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三大城市群数字人才区域外流动占比均超过60%，数字人才吸引力最强的五大城市依次是都柏林、圣地亚哥（智利）、上海、深圳和班加罗尔，北京、广州、天津与南京等城市的数字人才呈现净流出状态。
归国后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的陈煜波，最早在2017年注意到长三角的数字化转型，自此连续三年关注并研究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状况。
“发展数字经济，早已成为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陈煜波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随着数字经济产业蓬勃发展，各级政府也越来越重视数字经济人才的发展情况，一时间“抢人”政策频出。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全国31个省（区、市）中就有27个在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强调发展数字化和数字经济。包括深圳、上海、北京、杭州等城市针对数字人才发布了招才引智政策。
但在陈煜波看来，诸多地区的招才政策面临“千城一面”难题，并未起到充分效果。
11月10日下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与领英中国联合发布的《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城市和城市群发展研究报告》（下称《报告》）显示，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三大城市群数字人才区域外流动占比均超过60%，包括北京、广州、天津与南京等城市的数字人才呈现净流出状态。
吸引数字人才沪深居前五陈煜波介绍，《报告》首次从全球视角，全方位地解析了数字人才图谱，聚焦全球26个主要城市及11个城市群的数字人才样本，分析了数字人才在城市群（城市）之间的流动状况。
从全球数字人才的地域分布现状看，全球数字人才流动频繁，较为集中在了波士顿-华盛顿城市群、旧金山湾区、英国-爱尔兰城市群、亚太区的班加罗尔等区域。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三大城市群在数字人才占比方面较低，均处于20%以下，但近年来数字人才的规模增长迅猛。
“这得益于三大城市群在数字经济发展取得的突出成果，催生了对于数字人才的强大需求。”陈煜波说。
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与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已成为中国数字经济执牛耳者。
中国信通院测算，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于2018年已达31.3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4.8%。毕马威甚至预测，到2030年，数字经济在中国GDP中的占比将达到77%，有超过153万亿人民币的GDP贡献将来自于数字经济。
日前21世纪经济研究院与阿里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19长三角数字经济指数报告》显示，2018年，长三角数字经济规模达到8.63万亿人民币，占全国数字经济总量的28%，已经成为全国数字经济最活跃、体量最大、占比最高的地区。珠三角与京津冀数字经济占全国数字经济总量的比重也分别达到14%和11%。
上述《报告》还显示，从数字人才在单一城市的内外流动情况看，人才吸引力最强的五大城市依次是都柏林、圣地亚哥（智利）、上海、深圳和班加罗尔，而北京、广州、南京和天津等城市数字人才流出大于流入。
陈煜波发现，中高级专员以上的中层人才及总监以上的领导型人才占比最高的10个城市，大多被美国、英国和德国占据，中国城市较少。
“这从某个角度说明，中国的数字人才深度不够。”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但中国拥有大量有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年轻人才，未来几年他们也将成长为推动数字经济的中坚力量，因此包括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与京津冀在内的城市群也纷纷推出人才引进政策。
数字经济不能走捷径去年，发展区块链产业一度成为风口，各地也出现了针对区块链技术人才的“抢人风潮”。例如，上海杨浦区对区块链技术核心高层次人才给予最高不超过10万元的租房补贴，补贴最长期限可达3年。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包括北京、杭州、贵阳、深圳、青岛与广州在内的多个城市，在彼时出台了针对区块链企业和人才的激励和补贴政策。
各地纷至的“抢人”政策，对于发展当地数字经济真的是一种捷径吗？
陈煜波并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人才只是催化剂，人才政策一定要与当地产业特色结合才行，否则很难孤立发挥作用。
他曾长期跟踪研究南京的数字经济发展状况。他注意到，南京的数字人才有一个突出优势，由于高校与科研院所集中，其博士学历数字人才占比在长三角排名第一位。但恰恰是因为没有足够的产业承载需求，数字人才往往流出到上海、北京、深圳、杭州等城市，导致数字人才净流出。
领英中国总裁陆坚上述观点颇为赞同。他以领英上的人才流动举例称，多年以前，本科以上学历就可以很容易移民到加拿大，但很多人移民后发现，加拿大好的工作机会不如美国，因此除了“招才引智”政策外，还需要考虑诸多因素。
陆坚认为，从整体发展来看，很重要的一点是当地需要一个龙头企业来形成强大的吸引力。
“数字人才选择‘杭漂’是因为杭州有阿里巴巴，全球数字人才流向美国西雅图，是因为亚马逊总部在这里。”陆坚说。
《报告》对全球不同城市群分析认为，数字化转型一定最早是由ICT（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带来，要数字化转型一定要依靠ICT行业人才的溢出效应。
“当前中国正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时刻，而中国的三大城市群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各大城市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首先要找准自己的定位，数字经济一定是基于现有产业特色的基础之上的。”陈煜波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