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起建国门内大街、北至金宝街密集分布着多条胡同，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垃圾分类试点区域，也是北京的核心区域之一。

　　7月1日，《上海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北京生活垃圾分类立法工作也正在推进。不过垃圾分类试点在北京的部分区域其实早已开始。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垃圾分类试点走访发现，对于正在进行的垃圾分类工作，区内居民多数表示认可，认为垃圾分类后居住环境明显改观。基层垃圾分类指导员与东城区城管委工作人员则表示，工作尚存难点。

　　“北京的垃圾分类是在爬坡前行，不断升温，但远未沸腾。”北京市城市管理委主任孙新军6月18日公开表示。

　　2012年北京市出台了《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明确了政府部门、物业部门、收运单位、垃圾产生单位的责任和罚则，但是对居民只有鼓励和倡导，没有约束和强制。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已经列入2018-2020年的立法规划，新修订的条例将不光针对单位，对个人也要明确垃圾分类的责任。

　　试点：指导员承担分类工作

　　目前，建国门街道的垃圾分类模式是定点分类与上门收集相结合。

　　在拥有多处名人故居的西总部胡同，户外环境格外整洁，原本用于收集生活垃圾的大号塑料垃圾桶，被常见于景区的小号金属垃圾桶取代。呼吁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放的宣传牌也随处可见。

　　胡同居民介绍，每天固定时段会有垃圾分类指导员上门进行垃圾回收，自己在家的工作主要是将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分袋投放。

　　一街之隔的东堂子胡同则以定点分类为主。街道两旁，用于收集可回收垃圾和其他垃圾的塑料筒仍然存在，居民需要将厨余垃圾和有害垃圾送往固定收集点处理。

　　在位于东堂子胡同和赵堂子胡同交叉口的一个垃圾回收点内，记者观察到，15分钟内有5位以上居民前来进行垃圾分类。居民们均表示，垃圾分类实施后居住环境大为改观。“尤其是夏天到了，把厨房垃圾分出来胡同里味道好多了。”

　　类似的垃圾分类点在东堂子胡同和赵堂子胡同一带有三个。垃圾分类指导员的工作主要是将居民送来的厨余垃圾称重后投放，并单独回收电池、药品等有害垃圾。

　　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的垃圾分类标准与上海不完全一致，分为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和可回收垃圾，分别对应投放绿色、红色、灰色和蓝色的垃圾桶。

　　在日本，每个城市的垃圾分类制度也是不同的。有北京市民认为，北京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的分类方法较上海的干湿垃圾分类方法简单明了。

　　孙新军参加“市民对话一把手”直播时表示，生活垃圾常见的就是四类：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上海是这么分的，只不过厨余垃圾是湿垃圾、其他垃圾是干垃圾。

　　胡同里的居民介绍，垃圾分类点每天开放十二小时，指导员上午七点至下午一点，下午一点至晚七点分两班工作。在与市民的交谈中记者注意到，市民习惯将其他垃圾和可回收垃圾归类为“生活垃圾”，与现行的分类标准并不完全相符。

　　多位指导员表示，与现在的上海相比，目前北京的垃圾分类工作还不够细致，另外分类的具体工作主要落在了指导员而非居民身上。

　　胡同内仍有少量未按规定投放的垃圾被丢在路旁，或被错置于不符合分类标准的垃圾桶。目前，建国门街道垃圾分类工作以鼓励引导为主。前往垃圾分类点投放的居民可以在电子积分牌上获得每天5分的积分，攒够一定积分后可兑换各类生活用品。

　　“70分可以换袋大米。”一位大爷介绍，“咱也不图这点积分，要是垃圾都能分类，全北京环境会有个大的提升。”

　　难点：分类缺乏强制约束

　　根据东城区人民政府今年1月印发的《东城区垃圾分类全覆盖工作方案》通知，预计到2019年底，全区垃圾分类工作制度和标准体系基本完善，基本实现居民知晓率、参与率达到90%以上，垃圾处理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水平明显提高，厨余垃圾分出率达到10%以上。

　　东城区城管委一位工作人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自2017年底开展垃圾分类试点工作，东城区已经在全市率先实现了“垃圾分类全覆盖”。目前推广的难点主要是普遍认识还没形成，机关企事业单位靠制度约束还好办，居民工作难做。

　　长期关注垃圾分类的环保组织负责人陈立雯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垃圾分类应该从源头开始，不能够过度依靠雇佣第三方推进，另外政策法规在强制力方面应加强。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走访中也发现，北京的一些机关和事业单位已经在践行垃圾分类。6月26日，记者在西城区某部委看到，从食堂、厕所到办公区域，垃圾分类都已经开始，餐毕大家自觉将餐巾纸、酸奶盒、剩饭、餐盘等一一归类，厕所还贴着垃圾分类方法图示大海报。

　　像东城区这样的试点范围正在扩大。孙新军介绍，目前北京全市30%的街道和乡镇创建了100个垃圾分类示范片区。经过一年多的试点，已经开始验收。今年示范片区的覆盖率要达到60%，到两百多个乡镇和街道，明年要到90%，有三百多个街道乡镇。

　　一位曾参与前期推广工作的指导员向记者表示，工作一开始是挨家挨户上门为居民办理电子积分卡，目前垃圾分类点也可以办理积分卡。

　　“总之就是宣传、宣传、再宣传。”一位指导员表示。与上海相比，现阶段北京市鼓励引导垃圾分类的强制性较弱，如果进行强制监督，所需要的人力又过多。

　　对此，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市城管委副总工程师王维平建议，一方面要从源头减少垃圾数量，具体可以采用净菜进城、防止过度包装、鼓励旧货交易等措施。

　　“每运进城里300吨毛菜（带土带根）就有60顿废料，一进一出就是120吨。”王维平认为，对于蔬菜消耗要算社会总成本的“大账”，不要纠结于每斤贵出几元几毛的“小账”。

　　另一方面，北京市在增加社区工作者编制、提高待遇方面已经采取行动，通过增加人手提高基层精细化管理水平。王维平表示，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东城区城管委工作人员介绍，未来全区将从持续宣传、强力执行、完善考核、推广先进做法等方面，进一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基层工作不好干，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要鼓起劲，帮大家树立信心。”

　　重点：垃圾分类背后的环保账

　　垃圾分类工作早已受到重视。

　　2016年12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指出，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关系到13亿人的生活环境改善，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2019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让更多人行动起来，培养垃圾分类好习惯。

　　垃圾分类之所以引起热议，不仅在于“怎么分”，更在于“为什么分”。

　　王维平介绍，与德国、日本等国家相比，中国的垃圾分类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居民习惯尚未养成。此次北京推行垃圾分类工作的目的，主要是便于分别处理与回收利用，也以此为切入点提高全民的环境素养。

　　后端决定前端，分类处理手段具备、分别回收利用的产业链形成、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知晓率提高，成为可以开始实行垃圾分类的条件。王维平介绍，目前北京有7万-8万拾荒者，围绕不同类型的垃圾，形成了北京至河北郊县的产业链。“在六环交易，金属运霸州、塑料运文安、胶皮运定州……”

　　垃圾回收的江湖有很多“灰色”地带。2019年以来，北京市公安局联合城管委等部门打击整治非法倾倒垃圾乱象。截至6月，清理垃圾黑中转站、黑渣土场10个，破获非法倾倒垃圾案件10起，刑事拘留106人。

　　记者注意到，垃圾分类点为第三方公司与街道社区合作运作，除了进行垃圾分类工作，也兼营废品回收。以纸类废品为例，废纸壳的回收价在1元/公斤，废品回收市场废纸通价可以达到2700元/吨（折算2.7元/公斤）。在没有试点分类的小区，居民将垃圾扔到垃圾桶后，可回收的纸盒、塑料瓶很快会被一些拾荒者“抢”走。

　　孙新军介绍，现在北京市每天会产生将近2.6万吨的生活垃圾，人均每天1.1公斤。目前北京有29个垃圾处理终端设施，都在满负荷运转。

　　对于社区定点统一回收废品后可能带来的影响，王维平表示里面有利益，但也涉及到专业，废纸分类最细致可以分成七十多类。以北京市2016年数据为例，分别通过垃圾厂和拾荒者处理的垃圾体量基本相同，都达到760万吨。“如果（拾荒者）队伍消失了，垃圾收集运输处理能力会不堪重负。”

　　陈立雯对这样的观点表示认同，她认为推进垃圾分类应调动多方力量参与。法规条例缺失、区别于传统垃圾分类投放处理方式的不健全、公民教育不到位、民间组织募资困难等都在阻碍工作进一步推进，呼吁政府调动垃圾分类系统内所有人群。

　　在“环保账”面前，北京面临的压力尤其大。根据生态环境部公布的《2018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2017年，202个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20194.4万吨，处置率达99.5%。其中生活垃圾产生量最大的是北京市，产生量为901.8万吨，其次是上海、广州、深圳和成都。

　　随着上海垃圾分类纳入公众议题，越来越多的北京居民开始讨论垃圾分类。

　　“我制造最多的垃圾是快递盒子和外卖一次性餐具和袋子。”北京朝阳区一位白领在朋友圈晒出一个过度包装的礼品盒，并呼吁减少制造垃圾，减少点过度包装的外卖。

　　“每个人都要排放垃圾，（垃圾分类工作）现在只是开始。”王维平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