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宁夏灵武白芨滩林场种了四十多年树之后，2019年9月26日，王有德和妻子杨学霞一起坐上了前往北京的飞机。“带她看看北京、看看天安门。”在当时接受媒体采访时，王有德如是说。5天后，他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了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

　　这是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们享受到的特殊待遇。2019年，王有德，宁夏灵武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局长，成为国家荣誉称号的首批获得者，被授予“人民楷模”称号。

　　过去五年间，国家荣誉称号共集中颁发了两次，包括王有德在内，仅有31名经济、社会、国防、外交等领域代表获得称号及奖章，同期颁发的“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更是只有9人。

　　2024年8月12日，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第三批“共和国勋章”及国家荣誉称号入选名单公示，载人航天开创者之一王永志、医学家王振义等4人为“共和国勋章”建议人选，雷达专家王小谟、原护边员巴依卡·凯力迪别克等10人为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按照计划，评选颁授工作将于今年国庆前夕在北京举行。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一项定期颁发国家勋章、奖章制度的呼声曾不绝于耳，但制度的建立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唐磊看来，对这项制度来说，最关键的还是中央最高层的直接统筹。

　　经济学家张卓元是此次国家荣誉称号的建议人选，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此次入选名单公示前很久，他已得知了消息，所有工作均是按流程开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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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刻意追求人员数量”

　　单从诞生的时间来看，“共和国勋章”与国家荣誉称号还很年轻。

　　2015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正式确立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为国家最高荣誉。其中，国家勋章又分两种，对内为“共和国勋章”，颁发给在建设和保卫国家中作出巨大贡献、建立卓越功勋的杰出人士；对外则为“友谊勋章”，授予在中国建设和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人。

　　既为最高荣誉，从评选到颁授的整个环节，无论是“共和国勋章”还是国家荣誉称号都体现出稀缺性。

　　在前述法律颁布次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专门协调表彰工作，并负责起草制定相关条例。

　　2017年《国家功勋荣誉表彰条例》颁布，当中规定，两项对内颁发的全国最高荣誉坚持“好中选优”的原则，一般每五年授予一次，且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逢五、逢十”周年时进行，特殊情况下也可由中央直接提出并安排授予。

　　2019年9月29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首次颁授工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于敏、申纪兰、孙家栋、李延年、张富清、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8人获得“共和国勋章”，于漪、卫兴华、朱彦夫、程开甲等28人获得国家荣誉称号。次年，为表彰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期间的杰出贡献者，颁授工作破例进行，钟南山被授予了“共和国勋章”，张伯礼、张定宇、陈薇三人获得国家荣誉称号。

　　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在唐磊看来，今年举行的评选颁授工作意味着国家功勋荣誉制度的建设和实践不断走向规范、完整，“可以说形成了一定的惯例，即周期性颁授和即时性颁授相结合”。

　　不过，与2019年的初次颁授不同，2024年的公示名单中，两项荣誉的入选者加起来也不过14人。

　　“从以往的颁授实践看，提名评选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并不刻意追求人员数量。”唐磊解释，2019年为历史上第一次集中评选颁授，故人员数量相对较多，今年人数少，“体现了坚持最高标准和实事求是的原则”。

　　2019年，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曾介绍，当年的评选工作自年初便启动。1月初下发提名评选工作后，先是由各地区各部门报送提名人选，再由相关单位归口评审，通过小组评议、听取专家意见、党组会（党委会）研究等方式进行初审和排序，而后经过全面比选、综合平衡的考量，并由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委员会考察，直到当年8月下旬，建议人选才获得内部通过，并对外进行全国公示。从启动到表彰完成，整个周期长达9个月。

　　2024年的评选工作始于3月初，从时间上看有所缩短。

　　基于对个人贡献的严格考量，获奖人员年龄偏大成为两项最高荣誉人选的一大特征。

　　此前颁发的两次“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平均年龄为90岁，其中时年84岁的钟南山为目前年龄最小的获奖者；国家荣誉称号的获得者当中，年龄差距相对更大，年龄最小的为32岁，最大的为101岁。而到了今年，入选者的年龄普遍更大，“共和国勋章”建议人选平均年龄超94岁，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中最年轻的黄大年，终年5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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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追授

　　建立国家级荣誉制度的计划，在新中国正式成立之前就出现了。

　　1949年9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职权之一即为，“制定并颁发国家的勋章、奖章，制定并授予国家的荣誉称号”。唐磊介绍，这是中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立国家功勋荣誉制度。1954年宪法则规定，授予国家勋章和荣誉称号的决定权归属全国人大常委会。

　　而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为这项制度立法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

　　198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和原国务院法制局会同有关部门，对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草案进行研究起草，7年后，拟好的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初审时，因为对是否追授以及授予的范围等问题意见不一，草案被长期搁置。

　　但在制度未建立前，由国家组织的荣誉奖励工作并没有停滞不前。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张树华曾做过研究，早期的荣誉奖励主要围绕建设需要展开。1950年9月，中央召开了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授予464人“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56年“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召开时，又有4703人被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这两个称号直到今天仍被视为一种至高的荣誉。

　　到了1980年代后，不只是国家层面，各部委、地方政府，甚至团体组织也开始授予各类荣誉称号，例如团中央的“五四奖章”，全国妇联的“三八红旗手奖章”。

　　唐磊记得，2006年至2009年期间，在中纪委牵头下，全国共查出各类评比达标表彰项目148405个，清理后依然保留了4218个，虽然总体看起来对树立典型、弘扬先进起到了好的作用，但也存在种类繁多、分类不合理、授予程序不规范、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韩方明提议，希望建立国家荣誉制度，两年后，张树华也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提出建立统一的国家功勋荣誉制度，借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颁授。但直到10年之后，这项制度才第一次在实践中落地。

　　在唐磊看来，制度化过程中，中央最高层面起到了直接统筹的作用，“也逐渐将以往一些不规范的表彰屏蔽进行了清理”，从而确立起明晰的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体系。

　　曾导致草案被搁置的追授、授予范围等问题都在新的表彰体系中得到明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规定，在该法施行后，即2016年1月1日后去世的，可以进行追授。2019年1月16日去世的于敏，成为被追授的第一人。2024年入选者中，航天专家王永志、雷达专家王小谟，以及物理学家黄大年也已逝世。

　　在授予范围上，国家荣誉称号授予在经济、社会、国防、外交、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领域各行业作出重大贡献、享有崇高声誉的杰出人士，来源广泛。与此同时，虽同为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每人被授予的具体称号也可能是不同的。

　　法律规定，国家荣誉称号的具体名称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拟定。2019年，28位获奖者就分别获得了9种称号，包括“人民科学家”“人民教育家”“人民艺术家”“人民英雄”等等。2020年获奖的4位抗疫代表则统一获得了“人民英雄”的称号。至于2024年的国家荣誉称号，其名称和对应的获奖者目前尚未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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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仪式感

　　自国家功勋荣誉制度建立以来，实践中展现出的仪式感一直颇为醒目。

　　新华社此前发布的消息中提到，2019年9月29日上午九点，颁授仪式举行前，所有国家最高荣誉获得者们集体乘坐专门的礼宾车，在国宾护卫队护卫下到达人民大会堂东门，又在青少年们的欢呼声中走过长长的红毯，接受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领导的集体迎接。

　　当天，现场选用的音乐共有三支，除《义勇军进行曲》外，还播放了《红旗颂》以及《向祖国致敬》，均为经典爱国曲目。

　　获奖者们获颁的勋章、奖章同样讲究。

　　2019年参加学术论坛时，中央美术学院艺术设计研究院院长刘波曾谈道，共和国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奖章的设计由中央美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等五家单位共同完成，前后花费了三年零一个月，开展了六十多次研讨汇报，设计了近200套方案，才以“近乎完美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

　　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设计团队成员还提到，以共和国勋章为例，设计时，他们采用了花丝镶嵌、珐琅彩、花镀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将国徽、红星、黄河、长江、牡丹等经典元素运用在上面，其中章体还采用四层结构嵌套的形式，而非把图案镶在表面，以保证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在唐磊看来，强化仪式感不仅因为中国自古便是“礼仪之邦”，更是因为国家荣誉是以国家名义授予的最高“名分”，需要配以相当的仪式。这种仪式不仅服务于国家荣誉颁授，也是“宣示价值观、教化人民的有效方式”。

　　不过，比起颁授现场与声势浩大的场景，唐磊也注意到，当前公众对国家功勋荣誉制度体系可能还不了解，“像是共和国勋章、时代楷模、感动中国、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当把这些荣誉放在一起的时候，社会公众可能会认为这都是国家荣誉，很难区分其中的荣誉层次”。

　　在唐磊看来，背后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作为国家最高荣誉，“共和国勋章”、国家荣誉称号的颁授实践仅有五年，大众熟悉了解还需要一个过程，还在于很多颁授对象往往是有高超专业技艺而作出贡献的人士，专业性导致大众很难有机会了解到他们的功绩，从而影响到关注度。

　　“国家最高荣誉的获得者，只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人民的检验，他就是实至名归。”唐磊最后说。

　　文｜南方周末记者 蒋敏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