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凌晨两点半，武汉市官方发布消息：从当天10时起，全市公共交通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离汉通道关闭。这天是腊月廿九，按计划很多人已和亲友团聚，有人准备或正在回家的路上。

　　疫情防控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武汉封城。一纸命令给春运繁忙、人流涌动的武汉按下暂停键，巨大的惯性让这座城市的许多环节出现短暂失控。随后，网约车停运、机动车限行、小区封闭，昔日泼辣市井的大武汉因为这场疫病被“急速冷冻”。

　　封城30天，武汉城内城外已是另一番景象。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平地而起；全国各地医疗队奔赴武汉，截至2月20日，广东已向湖北派出21批医疗队，共2248人。

在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一名医护人员帮即将进入病区的同事穿防护服。新华社

　　华南海鲜市场和9公里外的金银潭医院

　　1月29日，大年初五。这是武汉封城的第七天，天气晴冷。本应该因节后复工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汉口闹市区华南海鲜市场附近，道路被封，商铺卷帘门紧锁，只有一辆警车停在店门紧闭的商业街旁。偶尔有人踩着自行车匆匆经过，骑车的人戴着口罩看不清表情。路边枯叶摇摇晃晃，过年的红灯笼还挂在树上。

华南海鲜市场。

　　层层加码的封锁令原本准备过年的武汉城中人无所适从，闲不住的“拐子”还是跑下了楼，“咵天”时互相谨慎地保持一定距离，他们住在华南海鲜市场附近，都听说了身边的这个“风暴眼”。

　　华南海鲜市场的商户们比他们稍早感受到了这份异常。这里名义上是海鲜市场，实际上是个综合市场，集海鲜、冰鲜、水产、干货等为一体，总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安置经营户1000余户，是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水产批发市场。

　　冬季的武汉湿冷，雨雪多，易发风寒、流感。2019年冬天，华南海鲜市场西区后街一名水产商户看到不少人感冒发烧，“大家都没当一回事”——每年这个时候，是海鲜水产行业的旺季，不少商户指望着前几个月赔的钱，在过年期间能赚回来。

　　直到2020年1月1日，华南海鲜市场要求休市整治，全部商户停业，市场外围拉起警戒线，商户才开始意识到事态“有点严重”。

　　“不该吃的不要瞎吃。”封城第七天，戴着口罩的武汉市民站回忆起这个“风暴眼”，多数是这样一副态度。这里曾经不通风、封闭潮湿、血腥味海腥味混杂，如今已经空荡荡，格外平静。

　　2019年12月29日，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收治了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的首批患者，这里距离华南海鲜市场只有约9公里。

　　相较于“风暴眼”里的平静死寂，这里异常繁忙，作为武汉首批定点医疗机构之一，很快成了抗疫“焦点战场”。

　　2020新年伊始，该院正式开辟专门病区，随后在南楼、北楼、综合楼设置了二十几个病区，入夜仍灯火通明。

　　夜里，一个蹒跚的白大褂身影在病区间穿梭，不时停下接电话、回信息，协调各方转运病人。封城之后，这份工作越发繁忙。

　　“我是一个渐冻症患者，双腿已经开始萎缩，全身慢慢都会失去知觉。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跑赢时间，把重要的事情做完；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从病毒手里，抢回更多的病人。”在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这位57岁的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如是说。

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在联系协调工作。新华社

　　“医护人员严重不足，日常状态下，护士2小时交接班一次，现在需拉长至4至5小时，医生就更辛苦，严重体力透支也会增大感染风险。”在各地支援来前，张定宇和同事在一线撑了近一个月，这里是收治确诊病患的医院，不少危重患者都被转来。

　　那时，与张定宇同为医务人员的妻子，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在十几公里外的另一家医院接受隔离治疗。妻子入院三天后的晚上11点多，张定宇抽空赶去探望，只待了不到半小时。

　　“实在是没时间。我很内疚。”所幸在封城之后的1月29日，张定宇的妻子康复出院，并在2月18日主动捐献出血浆。

　　失序的生活和意外中的平静

　　猝不及防的一纸封城令，几乎打破了春节武汉城的秩序：交通停摆、口罩脱销、商店关门、聚会取消，未知病毒带来的疑虑笼罩在城市上空，人们的生活充斥着不适和妥协。

　　按照习俗，正月初二是回娘家的日子，也是出行的日子。1月26日，这是一个典型的湖北冬天，湿漉漉的地面，阴沉沉的天，早上七点多，封城后的武汉街头好不容易才见到一位遛狗的大姐。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它习惯了，它在家里不上厕所，非要出来。”疫情四起仍出门遛狗，可谓冒险，大姐看着爱犬语气中却带着无奈。“一天不带它出来，它就憋着不上厕所，没办法”。

　　人类可以做到令行禁止，动物似乎对突如其来的变化还不习惯。非常时期，心疼爱犬的大姐不知如何让它适应，只有每天早上8点前带它出门。说着说着，她便牵着狗走开了。

　　那时她还无法预计，2月10日，武汉将升级管控，在全市范围内对所有住宅小区实行封闭管理，居民不得外出。

　　这一严管措施之下，颇具黑色幽默意味的是，一个窝藏在武汉的涉嫌“传销”团伙因食物耗尽，不得不自首。

　　2月10日上午，一对广东口音的年轻男女径直走到武汉市蔡甸区一小区值守人员面前求助称食物耗尽，“心慌、焦虑、发热”，只有向社区求助。他们自称，去年11月，被老乡以投资赚大钱为由诱骗来到武汉，租住在该小区内六楼一出租屋。

　　收到求助后，社区书记、公安民警、网格员赶到，市场监督部门随即展开调查。工作人员对房屋内居住的6人逐一测量体温，没有发现体温异常，并为他们分发了口罩，给室内物品喷洒消毒。

　　“如生活物资短缺可向社区报告，社区安排专人送菜上门。”工作人员提醒他们，但同时也感到蹊跷：疫情暴发以来，社区多次对发热病人进行排查，“这601号房敲门不开，用喇叭喊也没人应声”。

　　结果，市场监督部门工作人员查获了若干份传销培训笔记。

　　在意外的封城生活中，武汉人的浪漫与倔强也被激发。

　　1月27日大年初三，封城第五天。武汉江岸区一处空无一人的花园，传来不太熟稔的萨克斯声，循声望去是一位独自练习的大叔。面前没有曲谱，凭记忆一个一个音符地吹，他说是为了锻炼肺活量。

大年初三武汉街头，一位大叔独自在花园练习萨克斯。南都记者 赵明 摄

　　“有的人不理解，看到武汉人就害怕，另眼相待。”他抱着萨克斯想要解释，“无论发生在哪个地方都要帮助、支持、关心”。

　　花园里就他一个人，“其实封城以后武汉人民也是很难受的”。

　　的确，封城之后武汉一切都似乎慢了下来，但并不能停滞。医护人员、待产孕妇、突发疾病的人随时都有出行需求。为保证城市的运行，六千辆出租车、网约车投入到了应急出行中，其中不乏自愿报名的私家车网约车主。

　　“你看人的一生啊，要做些有意义的事，能有几个有意义的事。”2月7日的下班时间不同往常，已经没有了晚高峰，被问及为什么会报名，戴着口罩的一名网约车司机脱口而出。

　　经常在武汉市内接送医护人员，他见证了倒下后又不断有人补上的医护队伍。“当时我眼泪在眼睛里打转，但是我不能哭啊”。

　　这位网约车司机瞒着父亲，与妹妹都加入了车队。虽然老婆、岳父岳母都不同意，他边开车边笑，“没办法，他们拧不过我们。”

　　逝去的生命和来不及办的婚礼

　　疫情凶猛，已经带走城里很多人的生命。

　　2月18日10时54分，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不幸感染，经全力救治无效，不幸逝世，享年51岁。

年轻时的刘智明（右三）。

　　“难度非常大。”两天内要把综合医院改造成专门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传染病医院，先将病人转走，然后增设重症监护室、符合院感要求等，在人生最后那段日子，作为武汉市首批发热门诊定点医院的院长，刘智明一直在为改造医院收治患者奔走。

　　医院如期完成改造，他却被送进重症监护室。

　　“肺很不好，心脏内都是血栓，心肺处于严重的衰竭状态。”刘智明的病来得凶险，经过ECMO人工心肺多次抢救，他还是走了。

　　18日的下午武汉艳阳高照，载着刘智明遗体的殡葬车缓缓驶出，车后是他妻子撕心裂肺的哭喊。路人和网友都哭了。

　　2月20日晚，再传噩耗。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协和江南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生彭银华，在抗击疫情一线不幸感染新冠肺炎，因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去世。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是抗击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一线科室，原定在正月初八和妻子办婚礼的彭银华大年三十还在往一线冲。

　　“如果没有这场疫情，初八应该是彭银华医生最值得期盼的日子，办公桌抽屉里还没来得及分发的请柬是对妻子最大的愧疚。”家人同事没有想到，年轻的他病情恶化之速，这个年轻的生命还没来得及在婚礼上向爱人作出一生的承诺，便不幸离世。

彭银华备好的喜帖。

　　2月以来，在知名的华中科技大学，已有数名教授不幸感染新冠肺炎离世；武汉长江救援志愿队创始人俞关荣因感染肺炎不幸病逝；还有官方通报称，一位不具名的武汉人疑似感染的信息被漏报，导致贻误治疗时机，最终在家自缢……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被连根拔起的人生。他们永远留在了2020年初春。

忙是夜班的常态。南都记者 钟锐钧 摄

　　逆行进城的人和与时间赛跑的医院

　　武汉城的大门关上，但一些人逆向而行。

　　司机周志国从不用货车载人，但这次他破了例：载了一名想返回工作岗位的医生。

　　作为一名货车司机，他对封城的第一体验来自于道路：往日的武汉城熙熙攘攘，高峰期车排成长龙，喇叭声叭叭地响。现在不一样了，道路空荡荡，出城像是在迷宫里探路：高速无法通行，乡村之间则布满障碍——有时是土堆，有时是水泥墩子。正常情况下1个小时的路程，1月28日那天，他走了12个小时。

　　时间往前倒推十天，这位生活在武汉、老家在孝感的司机正计划即将到来的春节。故乡的亲人们年年张罗着吃年饭，周志国早就想好了，吃完大哥家，再上母亲家，然后自己家再开一桌。

　　疫情打乱了这一切。他成了一名志愿者，三天两头把城外的物资送到各个定点医院。赖以谋生的货车车厢里，如今装的是N95医用口罩、防护服、护目镜。为了降低防护风险，货车停在医院院区50米外，隔得远远，素不相识的白大褂朝他鞠躬。

　　周志国把N95医用口罩、防护服、护目镜卸下，他也数不清自己送过多少趟这些到医院了。一些之前从未有过的东西留在他的车上：消毒用品，睡袋，和一张又一张，盖着不同医院红章的《接收证明》。

　　有时，周志国的出发点和目的地都是医院。

　　2月10日，他将一车建筑工具从位于蔡甸区知音湖旁的火神山医院，运送到了位于江夏区的雷神山医院。

　　如果从空中俯瞰，开春以来，知音湖畔这片土地的主色调几乎日日在变化。起初是大片的绿：这里三面环水，原本是蔡甸区武汉职工疗养院，绿化覆盖率达80%；从1月23日白天开始，满载砖头、木板等建筑材料的工程车开来，挖掘机、推土机、压路机从四面八方开来，黄色的土方布满地面，雨后地面泥泞，数百台大型机器碾过，轰鸣声彻夜不停。

　　现在，看到的更多是白色了。那是临时铺装好的隔离病房，和穿梭在病房中，套着一层又一层厚厚防护服的人们的颜色。

　　在这场全民防疫战里，火神山医院肩负第一所武汉版“小汤山”医院的特殊使命，计划表上的时间紧迫：预计2月2日移交军方管理，2月3日交付使用。留给这座2.5万平方米，可容纳1000张床位，集中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医院的时间不到10天。

2月2日无人机拍摄的武汉火神山医院。新华社

　　平地而起的医院工地上，曾经有一面红色的请愿墙，临时搭起的，“与时间赛跑”五个大字醒目。在它的周围，密密麻麻写着许多不同的姓名和家乡，武汉、孝感、河南……

　　人们从各地赶来武汉。河南沈丘人王国辉带着自己种的9000斤蔬菜，驱车300多公里到火神山医院建设现场。那天是除夕，工地灯火通明，彻夜未眠。

　　到武汉去，他们把力气、汗水，甚至工钱都留在了这里。37岁的湖北阳新人骆名良说服家人后，赶来武汉支援火神山医院建设。忙碌的工期过后，施工单位在2月6日发给他7500元工资。

　　转头，骆名良用它买来140提牛奶，捐给附近一家定点医院。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国家有难，小家需要付出。

　　做人什么最重要？骆名良说，关键的一个是心情，一个是态度。

　　防护服上的“胡歌老婆”和不说话的患者

　　来汉口医院的头几天，张晓玲几乎每天都会哭一场。

　　她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外科重症监护室护士，1月25日，作为广东医疗队的一员进驻武汉，此后，医疗队陆续接管汉口医院两个病区。截至2月20日，广东已向湖北派出21批医疗队，共2248人。

　　到病区的第一天，这个年轻的护士形容，冲击力大到回家之后一晚上都没睡。“很脏很乱，垃圾堆得比治疗室还要高，太难受了，觉得在这种环境下疫情怎么能被控制，病人怎么可能不被感染。”张晓玲来了之后，才更加体会到武汉的医护人员在负重前行。

　　短暂的冲击之后，感染病房里的工作仍在继续。有人负责清理，有人专门消毒，张晓玲说，病区里的秩序逐渐建立，她想为病人做得更多。厚厚的防护服一层又一层，护目镜一戴，一说话，雾气便蒙上镜片，谁也看不出谁是谁。

　　一个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被默认的作法是，同事们互相在防护服上写下姓名。有时，也会有一些“额外动作”。就像1月28日这天，张晓玲的防护服上，多了几朵盛开的小花。

　　在弥漫着消毒水味，仪器声滴滴响个不停的病房里，这些防护服上五花八门的记号成了病程中的一抹亮色。

　　有人因它打开了话匣子。“医病还要医心。”大年初三，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护士曾萍就前往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支援，她所在的病区里，大多是重症病人，他们焦虑、抑郁，走进病房，空气都是沉闷的。

　　她想和病人打开话题，就让同事在她的防护服上写“胡歌老婆”。病房里有个小伙子看见，一笑，说“你也是娱乐圈的人，我也是”——他的名字和一位明星刚好同音。

　　几个年轻的病人笑了，你一句我一句地说起来。其中有一个，平时几乎不太出声。护士们一进病房，他都拿被子蒙着头。曾萍和同事们疑惑了很久，直到那天聊起才知道缘由。

　　病人说，他怕传染给护士们。曾萍对他说，你戴了口罩呀，不怕的，我们也穿了防护服。病人回答，还是保险一点，安全一点。

　　其实，穿上防护服工作并不容易。武汉冬天比广州冷太多，但防护服不透气，在隔离区的几个小时里，只要干一会儿活，汗就浸湿衣服，再用体温烘干，曾萍说那种感觉黏黏糊糊，又闷又憋。

　　听到病人意外的回答，曾萍很感动，她说病人们很善良，希望他们快点好起来。“希望疫情尽可能快地结束。”

　　曾萍说，她怀念广州的堵车了。

　　方舱里的人们和还没实现的樱花之约

　　医院里收治的大多是重症患者，还有更多的确诊患者，分布在医院之外。

　　其中，轻症患者将被送往分布在武汉市各个区内的方舱医院集中收治。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会展中心、体育馆、学校在几天之间清空、改造，分隔出总计数万张床位，医疗设备进驻，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紧急救援队前来。

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新华社

　　37岁的张凤玲记得很清楚，她是在2月5日深夜接到通知，第二天早上6点多被送到洪山体育馆的武昌方舱医院的。

　　那天武汉刮着大风，下着大雨，她走得急，踩着一双高跟鞋就进了方舱。雨淋湿了衣服，她在里头转了好久都找不到洗手间。

　　几乎每一个来到方舱的病人都有着和她一样的担忧：恐慌和害怕交替出现，隔壁床的病友咳嗽一声，立马想到，自己会被交叉感染吗。

　　医生们为了缓解病人们的不安，提出在病区里选拔“区长”，让病友们互助。张凤玲热心，病症也轻，就毛遂自荐成了其中一个“区长”。

　　闲不住的张凤玲在方舱里，帮着分发物资，和病友们聊天安抚，几乎每天的微信步数都有数千步。朋友打趣说，你真的是个病人吗？张凤玲没把自己当成病人，她说，自己只是不小心被病毒赶上了。

方舱内患者看书。新华社

　　经历最初的恐慌和不安之后，方舱内人们的生活渐渐向方舱外的世界靠拢。他们看书、唱歌、跳广场舞。“想着办法给大家找点乐子，怎么开心就怎么来。”张凤玲说。

　　在方舱住了5天之后，2月11日下午，张凤玲治愈出舱。后来，她给方舱的病友们写下这样的一段话：

　　“等大家都出院了，我们还要一起去看樱花，吃鸭脖、热干面、蛋酒、糊汤粉、豆皮、烧麦、欢喜坨、糯米鸡、面窝、豆腐脑、牛肉面、腰子粉……”

　　张凤玲说，武汉人过早，可以一个月都不重样。

　　统筹：南都记者 向雪妮

　　采写：南都记者 詹晨枫 向雪妮 赵明 实习生 郭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