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多“串门” 百姓少跑腿 代表点赞“两院”工作报告

2016-01-30 08:10
南方日报

29日上午,在梅州代表团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会议上,人大代表热议“两院”报告。

南方日报记者 肖雄 王辉摄

  29日,广东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各代表团审议“两院”工作报告。代表们为报告点赞,尤其是去年以来司法改革过程中涌现的创新亮点颇受好评。

  有代表继续关注“案多人少”现象,提出“法官压力太大了”“法院书记员不能仅是合同工”。代表们呼吁要重视专业人士的培养,给他们“多提拔”“涨工资”。还有代表提出,要将法治理念进一步延伸到社会治理中。

  “两院”创新亮点获代表点赞

  “报告用客观务实的数字向我们呈现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表。”省人大代表、深圳市律师协会党委书记、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管理合伙人张丽杰说,过去一年,省高院、省检察院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法治广东建设,及构建开放、动态、阳光、便民的司法体制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省人大代表、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主任刘涛表示,近年来省“两院”在保障律师合法权益、保证当事人合法权益方面推出积极举措。例如,省高院不仅创立了网上法院和掌上法院,还设置了沟通平台,如果当事人拨打法官电话未能接通,系统会自动转至后台服务人员并留言给法官,方便法官第一时间和律师及当事人沟通,此举赢得不少代表点赞。“现在,律师不用担心找不到省‘两院’的法官和检察官了”。

  “广东是案件大省,广东法官人数占全国二十分之一,但办理全国九分之一的案件。”在省人大代表、佛山市检察院代理检察长黄黎明看来,“两院”在努力引导广东自贸区法治化国际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创造市场公平竞争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云浮市代表团的省人大代表梁瑞恒说,从“两院”报告看出,过去一年犯罪减少,工作很扎实,在政府的公正廉洁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不俗成绩,政府的司法水平、社会公信力大大提升了。建议加强司法干部的培训,提高执法力,并完善机制,健全并提升公检法部门与其他部门联合执法的能力。

  省人大代表蔡鸿文建议,“两院”要关注农村长期居高不下的发案率,要在乡村地区大力加强法律宣传。他说,自己在调研中发现,农村违法之所以高发,老百姓不懂法不知法是关键之一。“比如一些地区,正在施工的高速公路边上会一夜间冒出很多违建,这归根结底是因为农民没有法律意识。要加强普法宣传”。

  省人大代表、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桂芳指出,要注重解决司法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始终围绕促进司法公正的目标,防止出现新的司法不公现象。比如,随着立案登记制的推行和修改后三大诉讼法新增职能的实施,“两院”工作量明显增加。要合理配置司法力量,防止为了完成办案任务而降低质量标准导致司法不公。

  以职业化方式管理法官队伍

  “今年省人代会之前,我到区法院、检察院参加座谈会,不少法官向我反映,司法辅助人员流动性太大!”省人大代表、云浮市云城区区长欧皓表示,他想为基层法院的司法辅助人员发声。据欧皓了解到的情况,不少区法院的书记员,往往在工作岗位上做了两三年就辞职走人。

  探究原因,主要还是工资待遇不高。不少书记员“诉苦”,他们每个月工资为3000元左右,而且属于劳动合同制员工,对于供职机构来说,是“编制以外”的人员,有的福利是享受不到的,归属感不强。

  省人大代表、广州万宝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千定认为,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界人士都是高级专业人才、是社会精英。他们的收入和地位应该优于普通工作人员。同时,他们的行为也要受到更多约束。

  对于法官未来职业发展,刘涛建议,“两院”在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要更加稳妥地处理好优秀中青年法官、检察官的去留问题,让这些人才既要留得住,更要干得开心,还要有希望。“任何法律的实施都要靠人来执行,我们要保证司法体制改革取得良好效果,就一定要保证通过改革留下的人才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让法律得到正确的执行。”刘涛说。

  对于广东正在着力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张丽杰建议,在改革中要着力提高一线办案人员的职业保障,包括为其规划更为科学的职业发展路径、提高相应的职业待遇,以有效应对一线办案精英流失的问题。

  省人大代表、深圳东部华侨城经营管理部总经理杨海娟也提出,一线法官助理缺乏成为目前困扰广东法院工作的难题之一,建议借鉴深圳盐田区法院实行的司法辅助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经验,采用合同制聘用司法辅助人员,有效提高其薪酬待遇及工作积极性。

  社会治理也需要创新思维

  “大家都在关注创新,我觉得不仅经济发展需要创新,在社会治理上也要创新。”省人大代表、广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邢益强说,我们在基层治理、社会治理方面还需要进一步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补齐社会治理的短板。通过加大公共法律服务投入,可以充分发挥律师在防控化解社会风险中的作用。

  “如果在基层的矛盾纠纷解决中引入律师参与调解机制,可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提高老百姓幸福指数。”邢益强举了一个例子,去年省里安排律师进村(社区)提供法律服务,优化基层治理。他在广州从化区一个村里看到,一名律师每个月去两趟,就在村委会里解答老百姓的问题,比如土地拆迁、村民纠纷等。“村长说,律师来了后,村里氛围好了很多。政府一年花一两万元,很多村民跟村干部的冲突、村民之间的冲突,通过第三方律师的普法就化解了”。

  省人大代表、广州市公安局网络警察支队副支队长卢韦表示,“有一部分民政业务既有一定合理性,但又不合理。”他举例说,去一个部门办事,要求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这是合理的。但老百姓得再跑一趟公安局,先把证明办了再折返。如果政府的相关部门能够做到信息共享融合,就可以省去百姓一些跑腿的辛苦。“制度既然建立了,就应该把它用好。各单位其实都花了力气建设数据库,为何不能共通呢?”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咨询专家陈舒建议,创新应该是理念的创新,呼吁各政府部门间要打破信息孤岛的状况。

  

编辑: 黄叙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