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2019年十年间，广东围绕“看病贵、看病难”问题在推动人事薪酬制度改革、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等关键环节，摸索出了一套切实有效的实施路径。

图/甘俊 摄

　　自2009年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启动伊始，广东医改就走在了全国前列。

　　数据显示，2009年，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只有253亿元，广东基本医保财政补助每人也仅有90元；2018年，广东的财政医疗卫生支出飙升至1407亿元，基本医保财政补助也上涨至490元每人。

　　这仅仅是广东医改成绩的一个缩影。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段宇飞在接受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在内的记者采访时表示，2009-2019年十年间，广东围绕“看病贵、看病难”问题在推动人事薪酬制度改革、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等关键环节，摸索出了一套切实有效的实施路径。

　　在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看来，这样的实施路径非常好的践行了顶层设计如何与地方探索相结合。

　　“广东是一个区域发展不同的典型区域，如何让省里的顶层设计在地方落地，这需要有一套激励地方创新和探索的机制。”11月17日，她在第二届中国（广东）卫生与健康发展峰会暨广东医改十大创新典型发布会上说。

　　放权为的是人才下沉

　　事实上，“看病难、看病贵”一直是困扰基层群众的难题。

　　于患者而言，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缺专家、缺设备、缺药品；于医务人员而言，基层条件差、待遇低，且带来的职业发展空间有限。

　　因此，患者不肯去、医生不愿留，政府投入减少、服务能力趋弱等多重因素交错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对此，广东省卫生健康委曾在2010年前后先后深入韶关、梅州、惠州、东莞、中山、江门、清远等一线做调研。调研显示，广东多数地区基层医生收入仅相当于同职称教师的3/4或更低，医务人员年收入平均只有6万多元。

　　基层薪酬待遇低，吸引不了人才，自然也留不住人才。2015年，粤东西北乡镇卫生院新招聘医务人员流失率达39%，流失人员中本科以上学历占83%。

　　通过调研，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黄飞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根源，“作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绩效工资占比较小，绩效工资总量限制较严，不得突破。在编制上限制较多，灵活性不够。”

　　这些都限制了基层卫生院发展的“拳脚”，改革势在必行。

　　2017年1月，广东在全国率先启动基层医疗综合改革，明确允许乡镇卫生院和社卫中心实行“公益一类财政供给，公益二类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实行县招县管镇用，绩效工资总量不予限制。与此同时，下放权力，赋予院长（主任）“用人权”“做事权”“分配权”。

　　对于人事薪酬制度改革，韶关市卫生健康局局长胡德宁感受颇深。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韶关市正是利用人事薪酬制度改革引来了人才、留住了人才。

　　韶关南雄市设立了医科人才绿色通道，对4类医科人才实施免试入编，在医学院上午面试、人社部门下午就可以入编，仅一年半就吸引了875名人才入职。为了留住人才，南雄市为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提供了每月1300元的补助，同时政府允许医疗机构将其收支结余的90%用于绩效发放，将当地医务人员的年均收入提高到了10万-15万元。

　　“人事薪酬制度改革释放了基层医疗机构的人事权、分配权，实际上帮助当地留住了医护人员，根本上为的是保证人才下沉。”胡德宁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人才留在基层医疗机构也带来了基础医疗服务水平的提升，韶关县域住院率目前已达到61%，超出全省平均水平10个点。

　　人事薪酬制度改革带来了一系列变化，韶关市仅仅是冰山一角。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广东全省乡镇卫生院总诊疗人次3839.4万、出院人次95.2万，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7.7%、5.1%，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于基层群众的吸引力在逐步增强。

　　组团帮扶侧重“造血”

　　尽管广东县域内住院率早在2018年就实现了83.5%，但当前还不足以实现“大病不出县”。

　　段宇飞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透露，下一步的医改重点是继续落实分级诊疗，而推行分级诊疗必须要以县医院为抓手，把县医院建成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龙头。

　　但事实上，仅靠基层医疗机构引进与培养人才，很难在短时间内满足上述需求。于是，结合“组团式”援藏带来的灵感，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在2018年探索出一种城市三甲医院“组团式”帮扶基层的广东模式。

　　按照此模式，由广东省医疗综合服务能力强、人才资源相对集中的14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对粤东粤西粤北地区14家县域住院率偏低、服务能力较弱的县级医疗机构，采取“院与院”一对一结对帮扶三年的形式。

　　该模式更侧重“造血”而非“输血”。从实际效果看，14个受援医院所在地区2019年上半年的县域内住院率相比同期提升了3%。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还注意到，无论是乡医免试入编、基层医务人员收入提升，还是“组团式”帮扶背后，都离不开强大的财政支撑保障。

　　李玲也发现，广东省基层医疗机构收入年均增长率保持了11.2%的速度，其中财政补助收入占比从2009年的25%上升到了如今的50%。“这得益于广东财政的大手笔，2016-2018年三年间向基层投入了612亿元，这在全国也难出其右。”

　　但也有学者指出，对于广东这一强财政省份的医改举措，能否放之全国而皆准，其他地区是否具备相应的财政支撑实力，医疗资源与人才的下沉，又如何与医疗资源分配的效率和效益之间进行拿捏与平衡，仍是对基层医改可否持续的考验。

　　李玲认为，广东医改趋势实际上也是全国医改的一个缩影。

　　“广东承担了一项非常大的任务，广东目前正在逐渐进入老龄化，对我们未来的医改提出了更多要求。因为慢性病、老年疾病耗资巨大，如何应对如此变化，这是全国话题。”在她看来，如何激励地方创新和探索，而且又能把这些创新探索很快去复制推广，这才是粤式方法论最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