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小梅5年前才知道，这座雕塑是以父亲的故事为原型打造的。

　　雕塑耸立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入口。参观队伍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路过这座雕塑——母亲倒在地上失去了生命，懵懂的孩子还趴在母亲身上吃奶，年长一些的孩子坐在旁边，嚎啕大哭。

　　那个哭泣的男孩就是常小梅的父亲常志强。

　　穿过雕塑，在纪念馆广场上，有一面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11月29日，又一名大屠杀遇难者被确认——周万荣成为墙上第10665个名字。12月13日，92岁的幸存者葛道荣在参加完公祭仪式后，步履蹒跚地来到墙下，他静静地看了看自己的老朋友们，默默地转身离开了。

　　走进纪念馆，是一面高12.13米、长20.08米的档案墙。这面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墙是存储着一万多份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及幸存者的资料。绕过档案墙，在史料陈列厅序厅里，是幸存者的彩色照片墙。墙上91岁幸存者金茂芝的照片刚刚变成黑白。

　　这天，第六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10名幸存者代表在他们后代的带领下，来到这间纪念馆参加公祭仪式。这天警报长鸣，整座城市都沉浸在历史的回响中。

　　82年后，中国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存78人，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普查，共收集到761位幸存者后代信息。如今幸存者后代中36岁至60岁居多，最小的第六代才几个月大。

　　我的父亲和书中的父亲

　　今年，常志强没有来到公祭仪式现场。

　　母亲离世后，常小梅每周日都把他接到家中，陪他剪纸、画画，安享晚年。她尽量不在父亲面前提过去，以免父亲多想。

　　说起父亲，常小梅不由得拿起自己刚刚出版的书——《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的生活史》。在她眼中，有两个常志强——一个是幸存者，一个是父亲。

　　作为幸存者，常志强的童年经历是家里的“禁忌”，他习惯独来独往，不与人亲近，哪怕需要做口述史，他都自己去。2014年，有媒体来家中采访，常小梅才第一次听到父亲提起往事。

　　1937年，年仅9岁的常志强目睹了父亲和弟弟被日军枪杀，姐姐被强奸，又眼看着胸口被刺伤的母亲挣扎着给襁褓中的弟弟喂了最后一口奶后死去。

　　在一次纪录片拍摄间隙，常小梅问起父亲，战乱年代，一个9岁的孩子是怎么活下来？父亲说到了“哭”，每晚躲在被子里偷偷的哭；也说到了“生存”，那时他和姐姐相依为命，姐姐到纺织厂打工，他就捡松针、松果，拾柴，挖野菜用来生火做饭……

　　“他说起松针和松果燃烧香味时的表情，就像一个小孩一样。”常小梅说，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很少在父亲的脸上出现。

　　片子从年头拍到年尾，常小梅也见到了另一个常志强——1947年2月，常志强入职化工厂，从勤杂工到小学徒，从小学徒到工段长，从工段长到代理车间主任，最后成为全场设备管理的“一支笔”。这是作为父亲的常志强。

　　再后来，带大常小梅的外婆离世，她觉得自己终于懂得了，为什么以前父亲站在雕塑前，眼泪常常在眼眶打转。“生者对死者的悼念，只有经历过才懂。”常小梅轻声叹气。

　　说回那本书，常小梅希望透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提供一个看待历史的新视角，“让公众从关注幸存者遭遇中脱离出来，更多关注幸存者此后的生活状态、心理状态，以及这些经历对幸存者后代的影响。”

　　公祭日前的相聚

　　公祭日前夜，阮定东、王义隆和葛道荣在纪念馆旁的宾馆有一个短暂的相聚。

　　阮定东今年82岁，1937年的他还在襁褓中。南京被轰炸时，他的爷爷抱着他被日本兵追上，爷爷的大腿和腹部被刺伤，因此伤重去世。

　　这是阮定东第4次参加公祭日活动，他每次来都会去看看档案墙上爷爷的名字，这次也一样。

　　已经96岁高龄的王义隆更加沉默寡言些，他没有过多聊起往事，只是说到头上的疤痕时，语气加重了些，“活到这个岁数，我也没什么心愿了”。

　　葛道荣的身子还算硬朗，只因为半月前腰部受伤，外加连续几天的活动，让他有些吃不消了。他嘱咐着身旁儿子，接下来要歇一段时间。

　　记者跟随葛道荣来到家中，看到餐桌上有一本厚厚的材料，里面工工整整地摆放着他早年的工作证、照片，更多的是近年来参加各种活动的资料和报道。

　　每当有人来访时，他都要翻开，一年又一年、一遍又一遍讲述着自己的故事。大屠杀发生时，葛道荣的叔叔和两个舅舅遇难了，10岁的他在难民区因保护弟弟妹妹被闯入的日本兵用刺刀刺伤。

　　“对着腿就是一刀，真疼到心里去了啊。”说到激动时，葛道荣坐直了身体，指着受伤的地方，加重了语气。

　　今年也是葛道荣参加的第4次公祭仪式，他和阮定东因此认识了不少老朋友。但随着生命的流逝，墙上那一个个朋友的照片从彩色变成黑白。

　　“我们这些人是越来越少了。”葛道荣一声长叹。

　　纠缠一生的执念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启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登记，收录幸存者资料2592名。2017年11月15日晚，幸存者佘子清老人因病离世，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从100人变成了99人。

　　今年12月5日下午，幸存者金茂芝老人因病离世，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从79人变成了目前的78人。

　　幸存者们正在一位位离开，但他们为还原历史真相而付出的长久努力，始终被铭记。

　　82年过去了，葛道荣已经平和了很多。在他眼里，这段历史需要让更多人知道，但他要做的不是传播仇恨，而是要做一个和平使者。

　　日军投降后，葛道荣当过驾驶员，解放后又先后到鼓楼区政府和鼓楼公安分局工作。

　　上世纪80年代，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联合南京市档案馆等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进行登记，葛道荣与其他幸存者一样有了自己的编号——000037。

　　自那时起，他的生活中多了一项新内容：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向世人讲述南京大屠杀的悲惨故事，他去过工厂、社区，还有幼儿园。

　　他还花了10多年时间，写下近10万字，记录自己在那段至暗时刻的惨痛经历，取名《铭记历史》，家中子孙人手一份，为了就是宣传这段历史。

　　“还有很多日本人到现在都不知道南京大屠杀。”葛道荣说，每逢有日本代表团到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访问，他就会一遍遍地跟他们诉说受害的经历。

　　努力获得了不少成效。葛道荣尤其记得，一些日本友人来访的例子。其中被他和家人反复提起的，是一封日本姑娘的信。

　　2017年，佐藤爱华随访问团来南京，得知葛道荣的故事后，给他写了一封感谢信。信的内容写道：“我认为如葛先生一般的历史见证人都是相当勇敢，值得我尊敬。”

　　“她问我能为我做些什么去弥补？我说，我希望你把这段经历，把你在南京见到的、听到的，告诉你的父母、你的朋友、你身边的人，让更多人知道。”葛道荣说。

　　身上的伤疤，死难的亲人，八十多年的痛苦……许许多多幸存者终其一生都在为历史真相各处奔走。但其实，这段历史不仅与他们的生命纠缠在一起，更影响了他们的后代。

　　继承母亲的遗愿

　　今年，陪同葛道荣来参加公祭仪式的是他的次子——62岁的葛凤瑾。就在前一晚，葛凤瑾刚参加完“南京大屠杀82周年证言和平集会”，从日本回到南京。

　　葛凤瑾说，从小到大，他看着父亲奔波了半辈子，只为讲述历史真相。当自己退休后，父亲更老了，他和弟弟葛凤亮决定替父亲承担这份责任。

　　在日本时，葛凤瑾常常见到有日本年轻人上前了解他们的情况，有时，他们还会提一些问题。葛凤瑾说，他们是感兴趣的。

　　去年，葛凤瑾曾作为幸存者后代代表，去日本参加和平主题论坛。当时，与侵华日军后代见面的经历令他十分难忘。

　　“他说不知道该用何面目面对受害者后代，希望能替父亲赎罪。”葛凤瑾说，我们父辈的经历截然不同，但我们现在为之努力的方向是相同的，为了“来之不易的和平”。

　　与葛凤瑾一样，2014年起，陆玲也继承了母亲李秀英的责任，已开始了赴日之路，2015年、2017年，她两次前往日本宣传南京大屠杀史。

　　她说起了母亲至死也未能完成的遗愿。

　　1997年2月，日本方面希望李秀英能够赴日当庭作证。当时已经78岁的李秀英没有犹豫，在女儿陆玲的陪同下踏上日本国土，等来的却是揭露暴行的日本老兵败诉的消息。

　　“我妈说，一定要有个说法。”陆玲用地道的南京话说。

　　1998年12月，日本右翼人士出版书籍公开质疑李秀英是假的，气愤的李秀英提交侵害名誉权提起诉讼。2005年1月，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李秀英胜诉。

　　不过，李秀英却没有等到这个消息。2004年，她离开了人世。

　　1994年以来，累计有55名幸存者赴日证言，由于老人年事已高，受身体条件所限，无法继续赴日作证，更多像葛凤瑾、陆玲一样的人接过了上一辈的责任。

　　“李秀英在口述时，旁人只会听暴行，不会注意到，她可能会静坐一上午、可能讲完之后久久无法平静，而她女儿陆玲则会非常关注母亲神情、举止和习惯的变化。”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现任南京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会长的张连红说，身份的特殊性让幸存者后代更能感受战争对个人造成的影响。

　　自上世纪90年代末起，张连红就开始关注幸存者群体，20多年过去了，他研究的侧重点转移到幸存者后代身上。

　　张连红认识到，大屠杀对幸存者二代、三代也造成事实上的伤害，“幸存者后代传承的不仅是家族记忆，还有特殊的童年，我们应该投入更多精力去抚平他们内心的创伤。”

　　上午10点，阳光透过金色梧桐洒在古城地面，纪念馆里到访者不断增加。熙熙攘攘人群里，不乏身着各色校服的学生。从馆内走出，他们不时讨论起对“国家”、对“和平”的感受，争相在巨大的和平碑下合影留念，然后逐渐离去。

　　【统筹】谢苗枫 何雪峰 曾强

　　【记者】曹嫒嫒

　　【拍摄】 吴明 

　　【剪辑】罗斌豪

　　【海报】刘子葵

　　【实习生】 刘佳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