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广东社情民情复杂多样，对社会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寄语广东要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
广东牢记嘱托，持续加强和改善社会治理，注重在提升社会治理社会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上下功夫，加快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2022年3月，疫情期间，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云路社区，肩负着流调排查工作的“三人小组”进行轮班工作，确保24小时都有人在岗在位；深圳市南山区“三人小组”下沉到各单元，将情况复杂的城中村变成可管可控的战“疫”单元。首创于广东的“三人小组”模式，在一次次实战大考中不断升级。
社会化：“五社联动”社区服务管理机制铺开
裙摆随舞姿轻晃，镜面映出精心编排的步伐。走进广州市番禺区祈福新邨居委会2楼，舞队正紧锣密鼓地排练着。87平方米的舞室，除了供舞队训练外，还免费提供给社区内的组织、居民活动使用。“对我们来说太方便了，不用另外找场地了。”祈福舞队队员田阿姨说。
社区是社会的细胞，也是社会治理和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如何打通这“最后一公里”，关系到广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程度。近年来，广东着力发挥社区居民、社会组织等主体的参与协同作用，推动社会治理拥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
在南粤大地，社会工作者、社区、社区公益慈善资源、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共同参与的“五社联动”社区服务管理机制正广泛铺开。
在这背后，是广东真金白银的投入、真抓实干的努力。近年来，广东每年投入政府购买社工机构服务资金达11亿元，民办社工机构已达到近1600家。
如今，这些社会组织的服务领域从社会福利与救助逐步扩大到残障康复、社区矫正、应急处置等领域，服务地域从城市扩展到农村，服务对象从儿童青少年、老年人、残疾人等延伸扩展到流动人口、受灾群众等。
慰问困难群众，实地调研古港……每天下午，汕头市东里镇社工站会对应台账总结工作，推动社区治理与民生改善；走进肇庆四会市金星村，随着社工站环境治理项目的开展，村容村貌为之一变，风景愈发怡人。社工走进千家万户，面对面为群众服务。2017年以来，广东探索以专业社工充实基层民政服务力量，创新实施社工“双百计划”，分两批在全省建设407个镇（街）社工站。1700名社工立足镇街、深入村居，服务有需求对象近800万人次，协同解决社区事务1万多项，培育社区社会组织691个，积极畅通社会治理的“最后一米”。
2020年11月，广东在深入总结“双百计划”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启动实施“广东兜底民生服务社会工作双百工程”，明确用2年时间打造一支近3万人的基层人才队伍。
2020年11月27日，《广东省志愿服务条例（修订草案）》审议修订通过，以6章37条内容，规范了志愿服务活动，加大了支持保障力度，完善了法律责任规定。
如今，社区志愿者牵手社工、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区公益慈善资源，在各个环节产生“化学作用”，共同助力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智能化：推动现代科技与平安建设深度融合
广州市天河区猎德街道辖区企业多、活动多，综治压力极大，猎德街规划建设集感知、协同、指挥、决策四大中枢于一体的“智慧治理”工作平台，有效提升了治理水平；深圳市坪山区推动社会治理向数据说话、数据决策、数据管理、数据创新方向转变，构建了“块数据+市域社会治理体系”，解决政府各部门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跨部门联动和业务协同”难题。这是科技为广东社会治理赋能的生动缩影。
近年来，作为科技大省，广东将大量信息基础设施投入到基层社会和治理应用中，各地纷纷开发应用智慧治理系统。以科技为支撑，广东不断加快构建市域社会治理平台：建立省、市、县三级协同联动机制，全面构建以综治中心为枢纽、以综合网格为单元、以政法力量为主导、以大数据为支撑的“综治中心+网格化+信息化”社会治理平台；聚焦“大平安”理念，以省域治理现代化为牵引，依托“一网统管”建设体系，加快推进“粤平安”社会治理云平台建设，推动现代科技与平安建设深度融合。
如何将社会治理智能化全域铺开？城市是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的载体和前沿，建设智慧城市是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的有效举措，广东各地纷纷以智慧建设激发城市治理活力。
在广州，全市11个区、176个镇（街）全部建成综合指挥调度平台，建成汇集超24亿条数据的“穗智管”城市运行管理中枢；在深圳，当地建成涵盖2000多万人口、360多万法人、64万栋房屋的社会治理大数据库，建成整合8000项服务的全市统一政务服务App——“i深圳”；在珠海，“平安+”市域社会治理指数应用推动公安、信访、维稳等部门数据联通共享；在汕头，“中心+地图+大数据”新模式，实现对各类社会风险隐患的实时掌控、及时预警、科学研判、高效处置。
智慧城市建设，让城市管理者和市民尝到了“甜头”。扫描车牌、自动抬杆、快捷支付……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深井村，一辆澳门单牌车快速通过停车场智慧识别系统——在横琴“物业城市”社会治理新模式的助力下，合作区内公共停车场停车位资源被有效盘活；江门则围绕教育、医疗、社保、交通等本地高频城市服务，建设“江门易办事”手机App，推出了交通出行、社会保障、就业创业等服务专区，为市民提供“一站式”“网购式”服务。
专业化：以项目化提升治理一体化规范化
社会治理专业化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广东以推进改革创新实践项目化的方式，提升社会治理一体化规范化水平。2021年，广东确定“推广光明经验全面开展‘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等10项市域社会治理体制改革重点任务，涌现一批试点品牌。
通过搭建“1+6+31+N”群众诉求服务平台，深圳市光明区全面整合诉求接待员、人民调解员、社区民警、社区驻点法官、驻点检察官等各类人员力量，让群众的多元化诉求在“家门口”就有专业队伍受理调解。
在汕头市濠江区街头，身着蓝马甲的网格员们看似在“闲逛”，实则他们的双眼如“火眼金睛”，时刻搜寻着各类社会安全隐患。发现了问题，只要掏出手机，点击App，便可拍照上报。这群“蓝马甲”分别覆盖的区域形成一个个网格，织就了一张严密的社会治理“大网”。这是濠江区打造的全要素网格化社会治理体系。
有了系统化专业化的社会治理平台，还须引入专业力量协同共治。在广东，人民调解员、驻点律师、心理咨询师等力量正活跃在社会治理一线：
在“粤心安”社会心理服务站，专业心理咨询师及时为市民排忧解难。目前，“粤心安”服务站已实现全省乡镇（街道）100%全覆盖，村（社区）覆盖率达98.7%。大力加强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建设，规范发展人民调解组织。仅2021年，广东2133个专业调解组织调解各类纠纷100.3万件，比2017年上升577.7%。近5年来，全省31689个人民调解组织化解社会矛盾纠纷逾218万件。
各地积极探索，不断涌现因地制宜的社会治理经验做法。
广州市在推进城市最小应急处置单元建设的过程中强化专群结合，以公安干警、责任单位职工、“广州街坊”群防队伍等为主体，依托最小应急处置单元聚合各类社会防控力量，形成专业力量引领下的超大城市群防共治模式。
中山市政府机关、法律医疗、文体教育、侨胞侨眷、公益志愿和企业商铺等力量集成协同，打造“政、安、法、医、智、侨、雅、益、商、住”善治联盟，逐步推动政府、社会和群众三方共治融合。
各地还普遍依托高校、党校、社会科学院等专业机构，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重点问题研究、重要部署论证、重大课题调研，着力将理论创新成果与鲜活的工作实践有机结合、相互促进，不断以先进的理念、科学的态度、专业的方法、精细的标准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