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委会议提出，在土地要素领域，要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增强土地管理灵活性，使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同时，为弥补产业基础薄弱短板，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打造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产业链。

　　中央层面，宏观政策走向出现新的信号。

　　8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会议强调，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在土地管理法修改通过、大城市人口限制放松的背景下，这代表着我国的区域战略正在发生重大转变。

　　此外，会议要求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做好顶层设计，打造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产业链。有专家表示，在中美贸易冲突持续、一些国家逆全球化暗流涌动的背景下，会议部署产业基础再造工程，表明中央高度重视产业链安全问题。

　　要素流向中心城市与城市群

　　2019年初以来，随着《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等新型城镇化重要政策文件的发布，小城镇化战略开始逐步退出，大城市全面放开落户，同时土地管理的灵活性也在增强。

　　多位受访人士均向21世纪经济报道指出，未来人口、资本等要素将进一步向都市圈、城市群集中。

　　关于此次中央财经委会议在区域经济方面的表述，有分析人士表示，这实际上是从中央层面对区域战略方向转变的定调。

　　会议指出，当前我国区域发展形势是好的，同时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创新发展动力，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

　　“实际上‘中心城市’和‘城市群’这些概念的提出，是鼓励资源集聚，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更好的发展。”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杨开忠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会议同时提到，要在发展中营造平衡。杨开忠认为，这种平衡不是单指GDP的平衡，而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生活成本、生活便利性上进行提升，最终达到生活水平的平衡。

　　如何推动资源集聚，提高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会议提出，要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并在土地、能源、财政等领域提出具体要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土地要素领域，会议提出要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增强土地管理灵活性，使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李国平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土地管理的“灵活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区域统筹上的灵活，跨市统筹、跨省统筹都会越来越方便；二是土地用途上的灵活，用地指标不能“一刀切”，面对特殊的需求，也可以适当对土地的用途进行调整。当然保证生态文明是前提，要控制调整的量，不能无边无际地放开。

　　未来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土地管理制度的走向如何？今年5月，曾有自然资源系统的研究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在新型城镇化路径下，应当打破传统的行政级别主导的建设空间配置方式，以区域为单元，建立城乡建设用地增减互容互通机制。同时，设定城乡建设空间利用上限，建立市市间、市乡间“地随人走”的流动配置机制和弹性调整机制，体现中央政府管控原则性，提高省级政府和地市政府配置资源的灵活性和积极性。

　　弥补短板再造产业基础

　　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是此次会议的另一个重要议题。

　　会议指出，中国制造业规模居全球首位，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以夯实产业基础能力为根本，以自主可控、安全高效为目标，以企业和企业家为主体，以政策协同为保障，坚持应用牵引、问题导向，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和开放合作相促进，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

　　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工程院制造业研究室主任屈贤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产业基础薄弱是中国制造业面临的“老大难”问题，这有着特定的历史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主要从下游的主机集成开始做起，一般都是引进国外技术，侧重于组装，而在上游的关键零部件、关键材料等领域一直存在短板。

　　这一方面是因为很多发达国家在上游做了大量布局，中国在这方面追赶将花费很多时间，面临更艰巨的市场竞争，而且面临着工作重复、知识产权等问题。

　　“比如芯片领域，原来中国是有这些行业的，但是国外技术更为先进、规模效应也使得其成本更低，这使得中国产品因为性价比较低而不具备竞争力，从而形成了产业链上的短板。”屈贤明说。

　　另一方面，屈贤明指出，制造业产业链全球化持续推进，得益于全球化的深度发展，除军工等敏感技术与产品外，中国能从全球市场顺利地获得几乎所有的关键零部件、关键材料以至于技术。因此，一些领域存在着高度的进口依赖，一些行业甚至存在“空壳化”的风险。

　　会议强调，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做好顶层设计，明确工程重点，分类组织实施，增强自主能力。要打造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产业链，围绕“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支持上下游企业加强产业协同和技术合作攻关，增强产业链韧性，提升产业链水平，在开放合作中形成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链。要建立共性技术平台，解决跨行业、跨领域的关键共性技术问题。要发挥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在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看来，中国现在需要建立一套制度，机制化地评估自己的产业基础能力与产业链安全。

　　黄群慧认为，在中美贸易冲突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应当高度关注美国限制措施对中国产业链的的影响。一是要警惕美国关税措施逼迫中国国内产业链的转移，比如向东南亚的迁移。二是美国在先进制造、量子信息、纳米科技、人工智能等高新领域不断封杀、打压中国，应高度关注其对中国产业链向高端攀升的影响。

　　黄群慧指出，中国坚定支持全球化，也有充足的韧性来迎接这些挑战。2005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只有11.6%，但到了2017年中国提升到了24.8%。同期，中国的出口产品的本地附加值也在持续上升，从2005年的64%已经上升到2017年的77%，这说明中国价值链的位置也在上升。

　　“在联合国工业目录中，中国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这保证了中国工业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具备充分的韧性。”黄群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