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马凯和他106岁的母亲伊莎白。 南都记者 宫纳 摄

1947年，大卫·柯鲁克和伊莎白·柯鲁克（右）夫妇在华北农村十里店留影。 受访者供图

　　在北京有这样一个西方家族——几代人都与中国结缘，他们见证新中国辉煌发展历程的同时，也为新中国英语教育事业作出极大贡献。近日，该家族成员、“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柯马凯接受了南方都市报、N视频记者专访。柯马凯的母亲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是加拿大籍，1915年出生于中国成都，1948年选择留在中国，终生从事外语教育教学工作，成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终身荣誉教授，是新中国英语教学的拓荒人。2019年9月，104岁的伊莎白荣获中国国家对外最高荣誉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

　　近日，记者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园见到了70岁的柯马凯，以及他106岁的母亲伊莎白。柯马凯说：“能够见证并参与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建设发展伟大征程，是我们最大的荣幸。”

　　面对面

　　“祖辈父辈选择来中国，是为了理想与追求”

　　南都：为什么你的父母当初都选择来到中国？

　　柯马凯：其实最早来到中国是我的姥姥那一辈。1912年到1913年，姥姥和姥爷先后以传教士的身份从加拿大来到成都，在那里相识结为夫妇，姥爷在当时的华西协和大学教育系任系主任，姥姥创建了蒙特梭利幼儿园、弟维小学。之后，我的太姥姥来中国看望女儿，也留在成都的加拿大学校里教书。

　　我的母亲伊莎白在成都出生和长大，她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也亲眼目睹中国旧社会人民生活的艰辛。她回加拿大后修读人类学，1939年回到中国，希望为改变中国社会出一份力。我的父亲出生在英国，年轻时他经历了西方经济的大萧条，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弊端，他认为社会需要变革，1938年他怀着观察中国社会变革的想法也来到中国，后任教于原金陵大学。

　　1947年，为考察和报道中国解放区土改运动，我的父母穿越重重封锁来到华北边区，亲眼目睹了这里发生的一切并为此深深震撼，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深信中国共产党能领导好中国，并完成了《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这部著作。

　　南都：你父母在中国的经历，是否影响了你对中国的看法？

　　柯马凯：在中国经受苦难战乱的年代，我的祖辈父辈就选择来到这里，他们不是为了发财享福，而是为了理想与追求，他们的精神深深影响着我。

　　1973年我离开中国到英国上大学前，在一次与周恩来总理的会面中，他对我说，中国永远是你的第二故乡。那时候我对未来没有规划，但这句话就像一颗种子。1978年，中国正在迎来一场深刻变革，彼时我在美国一所大学教中文，每年暑假回中国探望父母时，我都被中国社会的变化深深吸引。

　　最终，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回到中国，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随后又加入促进中加双向援助的相关项目。1994年，为解决越来越多到北京工作生活的外籍人士子女教育问题，我与友人开办北京京西学校。如今我的大女儿也选择留在北京，成为一名教育工作者。

　　我的父母对后代继续投身于中国教育事业感到欣慰。人们常常赞扬我们家族为中国所作的贡献，事实上，能够见证并参与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建设发展的伟大征程，才是我们最大的荣幸。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创新、活学活用的政党”

　　南都：这些年你见证了中国哪些发展变化？

　　柯马凯：我出生在中国，现在70岁了，大概有50年是在北京度过的，亲眼目睹中国经济从“一穷二白”建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中肉眼可见的变化就是城市基建的发展。我记得小时候的北京城，基本出了二环就是庄稼地，人们的住所大多是土坯房，我小学教室的墙是用泥土糊在芦苇秆上制成的，交通基本都是自行车。如今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满大街都是私家车和四通八达的地铁。

　　但中国社会的变化还不止于此，还包含着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例如教育，上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普遍受教育率不高，如今年轻人几乎都能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还有社会保障——每个人兜里小小的社保卡，代表着养老、医疗、失业救助等方面的保障。

　　南都：你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伟大成就有何评价？

　　柯马凯：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政党兴衰成败不胜枚举，但像中国共产党百岁依然那么充满朝气和活力，实在罕见。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十分善于创新、活学活用的政党，能把马克思主义、外国理论经验，以及中国的传统思想和实际情况相结合，总结出新的理论、推出新的方针政策，而且能在不同时期利用不同的手段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真正做到了与时俱进。

　　西方一些国家常常指责中国不民主，但其实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西方很多国家的政党都是把大量精力投入到竞选中，一定程度上是“谁花的钱多谁当政”，他们代表的只是富人的利益，如何为老百姓做事？我认为，评价一个政党好不好，要看它究竟代表了谁的利益，做的事对人民究竟有没有好处。

　　“我相信中国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南都：你如何看待中加关系？

　　柯马凯：历史上，中加关系一直都很好。我姥姥一辈最早以传教士身份来到中国，他们帮助中国兴建学校，包括白求恩等不少加拿大友人，都曾参与到中国抗日战争的救死扶伤中。新中国成立初期，加拿大顶着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封锁，较早实现与中国的经济贸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加之间还开展了双边援助项目，我也有幸参与其中。

　　但到了今天，加拿大政府却不敢走一条独立的外交之路，过分依附美国，不光是对华政策，甚至很多内部事务也让美国插手，这根本上还是现任加拿大政府缺乏勇气和智慧，我对此感到很遗憾。

　　南都：回顾家族故事，你认为对当下有何意义？

　　柯马凯：百年前，中国还处于贫弱的状态，各方国际友人是怀着国际主义精神而来的，他们希望帮助战乱中的中国人民。百年后，中国已经崛起，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如果说国际友人的故事仍有意义的话，我认为对于今天来说，就是继续把这种国际主义精神传承下去，广交世界上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帮助仍处于战乱中的国家。我相信中国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钩沉

　　伊莎白·柯鲁克夫妇参与协助创建中央外事学校

　　柯马凯的父母大卫·柯鲁克(David Crook)和伊莎白·柯鲁克都是共产主义者，一生与中国结缘。上世纪40年代，他们深入华北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一起劳作，开展社会调查，完成了《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等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参与协助创建中央外事学校，也就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成为新中国英语教学事业的拓荒人，培养了大批外语人才。伊莎白曾经表示：“我非常幸运，见证了这个伟大的时代。”

　　2004年，柯马凯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这是中国政府为表彰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所设立的最高奖项。

　　伊莎白曾先后被中国授予“十大功勋外教”“改革开放40周年最具影响力的外国专家”等荣誉称号。2019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友谊勋章”获得者伊莎白·柯鲁克颁授勋章。

　　“寻访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友人后代”系列报道

　　出品：南都即时

　　统筹：南都记者 向雪妮

　　主笔、采写：南都记者 余毅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