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认知安全的视角出发，系统探讨了人工智能深伪技术对认知安全的三重威胁及其应对策略。研究发现，深伪技术通过历史记忆重构、文化认同侵蚀和国家稳定侵扰，对认知安全构成系统性挑战。针对这些挑战，本文提出建立多层次防护体系：准确识别“欺骗性”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构建国家认同防御机制，倡导全球文明对话以抵御信息大国的科技霸权，从而维护数字时代的认知安全。
【关键词】认知安全 深度伪造 历史记忆 文化认同
一、引言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使认知域安全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认知域安全有关研究是一个现实演变与学理探究交织互动的复杂过程，它综合了认知心理学、传播学、军事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多个学科。信息技术的地缘政治化与武器化推动了新技术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战略运用，加速了“数字冷战”的到来。在这种逻辑下，多种技术瞄准了人的认知领域，“大脑将成为21世纪的战场”。国家安全视角下的认知域安全，是“国家内部和外部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战略决策、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不被内外势力操纵和改造，从而使认知的过程及其结果保持稳定有序的状态，并持续保障这种安全状态的能力”。随着大国战略竞争从传统疆域延伸至网络信息空间与认知域，认知安全防护体系面临着重大挑战，认知安全威胁呈现全球化、复杂化、智能化特征。网络时代的到来，尤其是社交媒体、社交网络等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融合发展正带来一种新的可能：思维认知空间正成为一种新的战场形态，并对主权国家的认知安全构成威胁。
人工智能的快速迭代推动了深度伪造（Deepfake，下文简称“深伪”）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使之具备快速制造“信息迷雾”的能力。在俄乌冲突中，这种趋势表现得尤为明显：混合战争的认知攻击主要在信息和虚拟领域进行，通过操控叙事和散布虚假信息来影响大众认知，而这种认知战往往先于实际军事行动开始。基于社交机器人、深伪技术、谣言与假新闻的算法认知战开始成为国际博弈的新态势。深伪技术如何挑战一国的认知安全，又应如何应对该技术导致的认知风险，不仅考验着各国维护认知主权的能力，更关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未来走向。因此，探讨人工智能深伪技术对认知安全的挑战及其应对之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从哲学层面而言，认知域是人类认识活动的基础，在人类世界的信息传播和知识建构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与此同时，大脑又是脆弱的，容易受到外界信息的干扰与操纵。当下，技术“信息武器化”的趋势让认知域成为新型战场，也使“人人成为武器”正在走向现实。
（一）认知安全研究脉络
尽管“认知安全”概念的学术界定始于近年，但其核心问题“认知争夺”已长期受到学界关注。学界普遍认为，“认知争夺”历经宣传战、心理战、信息战、认知战等多种形态，或是由其构成组合施加作用。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在《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指出，宣传关注“通过直接操纵社会暗示”来控制公众舆论和态度，并探索了宣传和心理手段的运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军事文件将“在敌人中产生内部纷争、不信赖、恐惧和绝望”的手段称为“心理战”。20世纪末的海湾战争时期，美国军方提出“认知战”概念，认为针对敌方指挥基线的认知基线巧妙地使用压力和欺骗，可以导致敌方认知失调。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兴起正在深刻重塑传统地缘政治格局，推动其向信息地缘政治转型，呈现出从国家到个人、从现实世界到虚拟力量、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的三重转向。随着人工智能、算法技术、社交媒体等新兴技术深度介入认知战领域，网络技术与战争形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融合态势。这一趋势在俄乌冲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混合战争”的新形态应运而生，互联网空间中的“算法认知战”已然成为双方角力的“第二战场”。
在这一背景下，学界对“认知安全”的有关研究不断深入。首先，学界对认知安全在不同技术领域的具体表现进行了探讨。在多媒体技术领域，认知安全被划分为“传统多媒体技术的认知安全对抗时期”和“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媒体认知安全对抗时期”，其中，前者强调在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多媒体中运用截取、修改、编辑、伪造等技术，后者强调基于深度学习、语义学习、大数据等人工智能的代表性技术，在打破多媒体不同格式、实现融媒体的基础上进行认知安全对抗，而这正是今天我们需要面对的新挑战。其次，全球信息时代，权力关系的重构与数字技术的革新使认知安全面临新的挑战，尤其是人工智能深伪技术的出现对传统信息传播范式和认知模式的冲击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技术操纵领域，何康等以俄乌冲突期间两国领导人的深伪视频为例，指出深伪技术的出现打破了大众媒体时代“有图有真相”的事实认知规律，将推动受众心理与行为、传播效果等方面出现新的研究模型；张广胜认为，学习训练素材源于美西方国家的生成式AI系统存在“数据操纵、篡改缺失、人为筛选、污染‘投毒’及算法偏见”等风险，容易成为受美西方操纵的意识形态渗透新工具。信息武器领域，罗昕等强调信息地缘政治语境下西方虚假新闻的“武器化”；武琼指出，在社交媒体平台“大量传播并广泛扩散包含阴谋和谎言在内的各种虚假信息”正在成为俄乌冲突中营造有利于本国舆论环境的重要手段。认知对抗领域，阎国华等通过系统考察网络空间“认知战”的相关文献与案例并分析其发展演变规律，以透视舆论场撕裂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人工智能在具体事件中的应用和影响，而缺乏对其作为一种系统性的认知重塑工具如何产生多维度深层影响的关切；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技术持续发展的当下，如何构建起从技术识别到文明对话的多层次防护体系，仍需要理论界和实践领域的深入探索。
（二）人工智能与深度伪造技术
当下，迅猛发展的人工智能正通过制造深伪产品、大型语言模型的开发与部署、投入人工智能属性增强的社交机器人和科学的“微定向”数据收集与分析方式来重构互联网传播生态。人工智能的发展不断为认知战输送技术军火。其中，因俄乌冲突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投降”视频、韩国女性的“AI换脸恐慌”等事件而颇受关注的“深度伪造”技术概念，是计算机领域“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和“伪造”（Fake）概念构成的组合词。作为一种基于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技术手段，深伪可以实现对图片、文本、音视频等多媒体内容的操纵和修改，进而影响媒体传播行为。目前，诸如DALL-E、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的发展，均进一步拓展了深伪技术的应用范围。
人工智能与深伪技术不仅存在着技术和功能层面的“循环良性互促”，从发展演进层面来看，两者更是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对应关系，每次人工智能技术的重大突破都会带来深伪能力的质变，显著提升其真实度、易用性与应用场域：2014年的生成对抗网络（GAN）技术推动了高质量伪造图像的出现，催生了以FakeApp为代表的单一换脸应用；2017年Transformer架构推动了更逼真的音视频合成，如DeepFaceLab等支持视频换脸的工具；2022年扩散模型（Diffusion Models）使得文本生成图像大众化，代表作品是可以实现文图互转的Stable Diffusion；而2024年Sora的推出更是实现了高质量的文本生成视频，使深伪进入多模态协同阶段。在人工智能的支持下，深伪技术正不断从单一模态向多模态协同、从单一效果向场景重构方向发展。
近年来，学界对深伪技术的研究视角正在发生转向。早期研究主要聚焦其对传媒领域的直接影响，包括内容生产模式变革、新闻真实性危机以及由此衍生的社会伦理等议题。当前，研究重心正逐渐转向更宏观的层面，开始关注深伪技术对国际社会认知干预、群体认知风险和国家认知安全的系统性影响。因此，有必要从认知安全的视角切入，深入探讨深伪技术带来的挑战及其应对之策。
三、人工智能深伪技术对认知安全的挑战
认知战争作为一种新型混合战争形态，主要在信息领域展开。随着移动智能终端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其也随之演变为认知战争的重要介质，其中，信息构成了认知战争的基本要素。北约创新中心（iHub）的负责人DuCluzel将认知战争形容为“利用技术改变人类目标认知的艺术”，并指出这种战争形态融合了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与认知科学等多个领域的特征，本质上是一场“对我们的处理器、我们的大脑的战争”。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深伪技术对认知安全的挑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技术操纵：历史记忆的改写及重构
“记忆是认同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记忆就没有认同。”这一观点揭示了包含具体历史事件、人物与场景的集体记忆之于国家认同和认知安全的基础性作用。然而，正如现代国家都可以通过系统化的历史教育培育国民国家认同一般，在新一轮国际认知战中，发起国也可以通过篡改历史事件、抹黑历史人物等直接手段，动摇乃至重塑目标国民众的历史记忆基础，进而影响目标国的认知安全。
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集体记忆理论（Collective Memory）强调，集体记忆并非静态存在，而是一直处在特定社会框架下不断被重构的动态过程中，其重构的动力，不仅来自符号、仪式、事件等的直接“书写”，更涉及权力斗争的结果：谁掌握权力，谁就可以决定取舍什么、建构什么。因此，可被改写、重塑的集体记忆，天然与权力共存。正如福柯所说，知识与权力默默勾结，“无形”之间建立了理性的暴力。在传统媒介时代，这种对历史记忆的操控主要依赖叙事重构和影像再现。陶赋雯在探讨“后记忆”战争影像之时，就曾如此评价好莱坞所产的“越战电影”：“影片真正的主体——越南人、柬埔寨人都是‘集体失声’的，他们只是作为描述的背景或‘所谓的敌人’被影像历史利用，成为新世代对‘越南战争’历史认知的主体来源。正如美籍越裔的作家阮清越（Viet Thanh Nguyen）在其非虚构作品《不朽：越南和战争的记忆》曾说过：战争会发生两次，一次在战场，另一次在记忆中。美国利用自身强大的文化产业价值输出，在历史记忆中‘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话语权，‘越战’成为美国人形塑自己国家战争记忆的电影神话。”这种传统媒介时代对历史记忆的重构方式，与当下深伪技术的手段相比，在技术层面仍属于“再创作”范畴，其造假痕迹相对容易辨识。
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书写”、取舍与建构集体记忆的权力被转移、分化，运用新媒介和新技术改写乃至重构集体记忆与其传播图景成为可能。数字技术时代的人工智能深伪技术不仅能够通过直接篡改历史影像、合成历史音频、伪造历史文献等手段，实现对具体历史场景的高度拟真重构，还可以借助智能算法对历史叙事进行重新编排和阐释，增强具体被改写历史事件的逻辑性与合理性。因此，一些历史叙事会被歪曲利用，用于改写认知的逻辑，从而导致社会层面的认知混乱。在算法与大数据的支持下，这些经过技术处理的“伪史”能够实现精准传播，快速渗透到特定群体的日常生活中，在来不及去伪存真之时便逐步侵蚀既有的历史记忆框架。这种技术性的对历史记忆的改写及重构具有三个显著特征：其专业性使普通受众难以辨别真伪；其精确性使篡改内容更具说服力；其传播性则依托算法推送实现定向投放。随着深伪技术的不断进步，其生成的内容与真实历史之间的边界将愈发模糊，进而动摇受众对特定历史事件的真实性认知，削弱基于共同历史记忆的情感连接，最终瓦解建立在历史记忆基础上的集体认同，从而造成认知混乱与危机。
（二）文化渗透：文化认同的弱化与侵蚀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爱德华·萨义德指出，“我们将要看到，帝国主义像过去一样，在具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活动中，也在一般的文化领域中继续存在。”这一论断在数字时代得到了新的印证。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殖民主义”的预言成为现实：当下，一种基于数据采集与商品化的新型社会关系已然形成，这种“数据关系”将全球社会生活转化为可获取的开放资源，成为了新的社会控制形式。人工智能时代，文化渗透已从传统的单向输出演变为基于数据分析的精准渗透，通过算法推荐、深度学习等技术手段，实现对目标群体认知与价值观的系统性重塑。
鉴于国家的政治稳定建立在一定的文化认同基础上，因此，一旦文化认同基础受损，国家难免陷入混乱与动荡。传统的“传播渗透力”以“缓慢渗透”为基本特征，通过扩大传受双方的共享意义空间，促成双向融合，实现文化认同。今天，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让更个性化、更精确的“传播渗透力”成为可能，社交媒体和算法的双重作用使“拟态环境”的建构从传统媒体的单向把关转向全民参与和技术介入的复合建构，呈现出更强的分众化特征；在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信息能够在技术赋能下实现对受众更直接、更强效的影响，“魔弹论”正重新彰显其影响力。这种技术赋能的传播新格局不仅重塑了文化交流的方式，更为强势文化通过数字手段实现文化渗透提供了新的可能。
文化认同，即共享意义空间的打造，离不开文化符号、文化叙事与文化传播的内在相互作用。文化符号是意义的载体，通过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构建文化意涵；文化叙事通过情节编排和话语建构，将零散的文化符号编织成完整的表意系统，实现文化意义的再现与传递；文化传播则是文化符号与叙事得以流动的渠道与机制。三者的协同作用决定了文化认同的形成与巩固，但人工智能深伪技术却可能从这三个层面实现对文化认同的系统性渗透与消解。正所谓“所有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符号意涵固然具有流动性，即其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会随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而不断经历社会化与再社会化的过程，但人工智能深伪技术可以通过批量拆解、智能生成与混搭复刻，实现对原有能指与所指对应关系的大幅解构与颠倒重组，进而打破整个文化符号系统的关联性，使文化认知陷入碎片化与异化困境。同样，文化叙事的阐释框架虽然会不断更新，但深伪技术却可以通过系统性的分析、拆解并重组而生成严重偏离传统的阐释框架。最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推荐与社交媒体的传播特性，这些技术改造后的“渗透子弹”将以分众化、精准化、碎片化、娱乐化的形式实现“文化传播”，不仅将传统的文化符号与文化叙事降格为可随意拼贴的“梗”，而且通过持续曝光来逐步地、根本性地重塑群体理解和诠释文化的方式，最终导致共享意义空间的碎片化乃至异化。
相较于对具体历史记忆的改写重构，文化认同的弱化与侵蚀带来的危害更加隐蔽和系统性。深伪技术对文化认同的侵蚀不是对具体历史事实的改写，而是通过文化符号和叙事的解构与重组，以娱乐化、戏谑化的形式出现，逐步培育出另类的认知模式，从而直接影响群体的价值判断与文化认同机制。当代际间的文化传承出现断裂，新一代群体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日渐模糊，则极大可能导致社会价值观念的混乱与文化认同感的丧失。
（三）侵扰稳定：对国家安全的多维考验
后冷战时代，大国博弈的焦点从对土地与人民的兼并，逐渐转向对目标国群众“头脑和心灵”（mind and heart）的争夺。人工智能深伪技术的出现为这种认知层面的较量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其影响力已远超传统的舆论引导。这一点在当前的国际冲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在俄乌冲突中，双方都积极运用深伪技术开展认知战，通过信息发布与舆论引导等手段，强化自身立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这样一场没有硝烟的宣传对抗，正体现了认知战作为一种新型复杂作战形态的独特价值。超越传统的宣传战和信息战，认知战已经逐渐成为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国际危机走向的重要博弈新领域。
深入分析这种认知对抗的内在逻辑，可以发现深伪技术带来了全新的挑战特征，其核心不再是简单的舆论引导，而是通过系统性的认知干预来动摇社会根基。认知干预所涉及的信息输出具有价值主导的影响力，能够依托深伪技术嵌入意识形态属性来试图塑造出有利于己方的舆论氛围。一方面，深伪技术通过逼真的表现形式，极大地增强了认知渗透能力，操控信息布局来引导舆论走势；另一方面，它们通过传播虚假信息，直接削弱对方的合法性基础。当海量虚假信息涌入公共空间，“信息迷雾”随之笼罩整个舆论场，导致民众难以辨别真相，陷入认知混乱。
在后真相时代，“拟像”已经取代了现实本身，虚拟与真实的界限日益模糊。算法系统通过自动分析目标群体的情感诉求与价值取向，有针对性地制造和放大争议性议题，从而加剧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情绪。这种持续的渗透与反复强化，逐步瓦解了社会共识，导致社会认知的分裂。一旦情绪积累到临界点，即便是轻微的社会摩擦也可能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人工智能系统依托大数据分析，能够精准捕捉并预测群体情绪的波动规律。研究表明，在“沉默的螺旋”效应下，当社交机器人在通信网络中的占比仅达到2%—4%时，就足以显著影响舆论走向。这些智能系统通过定向推送信息，不断影响目标受众的情绪态度，最终撬动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更值得警惕的是，深度伪造技术通过模拟人类的感知与情感系统，能够深入渗透到人们的意识深处，对国家主流价值观发起认知攻击。当大量情绪化的思潮逐渐瓦解主流话语体系时，社会信任体系也将面临崩塌的风险。在话语权的重塑过程中，带有特定目的的集体认同往往会占据舆论主导地位。在这样的信息环境下，大量隐蔽的深伪内容持续进行信息侵蚀和利益性宣传，使得原本用于信息交互的舆论场逐渐演变为认知对抗的战场。当公众在舆论场中丧失理性思考和决策能力时，整个认知空间将难以管控，最终危及社会和国家的信息安全。
深伪技术支持下的认知战呈现出明显的“由点到面”的扩散特征。从个体层面看，持续的信息干扰会导致认知失序，削弱个人的判断能力，使其更容易受到外部势力的操控；从群体层面看，不同群体可能基于虚假信息形成对立的认知框架，加剧社会撕裂。个体主体意识归属群体，能够直接带动群体认知走势；群体象征社会认同的集结体，能够直接暴露主流认知缺陷。深伪技术以个体到群体的认知操控，逐步瓦解主流意识形态。这种从个人认知混乱到社会秩序动摇的过程，导致了深伪技术对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特别需要警惕的是，这种认知安全威胁往往以温和渐进的方式展开，其破坏性影响在长期积累中逐步显现。在信息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局部的认知混乱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最终威胁国家政权稳定和社会秩序。
四、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深伪技术导致的认知风险
尽管有学者对“认知攻击”“认知战争”存在不同意见，认为这些观点弱化了人类认知的主体能力，存在夸大成分，且当前虚假信息的影响力尚未达到“操控认知”的程度，但对认知安全作为主权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维度及其预警机制的必要性已成共识。及时甄别欺骗性人工智能，构建安全防护体系固然是应对认知风险的思路，但更需要的，是各国应遵循信息领域和平共处的原则，构建起“以对话代替对抗”的全球治理机制，防止认知霸权主义的扩张。
（一）准确识别欺骗性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
深伪技术作为一种生成式认知技术，利用具身性、交互性以及欺骗性来激增主体环境的认知安全风险。在“认知智能”时代下，需要在仅限的认知环境内，把握技术发展来协调主体认知与交互的准则，重构技术加工并塑造国家协调的认知交互过程。当前，深伪技术多种多样：通过换脸技术、口型对照和音频伪造等路径，以多模态形式生成高度仿真的内容；通过与社交机器人的结合应用，使其生产内容能够在特定时期实现精准投放和规模化传播，从而对网络舆论生态造成重大冲击。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对具体历史事件的高度拟真重构，并借助算法实现精准传播，从而快速渗透到特定群体的日常生活中。就内容特征而言，当前的深伪内容呈现出明显的针对性和系统性：在对象选择上，多以政要、企业家等公众人物为主要目标；在议题设置上，常围绕民族、地缘政治等敏感话题展开；在情感诉求上，则通过制造对立、恐惧、不信任等负面情绪来实现特定目的。这种内容生成模式与文化认同的侵蚀过程相互配合：它在解构与重组文化符号、颠覆性改写文化叙事的基础上进行文化传播，从而逐步培育出另类的认知模式。尤为值得警惕的是，深伪内容主要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实现传播，平台“用户自主生产、缺乏把关机制、依赖算法推送”的特点易于助长“回音室”效应，最终可能激化社会矛盾、操控群体情绪，影响国家治理与国家认同。
影响初始认知的因素主要包括情感体验、价值判断以及对真相的掌握，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人们对信息的认可与信任。而深伪技术所触及的认知域，以一种具象性、拟真化的合成技术，将原本的文化背景、社会结构、情感故事进行再造重塑，颠覆初始认知，导致后真相认知的出现。对于应对欺骗性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首先需构建多层次的识别体系：技术方面，保存好原始数据的真实信息以及背景来源。运用区块链技术构建内容溯源体系，分散性地记录数据踪迹，还原信息初始系统与原创标记。同时强化深伪“防火线”，净化初始认知环境。通过开发智能识别系统实现多模态交叉验证，制定机器伪造数据集，追踪伪影提高识别准确率；内容层面，建立分级评估机制，制定包含危害度、传播范围、情感调动等维度的风险预警指标，设计自动化内容审核机制；传播层面，构建全媒体传播监测系统，培养技术向善的观念，强化新闻媒体把关职能。这种多层次的识别体系构成了国家认知安全防护网的第一道防线。在当前深伪技术不断演进的背景下，唯有通过技术、内容、传播三个维度的协同识别，才能有效预防和化解深伪技术对国家认知安全的潜在风险。
（二）构建国家认同的防御机制
准确识别深伪技术的潜在风险只是应对认知安全挑战的第一步，基于对深伪技术在技术特征、内容特点和传播模式等方面的系统识别，构建系统性的国家认同防御机制，是应对认知安全挑战的关键一环。这种防御机制需要针对深伪技术对历史记忆、文化认同和国家主权的多维度挑战，建立起相互衔接、协同推进的防护体系。
首先，加强历史记忆的系统性保护。为了防止历史记忆重构，削弱历史文化认同，应当在由国家构建共同历史的基础上，强化国民对共同历史的认知和尊重。其中需要深化对历史叙述的保护机制，可以通过建设数字文化遗产保护平台，运用区块链技术确保历史文献、影像、音频等原始资料的真实性与不可篡改性。进而稳固历史叙述的连续性和合法性，为获取公民的认可与信任打下基础。同时开发出完整的智能化历史教育系统，通过沉浸式体验、交互式学习等创新方式，培育基于真实历史的集体记忆。其次，需创新文化认同的培育机制。在创造层面，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创作平台，把握文化符号与文化叙事生产的主动权；在传播层面，建设数字文化交流平台，通过智能化手段提升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效能，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互鉴。最后，完善国家认知主权的保护框架。国家需要应用智能技术进行针对性的政治革新；推动数字化政府服务与治理升级，平衡政府数据处理的系统；防止人工智能带来潜在的数据鸿沟，影响公民认知与信息参与度，切实维护好公民数据安全与隐私权益。同时构建出多元协同的治理体系。将智能技术贯穿各部门的治理层级，实现政府引导、平台监管、社会参与等多方协同。在法治前提下，面对新兴技术革新，完善相关法律来保障公民权利，弥补立法监管上的“灰色地带”。服务平台中，创建数字区块链如利用电子政务系统，为公民提供良好的接收平台。监管部门中，运用大数据分析和算法技术监管信息，确保数据可行性。此外，还需扩宽公民互动渠道，提高社会参与度来全面了解国家认知安全领域的发展态势和挑战，以便制定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在多方协同治理下，高效利用“人工智能+政府”的革新手段，增强政府与公民信任机制，维持良好的政治秩序。总之，围绕国家认知安全的风险，要创建出国家认同的逻辑路径。只有建立起从历史记忆保护、文化认同培育到认知主权维护的多层次防御机制，坚持技术赋能与制度创新，才能有效应对技术风险挑战，实现认知安全与文化发展的良性互动，并且在数字时代重塑和强化国家认同的根基。
（三）倡导全球文明对话、抵御信息大国的科技霸权
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的外方嘉宾时指出，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通过真诚沟通，增进了解、加深友谊，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推动世界朝着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发展”。这一论断为应对深伪技术背后的科技霸权提供了重要指引。当下，人工智能深伪技术正被一些信息大国作为实施认知战的新型工具。它们利用其在数字平台、算法技术等领域的优势地位，通过深伪内容的生产和传播实施意识形态输出，形成了以科技、资本、军事等多重霸权为依托的数字殖民主义。这种借助算法操控的认知战虽然不同于传统战争形式，但通过削弱他国捍卫主权的能力、扰乱国际信息传播秩序的方式，已经严重危及各国的国家安全和核心利益。数字霸权主义的蔓延不仅威胁着全球信息安全，还助长了文明间的对立与隔阂，亟须国际社会的共同应对。
应对深伪技术带来的全球性挑战，需要构建起“以对话代替对抗”的国际协作治理框架。在制度层面，这种治理框架应通过建立多边联动的防范机制，维护发展中国家在数字空间的正当权益，推动各国就反对深伪技术滥用达成共识，共同制定技术使用的伦理准则，建立跨国界的深伪信息监测体系。在实践层面，则要推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建立多元文化共生的数字交流平台，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互鉴和深伪技术治理经验的交流分享。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这种基于对话与合作的治理思路，既能有效抵御信息大国的霸权侵害，也能推动数字空间中的文明互鉴。在深伪技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唯有构建起平等互信的跨文明对话机制，加强各国在数字伦理、技术标准和治理规范等方面的协调合作，才能实现从技术对抗走向文明共生的转变，从而维护数字空间的文化多样性，最终成功抵御信息大国的科技霸权，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五、结语
当前，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人类的认知方式和信息生态，深伪技术的发展既展现了科技创新的无限可能，也凸显了科技治理的紧迫性。本文从认知安全的视角出发，系统探讨了人工智能深伪技术如何通过对历史记忆、文化认同和国家稳定三个维度的挑战来对认知安全产生威胁；指出应构建起包括技术识别、防御机制和国际合作在内的多层次防护体系，既要强化技术防范能力，也要培育文化自信，更要推动全球治理来应对该技术导致的认知风险。然而，由于深伪技术发展迅速，部分观察和判断可能难以完全把握其最新演进态势。在应对机制的构建上，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技术手段与制度创新的有效结合方式。面对这些挑战，需要学界持续深化理论研究，各国加强务实合作，共同构建起维护认知安全的全球治理框架。（参考文献略）
作者：
马立明：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计算传播中心研究员，国际关系学博士
陈祺元、马婷熙：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