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以下简称合作组织）在京举办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成果发布暨研讨会。会议发布了中国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2030年能源电力发展规划及2060年展望等研究成果，在国内首次提出通过建设中国能源互联网实现碳减排目标的系统方案。

　　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主席、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理事长刘振亚在主旨演讲中指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形势严峻。“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碳排放国，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经济增长快，用能需求大，以煤为主的能源体系和高碳的产业结构，使我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呈现‘双高’。2019年碳排放量占全球的比重达到29%，其中，能源活动碳排放98亿吨，占全社会总量的87%。”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在致辞中指出，中国提出的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双碳”目标，体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雄心和力度。但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用不到10年时间实现碳达峰，再用30年左右时间实现碳中和，任务非常艰巨。“从碳排放达到峰值到碳中和及净零排放，欧盟大体上需要60年左右的时间，美国要45年，而中国只要力争30多年实现。”

　　不仅时间紧张，而且任务繁重。解振华指出，目前，我国煤炭消费占比仍超过50%，单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倍，单位GDP的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倍、发达国家的2.1倍。一些低碳、零碳、负碳技术的关键设备和工艺等仍需要进口，技术综合集成、产业化与技术转移推广能力不足。建立低碳、零碳能源体系，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刘振亚指出，碳排放问题的根源是化石能源大量开发和使用，治本之策是转变能源发展方式，加快推进清洁替代和电能替代，彻底摆脱化石能源依赖。因此，他提出，建设中国能源互联网，加快推进“两个替代”是实现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的根本途径。

　　合作组织发布的研究报告提出，以特高压引领中国能源互联网建设，推动我国碳减排总体可分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30年前尽早达峰，2025年电力率先实现碳达峰，峰值45亿吨，2028年能源和全社会实现碳达峰，峰值分别为102亿、109亿吨；第二阶段是2030-2050年加速脱碳，2050年电力实现近零排放，能源和全社会碳排放分别降至18亿、14亿吨，相比峰值下降80%、90%；第三阶段是2050-2060年全面中和，力争2055年左右全社会碳排放净零，实现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

　　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方面，水电、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已是主要领域之一。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发布的数据显示，从2014年到2020年，中国在“一带一路”项目中可再生能源投资占比大幅提升了近40%，超过了化石能源投资。

　　“我们将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相应的财税、金融、产业、项目管理等政策，有效地控制煤炭和煤电，将继续与各方一道建设绿色的‘一带一路’，引导海外投资流向低碳和环保领域。”解振华说。

　　有望2028年以较低水平碳达峰

　　碳达峰是碳中和的前提和基础。但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中高速增长阶段，面临着持续增长的能源需求、重型化产业结构以及高碳化能源结构带来的挑战。

　　但合作组织认为，以中国能源互联网为基础平台，加快推进“两个替代”，我国有望在2028年左右以115亿吨的较低水平实现碳达峰，并在2055年左右实现全社会碳中和。

　　如何在2028年实现碳达峰？合作组织经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黄瀚指出，以中国能源互联网为基础平台，全面实施“两个替代”，将让煤炭消费得到有效控制，于2028年、2030年分别降至27亿、25亿吨标煤；让石油、天然气消费增速放缓，分别于2030年、2035年达到7.4亿吨油、5000亿立方米的峰值；让清洁能源消费占一次能源比重将于2028年、2030年分别达到27%、31%。

　　黄瀚指出，实现煤电尽早达峰、尽快下降是2030年前碳达峰的关键。煤电排放了全国约40%的二氧化碳，是我国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如当前煤电继续增加2亿千瓦，峰值达到13亿千瓦，则煤电碳排放还将增长7亿吨，即使花很大代价严控其他化石能源，2030年前很难实现碳达峰，并且将来资产损失巨大。因此，必须下定决心，加快煤电达峰并尽快下降。”

　　黄瀚指出，与工业、交通、建筑等终端能源消费领域减排相比，以清洁能源发电替代煤电技术成熟、经济性好，易于实施，是目前最高效、最经济的碳减排措施。如果每年风、光新能源发电装机增长1.3亿千瓦，则可实现以较低的峰值达峰，并为碳中和争取时间。

　　合作组织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周原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煤电退出后，电量缺口可完全由清洁能源补充，同时通过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风光储输联合运行、需求侧响应、大电网互联等措施，能够保证高比例清洁能源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煤电转型的关键是坚持市场引导与政府调控并重，控制总量、转变定位、优化布局，严控东中部煤电新增规模并淘汰落后产能、开展煤电灵活性改造，将煤电从电量型电源向容量型电源转变，发挥碳减排主体作用，为清洁能源发展腾出空间。”周原冰说道。

　　逐步扩大与周边国家电力互联互通

　　在国际合作方面，合作组织经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李隽表示，要开创能源对外合作新局面，充分发挥跨国资源互补、地缘区位等突出优势，依托我国特高压和智能电网技术、装备和工程建设优势，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电力互联互通，实现我国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

　　“电力需求和资源禀赋逆向分布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西电东送’和‘北电南供’电力流格局不会改变，跨区跨省电力流规模还将继续扩大。”李隽指出，2025年，预计我国跨区跨省电力流总规模达到3.6亿千瓦，2030年达到4.6亿千瓦，跨国电力流4250万千瓦；2060年，预计我国跨区跨省电力流达到8.3亿千瓦，跨国电力流1.9亿千瓦。为了以大电网大市场支撑我国碳达峰，研究报告提出，要推动跨国电网互联，利用周边国家能源资源满足我国用电需求，降低我国东中部能源电力生产碳排放，重点加快我国西部北部、蒙古、中亚、俄罗斯远东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向我国东部、韩国、日本送电。

　　研究报告列举了五条主要跨国互联通道，包括：中蒙联网通道，建设蒙古－河北霸州±800千伏直流工程，利用蒙古能源资源，满足我国华北用能需求；中哈联网通道，推动建设2条±800千伏直流工程，将哈萨克斯坦风、光电打捆输送至我国华中负荷地区；中韩联网通道，建设威海－仁川和辽宁－平壤－首尔三端柔直两个±500千伏直流工程；中缅孟联网通道，建设1条直流背靠背和1条±660千伏直流工程；中巴联网通道，建设新疆伊犁－巴基斯坦±800千伏直流工程。

　　合作组织经济技术研究院规划一处处长宋福龙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电力互通互联无论是对于中国能源互联网的构建，还是对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目前，中国和周边国家的电力互联互通主要是采取边贸的形式，比如，中国向蒙古以“点对网”的形式供应某个区域的电力；中国同缅甸、老挝、越南有一些低电压等级的联网。

　　“但未来，随着清洁能源逐渐成为我国能源结构中的主体，我国对外能源合作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因为中国需要降低清洁能源的波动性和随机性。考虑到中国和周边国家的资源互补性，可以让云南的水电和东南亚的风电、光伏和水电相互补充，为我国南方区域的电力供应进行补充。”宋福龙说，“中国的低碳发展也需要借助外力。长远来看，有必要将优质的清洁的水电资源引入中国的负荷中心，以实现中国的绿色、低碳发展。”

　　但宋福龙也指出，跨国电力联网需要以政治互信为基础，虽然“现在整体上看规模还不是很大”，但未来有可能会以2000万瓦、5000万瓦、7000万瓦的规模不断扩大，“可能在2030年前就能达到3000万瓦左右”。

　　促进“一带一路”绿色可持续发展

　　随着我国为本国实现“双碳”目标而努力，中国也在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供给向高效、清洁、多元化方向加速转型。

　　2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副司长艾明表示，中国主要金融机构已经签署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在环境和气候风险评估上，《原则》制定了相关的工具箱，金融机构可用其测算项目碳排放水平，提高气候环境风险管理能力。人民银行鼓励中外金融机构进一步落实《原则》，科学评估相关风险，更加重视绿色投融资，共同促进“一带一路”绿色可持续发展。

　　随着全球碳减排成为大势所趋，中国大型能源企业也在加快在海外的清洁能源布局。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兼国际清洁能源研究室负责人黄俊灵在会上指出，围绕“在2025年基本建成世界一流清洁能源集团和国内领先生态环保企业”的目标，集团将全力打造沿江最大清洁能源走廊、沿江最大绿色生态走廊、沿海最大海上风电走廊、“一带一路”国际清洁能源走廊等“四大走廊”。

　　黄俊灵说，为了服务于中国的“双碳”目标，集团已明确提出，将继续发挥在清洁能源方面的优势，筑牢大水电的基本盘，加快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展力度和速度，力争于2023年率先实现碳达峰，2040年实现碳中和。据悉，三峡集团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水电开发运营企业和我国最大的清洁能源集团，清洁能源装机比例高达96%以上，贡献的清洁能源发电量相当于节约近10亿吨标准煤。

　　不过，海外清洁能源市场并不是容易拿下的蛋糕。天合光能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高纪凡在会上提到一个有些尴尬的问题：虽然光伏产业是我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其制造产能占全球70%以上，但这一产业的输出主要以产品为主，“资本性的输出有点困难”。究其原因，他指出，光伏电站的开发并网属地性非常强，“有几家企业在海外做得还行，大概每家积累几个吉瓦到十来个吉瓦不等的规模，但比起全球的安装量来讲还是微不足道的”。

　　因此，天合光能公司副总裁丁华章建议，未来，中国光伏产业在“走出去”方面是大有可为的，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沿线那些能源电力基础特别差的国家。“不见得要从电网开始做，可以给一些园区提供分布式能源智能管控系统，不单单是光伏发电，还有整体的智能能源解决方案。”他说，“这既可以摆脱现在的这种无可奈何的局面，又可以带来弯道超车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