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创新城市发展有何趋势，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需关注哪些重点，深圳新能源产业有哪些新动向……2015年从深圳市副市长的岗位退休后，今年68岁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事唐杰依旧活跃在区域研究的第一线。因经济学博士的学术背景和参与政府工作的经历，他的观摩视角常有一种对历史纵深的关照，讲话不掉书袋、举例鲜活有料，更使他的研究得到不少关注。

　　回顾改革开放45年，唐杰感叹时代机遇令他实现从工人到博士，从天津到深圳，从学界到政界的转变。谈到启示，他说，经济学理论总是要求寻找“最优解” ，但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一个城市、地区、国家经济要发展，必须因应政策、环境的变化，不断寻找发挥好市场和政府作用的 “更优解”。“这是我学习到的特别重要的东西。”

　　乘着改革新风南下深圳

　　南方+：今年是改革开放45周年。您从工人到博士，从天津到深圳，从学界到政界，亲历了时代巨变。改革开放这件大事，对您的人生产生了什么影响？

　　唐杰：回顾这45年，改革开放给我的人生带来三次大转变。

　　第一次是恢复高考，让我从一个工作了9年的工人，1979年成为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大学生。知识改变命运，我硕士留校当老师期间又读博士，和身边同学一样，如饥似渴地求知问道，想把失去的时光补回来。

　　第二次大转变是决定扎根深圳。1992年我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在那期间，我的博士论文选了空间和区域差异方向。结合国内外情况我发现，当时中国的区域差异，不仅是沿海与内地之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省份中探索新兴工业化的地区崛起，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这其中，广东的迅速发展非常瞩目。1993年交换访问结束，我从美国回天津的路上经过深圳，一位在深圳工作的同学对我说：“经济学应当求新，你到深圳来看看，这有很多新东西、大量市场经济的一线实践，是你在教室里看不到的。”后来，乘着改革新风，我就决定南下了。

　　第三次就是有幸观摩学习深圳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1998年，我从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进入深圳市政府工作，得以亲身参与到大规模产业升级中，见证深圳如何一步步掌握技术、吸引人才来推动产业创新升级。这对我来说，是毕生难忘的宝贵经历。

　　南方+：现在您又重回研究领域，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过去的经历给您怎样的启发？

　　唐杰：经济学理论总是要求我们寻找“最优解”。但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一个城市、地区、国家经济要发展，必须因应政策、环境的变化，不断寻找发挥好市场和政府作用的 “更优解”。

　　这其实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过河的时候，我们要找到能踩稳的那块石头，但你能总踩在一块石头上不走吗？所以，要在每一次迈出新步伐的时候寻找新石头不断往前。45年回过头看，这就是量和质不断变化的过程，这是我学到的特别重要的东西。

　　扭转技术人才产业 “三无” 局面

　　南方+：寻找发挥好市场和政府作用的 “更优解”，在深圳发展过程中有什么令您印象深刻的例子？

　　唐杰：这样的例子非常多。45年前，深圳无技术、无人才、无产业；45年后的今天，深圳走在世界创新的前端。这背后是对传统产业引进、消化、吸收，不断向创新前沿靠拢的过程，是“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默契合作。

　　我去政府工作的时候，深圳正好在一个转型台阶上。深圳大量“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企业流出，优化经济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势在必行。当时提出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如何解决无技术、无人才、无产业的“三无”问题？

　　这要说到深圳有个特别重要的思维。深圳历来重视华为、中兴等大企业，但是它不唯大企业，谁能发展我就支持谁，通过创造一些有利条件，让大中小企业春笋般发展，而不是大树底下不长草。所以你看，现在深圳的企业都是一茬一茬、一茬一茬地涌现出来。

　　所以，当时政府推出了一个施行五年的办法。第一年，不分国企民企，只要建立研发机构符合条件的，政府就资助。到第二年，还继续资助，但是会考察研究机构里是否有研发人员，这使得大批外来高校毕业生聚集深圳，也催生了深圳虚拟大学园。第三年，标准升级，政府还要考察研发项目成果，产学研合作增多，深圳也练就了“看家本领”——技术识别。获得技术、吸引人才，形成产业，五年左右，深圳就和500多家企业研究所和130所高校科研机构建立了稳定的关系。

　　可以说，“三无”变“三有”的过程中，政府这只手是发挥了作用的，伸出去的位置、节点选得比较好。

　　南方+：这个办法后来取得了什么效果？带来了什么长远影响？

　　唐杰：一组广为流传的数据足以证明效果。到1998年底，深圳实现了 “4个90%”：全市科研人员90%集中在企业，全市的科研经费90%来源于企业，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的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于企业。

　　后来，深圳始终明确转型升级的目标不变、步伐不停、力度不减，使得深圳从“三来一补”工业化形态，逐渐向创新制造演变。

　　再举一个例子，深圳聚焦IT大产业迭代升级就是这么演变的。从上世纪80年代家电产业，到后来的通信设备制造、互联网科技，再到现在聚焦“会跑的计算机”——新能源汽车产业。瞄准有创新潜力的产业坚持深耕，深圳不仅培育了华为、中兴、腾讯、比亚迪、大疆等龙头企业，还营造了良好的环境，推动一大批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发展起来，形成产业链、集聚产业群。

　　其实从这些做法就可以看出，包括深圳在内的广东诸多改革都是循序渐进的，每一步的步子可能不是很大，但是它步步不停，连起来就形成了“小步快跑”。

　　走对这三步推动 “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合作

　　南方+：改革开放以来，深圳长达几十年不断向创新转型，背后有怎样的动力？

　　唐杰：深圳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过程被大家形象地称为“爬锅底策略”。深圳的工业化过程从初期低层次起步进入全球分工体系，这是一种无奈的开始，逐步向上攀援是必须的选择。

　　离开炙热的“锅底”，才能走上自在、自为、自主的发展道路。长达45年的演进构成了深圳独特的、发达的、高度细分化的、极复杂的网络化分工体系，构成产业链协同分工效应。因分工深化而带来的进一步的产业扩张和创新，使产业升级成为可能。

　　深圳创新秘诀里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在于：深圳是中国第一个把创新从纯科研的活动转变成为经济活动的城市。市场化发挥了企业的主体作用，并逐渐成为一种蜂聚和蜂聚扩散的现象。

　　改革开放45年来，深圳始终不变的是产业不断向创新发展，过去是这样，未来还会如此。

　　南方+：回顾广东这45年的卓越发展，您认为有什么值得总结的经验？

　　唐杰：在改革初期，有个很形象的说法形容当时的变通做法：“见了红灯绕着走，见了黄灯抢着走，见了绿灯加快走”。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广东持续探索有效规范与灵活创新的平衡，既鼓励摸着石头过河，也强化制度的规范性，不断推动高质量发展。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我认为，广东取得现在的成绩，是分几步实现的。

　　第一步，广东在全国最早冲破了计划经济体制限制，先是实现市场机制对传统计划体制的替换，而后建立起发达高效的市场经济机制。第二步，广东有效发挥政府“有形的手”推动大规模制造和重化工业迅速发展。第三步，坚持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培育适宜创新茁壮发展的沃土，让创新引来更多的创新。把三步合起来，实际上就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合作，忽略任何一个，可能都是错。

　　【文字】南方+记者 姚瑶

　　【摄影】南方+记者 梁钜聪

　　【剪辑】南方+记者 万稳龙

　　【海报】潘洁 谭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