国家队”。而在一个个大项目落地后，东莞经济总量一下子从四小虎之末跃居首位。

　　到2007年，东莞生产总值达3151亿元，比1978年增长119.8倍，保持了年均18%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东莞塞车，全球缺货”“全世界每10双鞋，就有1双来自东莞”“全球每5个人，就有1人在穿东莞制造的毛衣”的外贸奇迹。

　　此时的东莞，不仅是一个地名，更是闻名全球的“世界工厂”。

　　敢于改革

　　全国首创“一条龙”“一站式”政务模式

　　在工业化高歌猛进时，东莞城市化也加速推进，使之与工业化相得益彰。

　　据曾在虎门公社任党委副书记兼农工商总经理的孙耀全回忆，当年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拉人来”：“公社干部坐船到香港开座谈会消除港商顾虑。一旦约好了香港人过来考察，这边就跑去罗湖口岸接人，小轿车在那时还是奢侈品，于是大家出动货车，开着摩托，也有坐公共汽车把对方请来的。”

　　投资商蜂拥而至，东莞人开始思考，如何解放思想、争分夺秒、提高办事效率。

　　1978年底，东莞县成立对外来料加工装配业务领导小组，主管全县“三来一补”合资合作企业工作，从县里各部门抽了48名干部，组成了10个小组。1984年10月,“加工办”被正式定为常设的行政机构。

　　“我们在审批上简化手续,不搞‘公文旅行’。”曾任“加工办”主任的萧树棠此前表示，当时小企业从签约到投产仅需一周，干脆利落，大企业从签约到投产也只要半年左右。高效政务带来招商引资与经济腾飞的硕果，东莞首创的“一条龙”“一站式”政务模式，由此成为各地竞相借鉴的样板。

　　1988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的调研报告《东莞十年——对我国沿海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一个成功典型的考察》：来料加工装配办公室坚持一个窗口对外的原则，从洽谈、签约、工商登记、报关、办理进口许可证，以及香港直通车手续，实行“一站式”的管理和服务。

　　办事效率一提高，一辆辆大货车、集装箱货柜车鱼贯而入，东莞基础设施不完善成为了经济飞速发展的“拦路虎”。直到1980年,东莞仅有一公里水泥路，晴天一路土，雨天烂泥塘。

　　东莞人又开始思考，如何创新地建设城市基础设施？

　　时任高埗公社党委办公室主任、建桥指挥部总指挥苏国良说，1980年下半年,高埗公社党委决定成立建桥指挥部。建桥需要150万元，但当时公社一年可自由支配的钱才8000元，150万元就是个天文数字。

　　于是，有社员提议：可否集资建桥？

　　苏国良回忆，1981年初当地决定，凡是喝高埗水的,每一个人投资10元钱。高埗公社有1.8万多人,很快便筹得近20万元，另有上级政府支持50万元,向银行贷款60万元。

　　1984年1月27日，全国第一座农民集资、征收过桥费的地方公路桥梁——高埗大桥正式通车。随后石龙南桥、万江大桥用同样的集资方式相继建成。

　　“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模式极大地推动了全省乃至全国公路建设的发展。时任交通部副部长潘奇到东莞调研,东莞人在汇报时提出了“想致富、先修路”的口号,随后被潘奇带回北京,这个经典口号就这样响彻全国。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东莞“城市梦”逐渐照进现实。

　　1987年12月4日，东莞撰写了一份6页纸的请示报告，递交给惠阳地区和广东省政府，请示从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次年1月，东莞升格为地级市，成为全国少有的“直筒子市”（对未设市辖区的地级市的俗称），开创了市管镇体制的先河。

　　“在完成城市化发展的原始积累后，现在我们有能力拿出很多钱投入硬件建设，不断提高行政服务水平。”升格地级市“操刀人”、东莞市委原书记李近维此前接受南方日报专访时表示，一个好的投资环境，不仅仅在于交通、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硬件，更在于行政服务等软件。

　　确实，在被国家赋予更大行政权后，东莞延续敢于改革、敢为人先的城市精神火种，统一开发建设，集中资源使用，继续加快城市化进程。

　　进入新世纪，东莞提出“一年一大步，五年见新城”的口号，“一网（高标准基础设施网）两区（城市新区和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三张牌（城市牌、外资牌、民营牌）”的发展思路，投入600亿元，开始了颇为壮观的“造城”运动。

　　早在2001年7月，在距离太平手袋厂仅30公里远的地方，东莞播下了一颗创新种子：松山湖科技产业园。“东莞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开始从‘满山放羊’转向‘设园引资’，成效显著。但囿于各种原因，以往的园区规模一般都不大，档次也不高，不足以支撑东莞新一轮发展的重托。”时任东莞市委书记佟星说，松山湖承担了推动经济模式转变、缔造新的增长引擎、再造一个新东莞的重任。

　　与此同时，东莞致力于投资软环境建设的脚步并未停歇，一个小时内办好营业执照，这曾是广受赞扬的“香港速度”，在东莞也可享受到这种高效服务：

　　2012年，在全国率先试点商改，彻底打开市场之门，实现“零首付”开公司，至今共取消行政审批事项300多项；

　　2013年底，作为全国唯一地级市代表参与了全国改革制度设计的研讨工作，国家的改革方案，充分借鉴了东莞商改的实践成果；

　　2014年开始，率先推行“互联网审批中心”工商登记新模式，在全国设立首个现代化网上审批中心，实现工商登记一站式审批、24小时全天候服务……

　　“东莞不是特区，却在商改的路上率先迈出步伐，能为国内其他地级市创造更多经验，具有更实际的指导意义。”原国家工商总局、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茅评价，东莞创造了商改的“非特区模式”。

　　东莞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精彩而生动的缩影。

　　造船出海

　　经济转型升级催生自主品牌

　　2008年1月，一场历史罕见的特大冰雪灾害袭击了中国南部。

　　同年10月，“世界工厂”东莞也遭受了一场“冰雪灾害”——国际金融危机，拥有6000多名工人的港资企业东莞合俊玩具厂应声而倒。

　　合俊就像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万士达、联胜、诺基亚等一批知名企业相继关停搬迁转移，引发了外界对东莞出现企业“倒闭潮”的猜测。

　　一时间，资源吃紧、人民币升值、海外市场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压力集中爆发，东莞处于“风暴眼”中，很多外向型企业被推向了生死边缘。

　　这成为东莞改革开放的一道分水岭。

　　“今天不调整产业结构，明天就要被产业结构所调整。”有识之士警示东莞外向型经济的深层次矛盾。此后，东莞开始经济社会双转型，逐渐从利用外资“借船出海”转型为自主创新“造船出海”。

　　2008年8月，东莞被确定为全省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试点城市，在全国首创了来料加工企业不停产转法人企业的崭新模式。

　　通过主动协调海关、税务、商检、消防等部门做好转型业务流程对接，东莞成功解决了企业转型中所提出的土地使用权和房产权转移、进口设备解除监管等100多个实际问题，率先在全国探索建立了来料加工企业不停产转法人企业的“无障碍通道”。

　　与此同时，东莞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科技东莞”工程资金提高到每年20亿元等系列政策陆续出台，越来越多的东莞企业通过加大科技创新、树立品牌，实现了从过去的OEM（贴牌生产）到ODM（原始设计制造）再到OBM（自有品牌生产）的转型。

　　抓住来料加工企业就地不停产转“三资”企业政策，东莞美驰图实业有限公司由东莞凤岗竹尾田玩具厂转型而来。自创品牌“Maisto”之后，2007年美驰图耗资4.5亿元成功收购了他们曾经的主要竞争对手——超过50年历史的意大利著名玩具品牌“Bburago”，成为全球玩具业的巨头。

　　以OPPO、vivo为代表的东莞智能手机，出货量从2013年的2亿台攀升至2017年的3.56亿台，全球每5台智能手机中就有一台是“东莞制造”。

　　腾笼换鸟，凤凰涅槃。一批东莞企业实现了从价值链的低端逐步游向高端，“世界工厂”催生一批自主品牌。

　　2017年，东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582.12亿元，比国际金融危机前翻了一番。在东莞曾开展过加工贸易的10572家外资企业中，5912家已从加工贸易全部转化为一般贸易。

　　同时，东莞4660家加工贸易企业中，43%的企业拥有自主品牌，36%的企业设立了研发机构。全市1678家加工贸易企业设立了研发中心或内设研发机构，464家申请成为高新技术企业。

　　无疑，在国际金融危机“突围战”中，东莞推动制造业的跃升，也是一座城市艰辛的“二次创业”。

　　再出新招

　　建设引领未来的“双创新核”

　　东莞如何成功“二次创业”？答案已然揭晓：抓住粤港澳大湾区新机遇，建设创新型一线城市。

　　去年底，省委、省政府印发《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对标国际打造“中国硅谷”。查看规划图，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的一侧从广州科学城出发，途经松山湖，来到深圳湾创新总部基地。而另一侧则由广州大学城到达深圳高新区，途经毗邻的空港新城与东莞滨海湾新区。

　　滨海湾新区是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的核心平台之一。

　　2017年10月，滨海湾新区挂牌成立。由原长安新区重新定名、扩容、理顺机制后，滨海湾新区的面积由20平方公里扩大到包括海域面积在内的80多平方公里，极大地破解了东莞土地资源紧缺、发展空间不足的问题。

　　紫光芯云产业城项目、平安威远岛智慧新城、华润沙角半岛开发项目等一批批优质项目纷纷落子滨海湾新区，招商引资总金额达2770亿元。其中，紫光集团芯云产业城项目计划投资1000亿元，成为东莞历年来引进的投资规模最大、科技含量最高的项目。

　　“结合国家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紫光集团要完成一次奔向大海的跳跃，所以我们来到了滨海湾新区。”紫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赵伟国说。

　　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的另一个核心平台松山湖，正在谋划新一轮大发展。

　　在省人大代表、东莞材料基因高等理工研究院院长张书彦的办公室里，她翻开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激动地用笔标出了“中国（东莞）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描述。“有人问我为什么落户东莞，这份报告里就有答案。”

　　时间回溯到2006年，时任中科院高能所所长的陈和生院士来到广东考察，希望在珠三角为中国散裂中子源找到合适的建设地点。

　　在地图上，陈和生看中了东莞大朗镇水平村的一块地：背后靠山，前面是虎门到惠州的高速公路，交通方便，四周有发展空间。陈和生便前往东莞实地确认，很快就定下了这个选址。

　　今年3月，中国散裂中子源按期、高质量完成了全部工程建设任务,并通过了工艺鉴定和验收。这一大科学装置填补了国内脉冲中子应用领域的空白，对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解决前沿科学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10多年前，我来到松山湖时,这里大部分地方都是工地。”陈和生笑着说，现在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依托国家散裂中子源，东莞将高标准规划建设45.7平方公里中子科学城，构建国家大科学装置、国家重要实验室、世界科学家和世界前沿产业四大集群，希望打造国内领先、世界闻名的国家综合性科技创新中心。

　　今年4月，松山湖材料实验室、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珠三角分部揭牌，这也是广东建设的首批4家广东省实验室之一。

　　“这是东莞站在国家科技创新总体布局的高度，面向全球科技创新发展态势，做出的一项重大部署。”中科院院士、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理事长王恩哥这样评价。

　　新起点，新征程。昔日的“世界工厂”东莞，正在加快建设创新型一线城市，创造改革开放的新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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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历者说

　　松山湖国际机器人研究院高级顾问邓国军见证松山湖崛起：

　　科技共山水一色 新城与产业齐飞

　　今天的松山湖，大树郁郁葱葱。

　　每每想起松山湖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松山湖国际机器人研究院高级顾问邓国军便心潮澎湃。

　　15年来，从松山湖在全国公选的年轻干部，到担任科技教育局局长，再到“下海”参与松山湖国际机器人团队创新创业，邓国军几乎全程见证了松山湖的崛起。

　　“松山湖‘科技共山水一色，新城与产业齐飞’，突破了东莞‘三来一补’的传统发展模式，走出了一条生态文明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的发展之路。”邓国军深有感慨地说。

　　被《南方日报》一则公告改变命运

　　“这一干部公选岗位，简直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邓国军清晰地记得，2003年3月担任佛山西樵山旅游公司副总经理时，他接到同事递来的一份刊登有干部公选公告的《南方日报》。

　　邓国军打开报纸一看，成立不到两年的东莞松山湖科技产业园正在公选骨干干部。他的条件完全符合科技教育局副局长岗位要求：35岁以下、研究生学历的大型国企中层干部。

　　彼时，邓国军是东莞的“常客”。

　　作为旅游公司副总经理，他经常开着旅游大篷车，到东莞各个镇街做推广，吸引市民到西樵山游玩。有次偶然驾车路过石大路和兴园路的交界处时，他看到一块一米多高的木牌上，用毛笔字写着“松山湖科技产业园”。

　　匆匆一瞥，他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松山湖的“拓荒牛”。

　　2001年7月，在距离太平手袋厂仅30公里远的地方，东莞播下了一颗创新种子——松山湖科技产业园。11月9日，松山湖科技产业园经省政府批准成为省级高新区，并更名为东莞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

　　当年，33岁的邓国军以笔试第一名、面试第二名的好成绩公选上岗，2003年12月18日正式出任科技教育局副局长。

　　“来了之后，才知道科技产业园区的重大意义。松山湖承担了推动经济模式转变、缔造新的增长引擎、再造一个新东莞的重任。”邓国军说。

　　进入新世纪，“三来一补”的东莞经济社会发展迅猛，但也存在招商引资的非规模化、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的隐忧。当时东莞决策者决定，东莞要实现新一轮发展，一定要给科技发展留下一片净土，必须走大园区、大创新之路，再也不能走过去的老路。

　　科技创新与生态建设完美结合

　　不久前，“华为2700人搬迁到松山湖”的消息引起广泛关注。事实上，早期的松山湖完全是一个让人陌生的名字。

　　邓国军回忆，松山湖开发建设初期，也是招商引资最艰苦的日子，当时靠的只有几本画册、一个沙盘还有一张嘴，来推介当时还是一片荒芜的松山湖。

　　正是他们这一批“拓荒牛”的执着和付出，才让更多企业知道了松山湖。

　　2005年世界500强企业华为公司高层的实地到访，成为松山湖招商引资工作的一大转折点。“华为高层实地考察了松山湖的生态环境和投资环境后表示，相比有的开发区零地价邀请华为落户，即便进松山湖要钱，也愿意来。”邓国军说。

　　这也为松山湖招商引资定了一个基调：始终坚持生态优先，坚持高门槛选商选资不动摇。

　　早在2005年3月23日，东莞市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东莞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开发建设规定》，明晰了松山湖应走新型工业化之路的发展方向。

　　如今，园区已累计引进4000多个优质项目，超过29家新型研发机构，其中华为、易事特、生益科技、新能源科技、东阳光药业等一批批优秀企业也陆续扎根松山湖，并逐渐成长为各自领域的龙头企业，参与全球创新竞争。

　　“科技共山水一色，新城与产业齐飞。”邓国军在2015年“下海”，加盟由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世界著名的机器人领域权威李泽湘创办的松山湖国际机器人研究院，实践一条独特的机器人“学院派”创业孵化和产业培育道路。

　　他深有感慨地说，松山湖有力地证明了生态文明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之间的逻辑，良好生态环境可以聚集高新科技产业、高端科技人才，形成浓厚创新氛围，推动创新型知识型经济的发展。

　　大事记

　　1978年

　　全国第一家对外来料加工厂——东莞太平手袋厂开工；全国第一个加工贸易装配办公室成立。

　　1981年

　　东莞高埗兴建高埗大桥，成为全国第一座“集资建桥，过桥收费”的地方公路桥梁。

　　1985年

　　国务院向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函，同意撤销东莞县，设立东莞市（县级）。

　　1987年

　　率先建成全国第一个城乡一体化的数字程控电话交换网。

　　1988年

　　国务院批复广东省人民政府，同意将东莞市由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

　　1992年

　　东莞在全国率先实施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办法，由企业统包转变为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承担，这是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

　　1994年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这是东莞第一家上市公司，也是全国第一批上市的乡镇企业之一。

　　2000年

　　东莞市自行投资、建设的第一条高速公路——（东）莞深（圳）高速公路竣工通车。这是全国首条由地级市自筹资金、自行规划、自行建设的高速公路。

　　2001年

　　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东莞松山湖科技产业园被确定为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007年

　　东莞提出“推进经济社会双转型”发展战略，成为东莞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2011年

　　中国迄今最大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在东莞大朗镇奠基建设。

　　2017年

　　东莞市滨海湾新区正式揭牌。

　　南方网全媒体记者 吴少敏 郭文君 黄少宏 戴双城 龚名扬 何明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