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广东自贸试验区4岁了,创新的步伐越迈越大。
4月25日,由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主办、中国自贸区信息港承办的广东自贸试验区四周年发布会上,《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指引(2019年版)》(简称:《指引》)首次公布。
如何在广东自贸试验区设立一个金融机构?外资拿着这份《指引》便可找到准确路径。
这也是营商环境改革最新探索。挂牌4年来,广东自贸试验区共形成456项制度创新成果,按第三方机构评估,目前广东自贸试验区营商环境全球模拟排名32位。
对港澳有更优惠开放措施
广东自贸试验区发布的《指引》以正面列表形式,列明银行、证券、基金、期货、保险、金融租赁、融资租赁以及货币经纪公司、财务公司等14类金融类企业的股东机构类型要求、股东资产规模要求、股东经营业绩要求、股权结构限制、业务范围、设立程序等67条管理措施。
其中,包括外资投资设立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限制)和外资准入后业务管理(国民待遇限制)等内容,并基于此增加了一系列详细正面管理措施,内容极为丰富。
《指引》提出,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设立多家分行的,如管理行已获准开办衍生产品交易业务,可授权其他分行开办衍生产品交易业务;允许融资租赁公司设立子公司,不设最低注册资本限制等。并且,这些管理举措均列明有关国家政策文件依据。
《指引》还增加了许多广东自贸试验区特色化内容,比如明确简化广东自贸试验区内机构和高管准入方式。
通过对CEPA及其补充协议的梳理,这份《指引》中还设置了诸多对港澳更加优惠的开放措施。比如明确澳门银行在横琴设立分行或法人机构,提出申请前一年年末总资产不低于40亿美元;支持港澳的保险公司参与和分享内地保险市场的发展,支持符合资格的港澳保险业者参与经营内地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等。
为何要如此详细地列明管理措施?
广东省自贸办制度创新处处长王濛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此举旨在为外资进入广东自贸试验区金融服务业提供更清晰指引。尽管当前国家层面放宽了外资进入金融业的限制,但从实践层面来看,这远远不够,外资在进入的过程中还面临着诸多现实操作问题。
“金融业开放比较复杂,光外汇管理就涉及两百多项法律法规。”王濛说,因此需列明诸多必要条件、资格和程序等,增强透明度、清晰度和实用度。
“金融开放是一项系统性业务,不能以过去贸易的模式推动。”深圳市前海创新研究院秘书长谌鹏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外商投资法实施后,我国还将有诸多与之相关的宏观政策出台,但落地是关键,这就需要更多类似的顶层与基层联动探索。
营商环境全球模拟排名第32
4年来,广东自贸试验区形成了456项制度创新成果,并向全国复制推广33项,向广东全省复制推广102项,并发布92个制度创新案例。
从创新类型来看,广东自贸试验区实际已经在多个领域实现探索,包括形成投资贸易便利化、国际化营商环境、金融开放创新案例等15个最佳案例。
例如,前海的“前海鹰眼系统”,作为国家互联网金融风险防范技术在全国自贸试验区范围内首次运用。该系统去年实时监测了近6万家前海金融类企业的网络舆情,针对87家机构形成风险监测报告,协助深圳市金融办开展271家机构的核查。
“2018年,南沙口岸申报平行进口整车约1.4万辆、货值7.8亿美元,分别增长近五成,一下跃升为全国第二大平行汽车进口口岸。”4月22日,广州南沙区口岸工作办公室主任罗建文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这是制度创新的结果。
在南沙口岸创新的“进口汽车便利通关及保税展示交易新模式”下,到港车辆可立即上线检测,实现全过程视频监控,而汽车检测效率也提高了三倍,实现当天检验、当天拟证、当天放行。
正是因为制度创新,广东自贸试验区营商环境有极大提升。按前海创新研究院发布的跨境金融指数,截至2018年第四季度末,前海跨境金融指数为5557.03,同比增长6.94%。此外,2018年广东自贸试验区投资便利化指数较基期2014年提升了55.9%,而贸易便利化指数较2017年(基期)提升了17.9%,均有显著提升。
第三方评估机构毕马威发布的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商环境评估分析报告显示,按世界银行指标体系进行模拟,广东自贸试验区营商环境便利度分数为77.31,全球模拟排名32,其中开办企业、获得电力和执行合同三项均进入全球前十五。
营商环境优化也带来了看得见的效果。2015年4月至2018年底,广东自贸试验区内累计新设企业25万余家,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长28.3%。2018年广东自贸试验区内固定资产投资达1283.25亿元,税收收入680.42亿元;外贸进出口9026.7亿元,占全省12.6%。70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广东自贸试验区内投资设立了309家企业,吸引79家总部型企业。
不过,广东自贸试验区的纳税和办理建筑许可等指标在模拟排名中较为靠后,这表明广东自贸试验区的营商环境改革仍有短板。
当天多份报告也建议,广东自贸试验区要深化简政放权,推动政府治理创新,营造国际化、市场化和法治化营商环境。比如,应建立省级涉企政策“一站式”网上发布平台、优化再造政务服务流程、破解制约要素流动障碍等。
本报记者 杜弘禹 李振 广州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