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是今年全国两会的热词。
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广东省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山大学校长高松分享了一系列创新举措：重启创业黄埔班；深化11个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发挥“预聘—长聘”制效能，营造“近者悦，远者来”的人才引育环境……
大学如何治理？学科怎样交叉？学生教师怎么更好地成长？近日，在北京参会的高松接受南方日报、南方+记者专访。
高松。南方+记者 梁钜聪 摄
交叉科研平台建设不能“相互打架”
南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启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建设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对于建设国家交叉学科中心，您怎么看？
高松：学科交叉融合是高等教育和前沿研究的内在要求，无论是实际问题还是前沿问题，往往都是单一学科很难解决的，需要多学科支持。
中大这几年也在持续加大探索，我们通过实施学部制改革、成立学科交叉中心和实体跨学科研究机构、推动“人工智能+”“医学+”、设立交叉基金、推行教师双聘制度、完善交叉评价机制等一系列举措，大力推进学科交叉融合。
南方+：学科有壁垒，交叉学科建设要怎么“破壁”？
高松：这是一套系统工程。学校在跨学科研究机构建设方面，整合校内相关优势学科资源，成立了绿色化学与分子工程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院等交叉平台。在人文社科领域，也成立了乡村振兴联合研究院、数字人文联合研究院等机构。
我们还搭建了“中山大学交叉探索平台”，让教师能快速找到跨学科合作者，学生也能精准匹配跨界科研导师。最近中大航空航天学院的学生们自主研发的立方星“逸仙-A星”成功发射，就是来自不同学科的学生共同完成的。
南方+：体制机制创新很重要。
高松：是的，高校的传统模式是院系结构，要让交叉科研平台建设和院系发展形成合力，而不是“相互打架”。结合中大情况，我认为要做好以下三点：
第一是深化治理体系改革，比如中大深入推进学部制改革，将其作为促进跨院系、跨学科交叉的枢纽，在学部内和学部间孵化新的学科增长点；
第二是完善考核评价制度，构建促进跨学科合作的学术评价和成果互认机制，激发学科交叉融合的内生动力；
第三是强化学位与学术保障，建立健全有利于交叉创新的人才评审与学位评定机制，让学科交叉中心成为赋能传统学科转型、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新引擎。
专业设置需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就业期待之间找平衡点
南方+：综合性大学规模都比较大。变大之后，更重要的是做什么？
高松：这也是我们这两年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们定下了“两步走”目标，其中2030年要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中大现在是在“爬坡”的过程，如何从大到强、如何建设更多的高原和高峰学科，就需要更强的动力，这里面包括国家层面、地方政府、企业等的协同支持。但核心的增长点，我认为是对标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来推动学科、人才各方面的交叉融合。
南方+：大学有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使命，也要面对家长学生高质量就业的期待。您认为要怎么平衡这对关系？
高松：其实前几年，中大就经历过一轮学科专业调整，比如开了一些国家战略需要、广东需要的专业，也开了一些“冷门绝学”，当然人才培养也需要面向市场，考虑好不好就业。这两者的关系，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最优解是既服务国家战略又满足市场需求。
南方+：迈向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中大接下来会有哪些新动作？
高松：我们将统筹实施“创新策源”“筑峰交叉”“湾区融合”战略，整体推进校地校企协同创新。其中，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需要，深入推动科教融合、产教融汇，充分发挥中山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的优势和广州、珠海、深圳、香港四个城市的政策、人才、技术和产业等创新要素优势，建成覆盖粤港两地“哑铃型”国家大学科技园格局。
同时，探索地方研究院、校企联合研究平台建设的多种模式，加强与地方政府、国家科研机构、科技领军企业的合作，特别是与光明、南沙、松山湖三大科学城，珠西科学城以及前海、河套等合作区的对接，推进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更好服务大湾区新质生产力发展。
大学正在给青年学者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
南方+：这几年中大推行“预聘—长聘制”改革，受到很多人关注。这政策出于什么考虑？
高松：这是我到中大工作之后，花了最多时间精力的工作。其实“预聘—长聘制”的核心是“留”而不是“走”。学校为青年人才投入了大量启动经费、提供优厚待遇、实验室空间等，当然是希望每位青年人才都发展得好。
“预聘—长聘制”改革的总体效果还是不错的。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共引进教师422人，对比“预聘—长聘制”实施前的三年，人才到岗率提升近20%，对青年人才吸引力明显增强；引进人才中，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占比提升了8.32%，高级职务人才占比提升近40%。仅2025年就从广东省外（含境外）引进438名博士到我校博士后研究岗位。教师队伍质量与结构持续优化。我们希望通过比较长期的支持和长周期的评价，能够给青年学者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让他们快速地成长。
南方+：在学科交叉背景下，青年学者如何找到好的研究方向？
高松：从基础研究的规律来看，前沿突破性的问题往往就在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交叉地带。交叉的地方，最容易产生新问题、开辟新方向。
我有个很深的体会——青年学者的学术志趣，如果能与国家重大需求相结合，往往会找到既有高度又有深度的问题。比如很多产业的底层技术瓶颈，本质上就是基础科学问题。过去我们习惯把研究路径线性地划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产业化”，但如今这种边界正在模糊。青年学者不必把自己框在某一个环节，要放手去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