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ChatGPT为代表的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成为新风口,对新闻生产具有重要影响。以“中国电科强迫加班”事件为代表,伪造微信聊天记录对人工智能来说并非难事,负面效应显著,是网络舆情的新动向。AIGC能够制作挑动情绪的“爽文”,虚假新闻的几率升高,新闻与文学的界限模糊。在此背景下,有必要盘点新闻与文学的关系、“记者文学”对新闻写作的丰富指引,以克服AIGC的偏差,坚守新闻人的文字、文学、文化初心。技术有“赋能”和“负能”的双面刃效应,新闻写作对新闻从业者来说,既是起点也是终点,是高度主观性、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不能被技术反噬。
【关键词】AIGC 新闻写作 文学参照
今年清明节期间,一则声讨“中国电科强迫加班”的“网聊截图”引爆舆论场。事件迅速反转,查明是一名未被中国电科录用的求职者泄愤伪造。抛开其动机不论,网聊本身具备“爽文”小说的要素,人物、故事、语言、情绪齐全。据警方通报,发布者利用图像处理软件虚设微信群,虚拟员工姓名、头像,捏造制作多张“怒怼领导、发泄情绪”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这种造假已非难事。随着以ChatGPT为代表的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广泛运用,新闻生产的门槛降低,虚假新闻的几率升高,新闻与文学的界限模糊。“杭州3月1日取消限行”的消息流传一时,警方证实是用ChatGPT写的假新闻。
AIGC构建了内容生产新范式。“AIGC基于神经网络深度自学能力和运算能力,在多场景中均能快速产出作品,具有强大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1]以此为背景,有必要再度审视新闻与文学的关系。二者作为两门学科是“近亲”关系,记者和作家被称为“半个同行”。新闻传播学作为一级学科,属于“文学”学科门类,曾短暂纳入法学学科门类,又迅速“归位”。新闻学属人文科学,传播学属社会科学,“人”的意义显然大于传播介质。与文学一样,新闻传播学的终极指向也是人,是“人学”,而不是法学指向的构建社会规则。
新闻人具有文学创作的天然优势。近代新闻业产生以来,由记者转型或身兼作家者构成一个群体,在文坛独树一帜,多人摘得诺贝尔文学奖。广东也产生过一批“记者型作家”,历史上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力。广东媒体业发达,具备产生“记者文学”的良好土壤。在建设文化强省和人文湾区,进行“新南方写作”的背景下,新闻人的文学力量值得期待,并反哺指引新闻写作。
一、记者型作家与作家型记者
“记者文学”的概念曾经风行一时,湖南还办过一份同名刊物(已停刊)。望文生义,即记者的文学创作。时至今日,这个概念拓展到“新闻人文艺”,指在职或曾经的新闻工作者,从事以文学创作为主的文艺创作。主体不限于记者,当然一定意义上可用“记者”泛指新闻人。作品类型不限于文学,由于新闻从业的便利和新媒体发展的综合要求,在音乐、摄影、美术、书法、影视等领域也能有所建树。
新闻人文艺的核心样式是文学,也必须是文学。记者(为行文方便,非特别需要,以下用“记者”代指新闻人)和作家都以“码字”为业,文字是最重要的表达手段。记录是记者的基本功,善于记录和传递信息的记者可称优秀记者。记录也是作家的加分项,但要成为作家,必须超越“记”,从新闻思维跳脱,转入文学思维,把采访素材转化为文学意象,把新闻语言转化为文学语言。
多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有新闻从业经历:海明威、赛珍珠、马尔克斯、肖洛霍夫、加缪、萨特、辛格、塞弗尔特、略萨、阿列克谢耶维奇……另有两位须特别关注:战地记者出身的丘吉尔,做到英国首相,堪称记者步入政坛成就最高者;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曾在《检察日报》供职十年,自言是该报“终身记者”。诺奖之外,由记者转型成为名作家也不乏其人:张恨水、李劼人、金庸、黄裳、杨朔、魏微、刘白羽、从维熙、叶永烈、柳荫、林清玄、米切尔……以记者身份采写的新闻作品,文学色彩强烈,或同时进行文学创作,被冠以“作家型记者”的有:斯诺、萧乾、杨刚、穆青、邓拓、艾丰、徐虹、程青等。
广东文学史上,也有新闻人的浓重一笔。吴有恒投笔从戎,新中国成立后转为专职作家,创作出长篇小说《山乡风云录》,后担任羊城晚报总编辑;该报另一位总编辑许实(微音)的杂文评论风行多年。南方周末首任主编关振东,同时是传记文学作家、诗人、书法家。广东新闻界在职人员或有过新闻从业经历,当前在从事文学创作的,可以用一个称谓表明他们的独特身份——记者型作家。在广东作家方阵中,这一群体的数量并不多,也未构成创作的主力。四川产生了以麦家、杨涛领衔的记者型作家群体,成为一种文坛现象,源于四川特别是成都发达的媒体业形成的“文化气场”,记者由地域自豪感产生的文化使命担当。这一模式,广东具有可复制的“硬件”基础。
从新闻写作角度,广东新闻界也存在作家型记者群体。通讯体、报告文学体、深度报道、特稿、非虚构文学体,都产生了一批气质接近文学的新闻作品。媒体的深度报道,注重文本的悦读性,探索“讲故事”的技巧,写作手法上借鉴文学创作。文字风格鲜明,意义深刻,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两个人的摩托》堪为典型。结尾两段,用白描+细节+以景烘托的手法,极富画面感和人性美,意味深长。
这天傍晚,李林加完班走到医院大门,一辆摩托车呼啸着掠过,消失在暮色中。她才想起好久没有见到这帮老乡了。曾经热闹的人行道上冷冷清清,老乡们粗糙的脸膛、他们的坐骑,和李林颠簸在摩的后座上的三年时光,一起消失在这个冬季。
她挥手上了一部不期然出现的出租车,向灯火深处驶去。
记者型作家在文学界不是主流,作家型记者在新闻界更是凤毛麟角。他们以“少数派”形式存在,符合两个界别的生产规律。多数作家并非记者出身,多数记者也不需要偏向“文学流”。从另一个层面看,两类“少数派”的潜力有待挖掘,对文学界和新闻界都是重要提升力量。
二、和而不同的“近亲”:新闻写作与文学创作
记者型作家是新闻人文艺的最重要主体,是造就和升华媒体文化属性的内生动力。盘点前述这一群体,文学创作风格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新闻职业的延伸,有职业风格烙印;一类纯属个人艺术追求,作品与从业经历没有关联。广义的新闻人文艺包括两类,狭义的、严格意义上的新闻人文艺指前者,创作者须有从事时事新闻采编(最有力“认证”应为一线采写)经历,方具备新闻与文学“杂交”“融合”“互促”的意义。虽然媒体的文化副刊版块是产生作家的最大基地,但从时事新闻版块走出的作家更具备“桅杆上的瞭望者”气质。
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被称为“首位获得诺奖的记者”。有新闻从业经历的诺奖得主已有多位,却未获此称号,原因在于他们的创作已经脱离或者基本脱离记者身份,成为职业作家,以虚构的纯文学写作为主。而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来源与她的记者身份密切相关,写作手法也是典型的“记者式”:建立在充分采访基础上的非虚构写作。她耗时三年,采访大量人物,写出《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诺奖评委会的评语是:“她复调式的写作为我们时代的苦难与勇气筑起了一座丰碑”。“复调式的写作”有多重含义,记者的纪实性与作家的深刻性是其中之一。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创作既取得文学成就,又充分体现记者的职业特色和价值,是记者文学和新闻作品的双重标杆。
英国的记者型作家、《雪融之后》作者米勒认为,记者和作家是殊途同归的两个身份,“记者用事实来构造故事,作家用想象创造场景,然而这两个职业有着共同的终极目标:真理。对于记者而言,真理是真实发生的事件,而作家则研究关于人类、决策、道德、心理、爱情、野心和恐惧的其他真理”。正因为如此,记者和作家之间被形象地称为只有“一堵墙”的距离。张恨水、萧乾、马尔克斯都表达了对记者身份的珍视,更愿意被称为“记者”。张恨水说:我南南北北走过一些路,认识不少中下层社会的朋友,和上层也沾一点边,因为是当记者,所见所闻也自然比仅仅坐衙门或教书宽广一些,这也就成为写章回小说的题材了。[2]但记者不等于能够自动成为作家,不是作家的“预科班”。
记者的职责在于报道事实、发现热点、挖掘真相,作家的职责在于塑造形象、烘托情感、揭示人性。二者有相通之处,又有很大不同。记者的新闻敏感性强,擅长现场观察和细节描写,时效性要求必须出手快,而就文字技巧、思想深度、审美价值而言,对作家的要求更高。现实本身远比虚构丰富,记者的职业便利决定了其无时不在“采风”,掌握大量一手鲜活素材。这足够保证写出优秀的新闻作品,却只是文学作品的初级阶段。“相对于作家而言,记者最大的文学创作优势自然是他们对于现实世界里每日发生的‘事实’所拥有的敏感性和书写能力。不过,这一优势并不确保记者——特别是对于那些长期陷在‘倒金字塔’之类的写作窠臼里的记者们——拥有胜任纯文学的创作才华”。[3]
记者的思维和写作方式,反而会成为向作家转型的障碍。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记者必须遵循这一铁律,语言风格平实通俗,陈述事实。记者的写作是职业行为,新闻作品是职务作品,必须服从所在媒体的“编辑部意图”,更多地体现媒体立场而不是个人立场。作家必须具备想象力,善于营造虚构的世界,语言风格在于抽象性,意象生发,情感共鸣。作家的写作多数是个人写作,即使职务创作,也有鲜明的个人色彩。海明威身兼优秀的记者和作家,文学是他的终极追求,“电报体”风格深受记者经历影响。他承认记者经历对写小说的促进,也为新闻写作对文学创作的“反噬”而痛苦。他说:“我当然不认为写作是自我毁灭的标志,可是过了一个特定的时刻,新闻工作对于一位严肃的有创造力的作家会是一种日常的自我毁灭”,道出了文学创作的精髓:想象力和知识面,超过新闻报道。
纵观新闻史和文学史,记者型作家为数不多,跻身作家方阵前列者凤毛麟角,也就在情理之中。记者向作家转型,“一堵墙”的距离看似近在咫尺,要穿越过去并非易事。特别是身为记者同时进行文学创作者,面临两种撕裂甚至对立的写作思维,能否达到顺利的转换至关重要。有新华社高级记者甚至提出,记者和作家两种行当同时进行,只会产生“杂交劣势”。这也限制了记者型作家的成就,更彰显阿列克谢耶维奇式作家突破记者固定思维的可贵。笔者在时事新闻一线采编近30年,业余写作散文,自然地偏好现实题材,对虚构事实有本能的抵触。类似的记者不在少数,而深刻剖析人性的文学作品,必须有赖于想象力构建的虚拟世界。
三、“记者文学”的现实主义基因照亮新闻写作
记者文学在文坛虽非主流,但由于媒体和记者“自带流量”的社会影响力,使这类作品天然有更多“吸睛”效应和传播便利。以当下广东的记者文学状况为例,其基于新闻实践的文本特色,也为文学创作提供有益借鉴。
1.现实主义基因是灵魂。新闻舆论工作处于意识形态的最前沿,最直接反映社会现实,观照现实是记者型作家的本能和使命,是最能体现创作特色的灵魂。“打工文学”的开创者之一周崇贤,曾有在中山和佛山的报社担任记者、编辑直至主编的经历。他深入四川凉山采访,写出报告文学《朝着小康奔跑——佛山·凉山东西部扶贫协作纪实》。老报人扎实的采写“四力”(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为他搜集到大量一手鲜活素材,是作品成功的基础。他进而思考凉山贫困的根源,提出解决之策,体现“记者要思考总理思考的问题”。
2.“新闻体”文风兼收非虚构养分。新闻语言平实,不等于没有力量,简单即美。同时,新闻语言需要转换升华,才具有更大的感染力。南方日报田东江的“报人读史”系列,如当代“世说新语”,当归入杂文。写法由新近时事引入,作为“由头”或“导语”,“新闻体”色彩明显。胡野秋曾是中国青年报名记、中国新闻奖得主,到深圳转型成为作家、文化学者,作品仍然透出新闻人的敏锐。他的《深圳传:未来的世界之城》用散文和小说的笔法,写出市井的、烟火气的“人间深圳”。在几个版本的《深圳传》中,胡野秋版新闻性最强,文学性亦不遑多让。
《朝着小康奔跑》所有人物和故事均为真实,讲述方式则是文学化的。顺德北滘医院医生廖海湃到凉山金阳县人民医院援医,返回时的心理描写意味深长。“廖海湃偏头从窗口望出去,久久地望。他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或者根本就什么都没想。群峰耸立的凉山大地,在深沉的夜色中,在他无声的目光中,渐渐远去”。这是典型的非虚构写作手法。“想象力是一项最基本的文学能力和艺术能力。想象力高低决定着艺术创造力的高下。失去想象,文学便会失去生命。报告文学坚持非虚构第一、真实性至上原则,反对并杜绝虚构编造,但绝不排斥亦不应排斥想象”。[4]周崇贤文学青年出身,记者经历加深了他对现实的认知,反哺到文学,创作出多部长篇小说,新闻和文学“双栖”成功。
3.用新闻理念进行文学传播。当下是信息过剩的自媒体时代,抢夺眼球成为各种文艺形态的课题。文学虽然是精神高地,也需要有效传播。身兼大学教授和作家的江冰,有在深圳媒体从业的经历,深谙传播的重要性。他的岭南文化、美食散文以“四高”著称:高产、高质、高速、高流量,“本土言说”三部曲《这座城,把所有人变成广州人》《老码头,流转千年这座城》《岭南乡愁》,可称“新闻体散文”。他独创“手机写作法”,用手机录音语言转换,再编辑修改,快到几乎等同新闻直播。他革新写法,主张“有料”“有趣”,开公号、用音视频推广自己的散文,收获一大批年轻读者。
四、媒体深度融合需要坚守新闻的“码字”初心
媒体的文化属性要求,在恪守政治属性前提下,鼓励个性张扬,打造个人IP。媒体正在进行深度融合,研究型专家型记者成为必需,对各行业了解和介入更深。从记者中产生作家,传统和现实的因素都在“催生”。
在信息传播高度碎片化的当下,坚守传统写作的记者群体是宝贵的文学创作资源。外部政策扶持必不可少,但更重要的动力来自记者自身,超越新闻“易碎品”,追求文学长久的生命力。
记者文学多元多维,当以介入现实为指向的非虚构写作为主打。这符合社会对记者的职业功能期待。以《中国在梁庄》《我的二本学生》《微尘》为代表的“非虚构危机叙事作品”影响巨大,显示了这一写法的生命力,也为记者的文学道路提供启示。但非虚构的个人体验式写作、新闻业紧张的工作节奏,使得记者进行纯文学创作面临不小难度,需要巨大的勇气和耐力。像麦家不坐班可以从事写作者,实属特例。文远竹写作《王阳明大传》历时十年,任记者时见缝插针地写,直到进入高校才最终完成。时下,记者结合本职工作或媒体关注焦点,进行纪实文学或报告文学创作更可行,成为文坛的“这一个”。
著名新闻评论员曹林的一篇评论《重视频轻文字已造成灾难性恶果》获得业界广泛认同,他提出,“让人悲哀的是,重视频轻文字甚至已经成为一种价值观”,“文字表达在传播中应有优先性和基础性,先把文字理顺弄通了,再追求其他媒介形式的表达和表现”。媒体深度融合大势下,AIGC成为新风口,业界有“技术崇拜”到“技术迷思”的倾向,而远离新闻的文字、文学、文化初心。从“新闻人文艺”和“记者文学”,新闻从业者当汲取到深厚养分。(参考文献略)
作者:邹高翔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舆情研究部副主任、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