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见到郭琴，她就把我好不容易搞来的防护服扒了下来，团成一团，扔进中南医院的黄色医疗污染物垃圾箱，全过程只用了不到一分钟。

　　“你穿的这叫什么呀？太不专业了。”她笑了起来。

　　确实，虽然也叫防护服，但跟医生的防护服比起来，眼下我穿的这件，薄如蝉翼，还透着光。郭琴说，远远看见我走过来的时候，她还以为是个送货的。可这已经是我能在武汉找到的全部了，没了它，不就等于在裸奔吗？我们站在中南医院一号楼门口，四周的一切已经开始暗了下来，冷雨嗖嗖。可我别无选择，只能无条件地信任素未谋面的郭琴。

　　“你说，你这个记者，头发怎么这么乱？”郭琴说，“你那防护，穿了也白穿，你的头发没包好。”

　　她也没穿防护服，因为现在还没到她上班的时间。她上夜班，从半夜1点钟开始，要连续上八个小时。她领我走进他们病区的会议室，显得很轻松，毕竟她的新冠肺炎已经痊愈了，也许她已经有了抗体。“别担心，我们现在在的区域，是医院的清洁区。”

　　郭琴确实有让人放松下来的本事。她所服务的病区，患者一听说，原来郭护士也得过新冠肺炎，现在康复了，又重新申请回到抗疫一线，马上对她产生了信赖。他们愿意看到她，他们从防护服上认出她的名字，看见郭护士来巡床，或者来给药，口罩上方，面屏之后，露出一双温和的弯眼睛，跑前跑后，忙碌着，不像有什么后遗症的样子，就仿佛看到治愈后的自己，信心为之一振。郭护士就是病区的强心针，患者有什么不良反应，也喜欢找她问：“我昨天高烧都退了，怎么又烧起来，要紧吗？”

　　“病人看见我站在那里，心里就踏实了。”郭琴在自己曾经躺过的隔离病床前，护理新的病人，“我的出现，即使不说什么，也是鼓励。”

　　2020年2月14日，国务院的疫情新闻发布会披露：截至2月11日24时，全国医务人员已确诊新冠肺炎1716例，占全国确诊病例3.8%。截至2月18日，至少有九位医护人员不幸病逝。一位金银潭医院的医护人员告诉《南方人物周刊》，他所在的ICU病区16张床中，有五位医护人员，全部已经插管。最年轻的35岁，最年长的不过五六十左右，其中包括一位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副院长。

　　在这1716例中，有1502例来自湖北，1102例来自武汉。在高传染率的病毒面前，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首当其冲，郭琴就是这1102例之一。

　　“在我们（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我是第一个确诊染病的医护，而且我住院了。我也是第一个康复的。”早在钟南山院士接受央视采访，向公众警示“肯定的人传人”之前，郭琴就已经病倒了。

　　郭琴清楚地记得，自己出现症状是在1月12日下午，她感到明显的畏寒和头痛，但是依然撑着上完了夜班，一量体温，37.8度。

　　在急诊科工作了15年，经验早已内化成了直觉判断。看到体温计上的数字之后，她马上就通知医院，并安排自己跟家人隔离，同时大量饮水。

　　“我们这个职业的风险不是一点半点。以前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急诊是高风险。所有的情况都可能来到急诊，男女老少，各种各样的疾病都会来，都是第一时间来，而且到我们这里来的大都是重病，你给他做的所有操作，都是高暴露、高风险的。”

　　但她内心存着一丝侥幸，希望发烧只是因为普通的甲流。

　　隐身的病毒

　　早在2019年的12月，郭琴已经知道有一种“不明原因的肺炎”在武汉出现，到1月7日的时候，她们急诊科已经开始穿防护服。

　　“可以说我们从1月7号开始，穿的防护就已经跟现在是同一级别的了。我们已经开始戴N95口罩、护目镜，穿全套防护服。”

　　在她印象中，1月7日之后，她曾经接诊过一位53岁的胡姓患者。患者是黄冈菜市场的摊主，在接连高烧后转入中南医院急诊中心，当时病情已经相当严重。为了给他插管，郭琴把手伸进他的口腔，气管导管插入呼吸道，患者的痰喷了出来，溅出浅浅血色的泡沫。

　　“重症患者的长时间密切护理，比方说吸痰，比方说采血，或者大小便的护理，全是体液，是高风险的传染源。”即便穿了防护，也难策万全。

　　郭琴说，胡姓患者是她穿上防护服之后接诊的六名确诊患者之一，而且属于重症患者，护理流程复杂，“插管，上ECMO，吸痰，抽血，穿刺……”传染可能性甚大，但她不能确定是从他那里感染到了病毒。毕竟在1月7日之前，医院并没有对当时称为“不明原因的肺炎”进行筛查，医护人员也没有开始穿防护服，而在当时的武汉城中，应该已经有不少病毒携带者了。

　　“我们遇到过很多隐瞒病史的患者，他到抢救室来看病，他就不说自己发热。因为发热必须按指定的流程（先到发热门诊），发热门诊人太多了，他不想排队，他就说他是来看其他疾病的，他也确实有其他疾病，就只隐瞒发热病史不说，这个也给医护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

　　果然，第二天，郭琴就体会到了这次发烧跟以往的明显区别，“非常不舒服，倒没有烧得特别高，就是头疼、关节疼，跟别的疼不一样，有点受限。我记得当时胯关节特别疼，晚上用了热水袋敷在身上才睡着，而且是胀痛。后来烧高了，出汗了，反而没有症状了。”她的体温一度飙升到39.5度。她警惕起来，去医院验了血、做咽拭子检测，结果验证了医者的自察，没有侥幸，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肺部CT显示，她的双肺已经出现毛玻璃样。医生对她下了指令：你必须住院。

　　在《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中，包括国家卫健委医院感染防控专家李六亿在内的多位专家指出，绝大多数医护人员的感染都发生在1月23日上调防护等级之前。这其中的潜伏期长短不一，致使医护人员的发病一直延续到2月中旬。

　　上调防护等级并不意味着医护人员全然安全。“1月23日以后还是可能感染，比如医护人员照顾自己患病的家人。”湖北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赵建平说。既身在抗疫一线也照顾感染的父亲的武昌医院护士柳帆，就在2月14日因感染新冠肺炎不幸离世。

　　密闭式吸痰法

　　因为抽痰和插管的过程中接触到患者的体液，增加暴露风险，这绝不仅仅是郭琴一个人的遭遇，几乎所有重症监护医务工作者都面临这一危险。

　　刘伟权是同济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专家，同济医院附属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在这次抗疫战中责任重大。早在1月7日，同济医院就派出了18名医护人员第一批支援金银潭医院。刘伟权是这18人中的一员。

　　第一批支援医护抽调了呼吸科、感染科、重症科的护理人员，护士一般要求在25到35岁之间，40岁的刘伟权是其中年龄最大、职称最高的一个，经验非常丰富。他一到病房，马上就发现了问题。

　　“痰，病人一咳嗽，痰就全喷在护理人员的脸上了。这是传染性疾病，病人的痰液、泡沫，很容易造成感染，不能像对待普通病人一样。我说这不行，1月8号中午我就建议：必须使用密闭性吸痰，不断开这个管子。这样病人咳嗽的话，痰液就顺着管路慢慢流到积水瓶里了。”刘伟权对《长江日报》记者这样介绍。

　　因为刘伟权的建议，金银潭的医院领导通知器材科，马上进货。当时武汉还没有封城，运转速度很快，第二天早上，就进到了密闭性吸痰管，马上挨个给重症护士们示范使用。这一合理化建议，为金银潭医院ICU的护士筑起了最初的安全屏障。

　　医者的风险

　　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疫情没有上升为共识，同济医院内部也没有通报提醒用“密闭性吸痰法”。医院没有公布疫情的权限，尽管1月7日已经出现院内感染，并且已经向金银潭派出重症支援团队，知情仍只限于少数相关科室和人员，医生们之间用‘非典的亲戚’来指代这个前所未见的疾病。

　　去世的同济医院教授、器官移植专家林正斌，正是在年初参加了本院组织的外科集体体检。体检中心位于儿科诊所的三楼，人流量很大。林教授发现自己出现低烧、咳嗽症状时，怀疑自己染上了“那个传染性肺炎”，他找到既是同事、又是好友的宋建新，请宋帮忙诊断病情。宋建新是同济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也是湖北省疫情防控专家组成员。

　　CT结果并不乐观，宋建新告诉老朋友：“很有可能是！”

　　根据《健康时报》的报道，1月27日，林正斌被安排住院治疗，随后核酸检测被确诊，不到一周就进了重症监护室。戴上呼吸面罩，已经无法说话的林正斌向宋建新发了一条求救信息：宋主任，我上呼吸机了，救救我。

　　从2月7日到15日的短短八天里，华中科技大学接连失去三位精英级教授的消息在互联网传播，除了器官移植专家林正斌，生命科学院楚天学者红凌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段正澄也因为新冠肺炎辞世，令人扼腕。

　　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自愿报名来金银潭ICU支援的护士殷勇说，到达武汉的第一天，护士长就告诉他，他是顶班的，前面那位护士已经感染了。ICU护士是高度专业且稀缺的人才，几乎每一个采访过的护士都向《南方人物周刊》表达了对感染的忧虑：一旦感染，病区就少了一个能做事的人。

　　金银潭医院是当地第一家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收治医院，也是湖北省与武汉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定点医院。医院的业务副院长黄朝林已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从2019年12月即开始介入新冠病毒的工作，忙碌的时候，他每天最多只有四小时睡眠时间，疲劳让他的免疫力下降。

　　在武汉的定点医院中，金银潭设计之初就引入了传染病的洁、污分离管理思路，所以黄朝林一直在回想，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自己染病。1月10日晚，在他换下防护服、摘下口罩、从门诊回办公室的途中，一位患者的女儿女婿直接跑到他面前跪下。黄朝林忙把两个人扶了起来，在交流过程中，夫妻俩一人拉着黄朝林的一只手，三人都没有戴口罩。三天后，这对夫妇也确诊了新冠肺炎——在黄朝林印象中，这是他唯一一次可能暴露的机会。

　　在金银潭收治的已感染医护人员中，甚至有不少是医院院长、副院长、主任医师级别的。比起年富力强的医生护士，年龄稍长的院长专家们免疫系统风险更高，转为重症患者的几率也更大。就在《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手机上跳动的新闻信息提示着：武汉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因感染新冠肺炎于今天（2月18日）上午辞世。

　　近在咫尺的硝烟

　　对于疫情一线的医生，尤其是重症医生来说，在抢救过程中最触目惊心的，就是发现病床上自己正在抢救的人，变成了曾经的同事，甚至几天前还在一起工作和谈笑。病毒仿佛携带着狡猾的恶意，潜入城市，以我们看不见的方式流散。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亲近的人，像被发牌一样，以未知的概率中招。

　　躺在自己工作的病区的六号病床，郭琴第一次从这个角度打量病房，这个她每天都要走很多遍的地方仿佛变得陌生了，拥有了新的定义。没有窗户的隔间，只有10平方米，她身边是一张空床，床边上是抢救仪器和输液瓶，走廊里的白炽灯昼夜不熄。她听见熟悉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响起来，不是平常的步幅，而是急促的碎步小跑，那是跟她搭班的男徒弟。肯定又是哪里的患者出状况了，她想，职业习惯让她对病房里每一件仪器的报警声都特别敏感。从晚上10点接班，到第二天早上8点，报警声从来没有这么频繁过，不对头，这次绝对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传染病。对于医务工作者来说，她像是嗅到了硝烟。

　　“肯定也会联想到这张床上发生过的不好的事情。”她给儿子发了条消息，“（你）自己能做的要多承担一些，爸爸一个人很辛苦。”

　　从疫情暴发之初，医护感染就在不断发生。在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的研究样本中，1月1日到1月28日，该院有138名患者确诊，其中就有40位是医务工作者，受感染最多的并非重症监护室，而是普通科室的医护人员，占到了染病医护的四分之三。而在中南医院对口帮扶的定点医院武汉市第七医院，彭志勇发现其ICU有三分之二的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即使没有防护物资，治疗对策也不够高明，七院的医护人员还是冲了上去。

　　“早在1月8号，我们的病房就被征用成隔离病房了。”中南医院急救中心副主任医生赵智刚说，“其实去年12月31号就发了通知，所有的武汉市大型医院都要开24小时的发热门诊，大医院都执行的。”赵智刚跟郭琴是同事，郭琴染病后没几天，赵智刚也开始出现症状，他们同属一个小组，这个小组的四名医护全部陆续染病。

　　1月22日，赵智刚被正式确诊，为了不占用本已非常紧张的住院床位，他在自我诊断开药后，主动要求回家隔离治疗。23日凌晨两点，武汉正式宣布封城。

　　治一个是一个

　　隔离治疗像一场悠长的禁闭，熬过了病情最痛苦的阶段，赵智刚无数次在脑中复盘最近这段时间的接诊情况，寻找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他的妻子和岳母也染病了，他感到愧疚。

　　“病毒性肺炎以不同的情况进入到各个科室之后，各个科室就会相继‘沦陷’。其他科室本来是干净的，但是患者无法得到明确分诊的情况下在全院流动，整个医院就全部变成污染区。你没有接触患者，但是你在医院里跟患者共享着同一个中央空调系统，都可能造成你的感染。我们本来就是综合性医院，不像严格的传染病医院，从建筑设计到医患路线都能把清洁区和污染区严格划分开来。”

　　随着封城和疫情的披露，大量出现发热症状的患者在恐慌中涌入医院，反而给病毒的人际传播增添了加速度。

　　新冠肺炎防治的关键在于“三早”：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一旦错过控制病情的窗口期，小疫就会酿成大疫。湖北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赵建平和上海第二批援鄂医疗队队长陈尔真，都在接受采访时明确指出，早期医疗力量不足，只好要求武汉市民居家隔离，无法做到“三早”，后果很严重。如今武汉的病例，有70%以上，都是聚集性病例，家庭成员之间互相传染，重症也多因延误治疗时机而起。相比之下，湖北以外的其他省份，确诊患者的病死率就要低于湖北省。

　　居家隔离时期，也是武汉求助信息最多的时候。有的发热门诊拥挤到只能侧身而过，人们在其中吸气、吐气、挂水、吸氧和哀求。但由于检测试剂盒数量不足，检测速度跟不上，无法及时确诊，加上病毒本身的狡猾和隐蔽，已经感染的人和没有感染的人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杂然相处，谁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属于哪类人群。医护人员不仅要面对超负荷的就诊数，还要天天在网络上请求防护物资援助：不是告急，是没有了。

　　口罩、护目镜、面屏、防护服……在传染性疾病面前，不能及时保障这些医疗用品，医生就成了手无寸铁的战士。他们不得不因陋就简，在《南方人物周刊》采访的孝感市中心医院，护士们用透明文件夹自制了护目镜，本来四小时就该更换一次的口罩一戴就是一天。

　　看着同事们陷入了一场漫长而艰难的战役，缺席的赵智刚心急如焚。病情刚有起色，他就报名加入了中南医院的在线专家团。他是患者，也是医生，一边在家隔离治疗，一边为患者提供线上问诊服务，短短几天时间里，他服务了七百多名患者。

　　“封城之后，如果配套措施能落地到位，14天后应该疫情有明显的向下趋势，如果没能做到，那说明在落地执行上出了什么问题。”隔离治疗一结束，他马上返岗，出现在急救中心诊室，“形势还这么严峻，治一个是一个，我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在接受过中央电视台董倩老师的采访后，赵智刚对《南方人物周刊》说，“我很不愿意配合你们媒体的采访，你们总想让我说点我治愈、返岗的正能量故事，然后再对普通老百姓说几句科普。”

　　这是一个常年在急症中心从死神手里抢人的医生，他对宣传自己毫无兴趣。他觉得，如果他不能说出他对这次疫情的想法，那么我们根本无权浪费他本要用来治病救人的时间。

　　赵智刚说，网上诟病早期确诊指标太严（其中一条是必须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但其实，大型医院一线医生心里都有数，确诊指标往往有一定的临床上的灵活度。对疫情的提防，“政策标准的制定都会严谨些，但是执行的人是活的。”

　　另一个认知难点是，对一个新疾病的认识，往往缺陷很大。“直到今天，你依然不能确定你面前的这个人百分百就是新冠肺炎或者百分百不是，那就一定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是漂移的，这就是自然科学。”而在对手并不明晰的传染病面前，整个现代社会是准备不足的。

　　“我们整个体系对公共卫生事件的投入是最少的，因为它是一个纯投入型的领域。你之前就没有投入多少，那这个体系怎么有能力迎接公共卫生的重大危机呢？你的CDC、你的医院各方面都没有预备条件，科学家团队也没有准备好。对一个发展中国家，这可能也是常态。就好比你兜里只有10块钱，你想干嘛？你不吃不喝，就拿这10块钱都去买个保险，留着看病吗？肯定不是。你宁可赌你不会生病。”

　　降低病死率才是终极一役

　　在赵智刚看来，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尽量地从外省调集医务工作者进来湖北，专门抢救重症患者，全力以赴把重症患者的病死率压低下来，“因为前面的存量太多了”。

　　“有一部分学者在说，新冠病毒有可能成为类似禽流感、流感的存在，与我们共存，这种结局并不是不能接受。不能接受的是什么？病死率太高。虽然新增确诊人数在往下走，但现在重症患者的高峰还没有到来，在封城之后陆续感染的人，大概要通过10到14天左右的时间才进入重症。”

　　而湖北当地尤其是武汉的医疗队伍，已经在前期的战斗中遭受重创。福建省立医院重症医学三科副主任医师、福建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医生尚秀玲告诉《南方人物周刊》，她们1月28日到达武汉中心医院后，国家卫健委的专家第一时间给医疗队做了培训，并且告诉她们：目前中心医院已经有两百多位医护人员染病，绝对不可掉以轻心。

　　“因为我们是要接管中心医院的，必须告诉我们实际情况。防护肯定是第一位的，不能说你一个战士还没到战场呢，你自己先倒下了。”如果医生自己都成了患者，那还有谁来救患者呢？

　　武汉中心医院当时已经被定为收治新冠肺炎的定点医院，一位福建医疗队的队员说，没想到他们到了武汉的第一站就对口武汉中心医院，那正是李文亮医生所在的医院。

　　“为什么我对李文亮比较关注？因为李文亮跟我们福建省有缘分，他原来是在厦门，2014年才辞职来武汉夫妻团聚。当时医院的数据让我非常震惊，两百多个感染的医护人员里面已经有近百人必须住院，还有一百多人在家隔离。”

　　帐篷是我们的首创

　　病毒的高传播性和严峻的防疫局面，让福建医疗队不得不格外重视医护人员的日常保护。他们想出了一个独特的创举：在医疗队的驻地外面，搭了四个大帐篷，等于建起了临时的缓冲区。

　　“在医院要严格分感染区、缓冲区和清洁区，但是等医生护士从医院回到驻地，在途中还是会接触流通空气、触碰东西，还是会污染。在驻地外，他们可以先把鞋子、外套脱下，留在帐篷里面，鞋底在含氯的地毯上擦一下，再换上一次性的拖鞋和干净衣服进入酒店，确保驻地不要被感染，医护在驻地里可以放心地休息。帐篷里一天四次定期消毒。” 福建医疗队的领队宁勇鑫说，帐篷是他们的首创。

　　宁勇鑫之前在部队多年，协调能力很强，当时武汉已经封城，很多物资一时难以筹措，去哪里找帐篷呢？他给江汉区的区委书记出了点子，“我说我们需要帐篷，要四顶。我还告诉他到哪里能找到：当地的武装、人防部门或民政局的救灾部门。果然他就从武装部协调来四顶帐篷，我们安排给女同志三顶帐篷，男同志一顶帐篷。”这个帐篷的创意后来得到湖北省副省长肖菊华的认可，要求在后勤保障部门学习推广。

　　福建医疗队是从福建各个医院临时抽调骨干组建起来的队伍，137名队员，很多彼此之间都不熟悉。宁勇鑫向我展示了他们到达武汉天河机场时拍摄的一段视频，“那天我们整个队伍都很肃穆，没有夹杂其他情感，大家很庄重。我们根本不认识。但是拍摄过程当中，我就理清了思路，我的工作目标是什么？四句话，16个字：科学防护，科学救治，完成任务，平安返回。我是压阵的，一个都不能少。”

　　这位五十多岁的医疗队领队是个“路路通”，而且党性很强，到武汉第一天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成立党组织。他打破了医护人员原来的组别，“重新成立了四个组，院感组、医师组、护理组、协调保障组。这样架构脉络就清晰了。”他并非医护专业出身，因此专司协调保障，每天从早上6点半到半夜两点，电话响个不停。

　　“有很多物资要接，要盯着、要入库。主要是防护物资，比金子还珍贵。好比你每天家里要花100块钱，但每天只能挣40块，缺口60块，一直累积，产能补不上，损耗又大，导致这个永远是缺口。所以我们克服嘛。”他很擅长跟队员做思想工作，“我对我的队员说，我们都是来金银潭的医护工作者，就要主动融入金银潭。金银潭的院长、书记就是你们的领导。整个医疗过程我不参与，我只是医疗队的负责人，管后勤保障，我会为大家力所能及地筹集医疗防护、生活物资。”

　　让队员们服气的是，他们从福建来的时候，只带了七天的物资，但在武汉一待就待了二十多天，所有吃的、用的，医疗防护，全靠这位“路路通”到处协调。

　　“省委省政府不断地给我们补入，我们自己也想各种办法从福建、厦门筹集物资。”他听说抵抗病毒感染，免疫力一定要好，就想办法给医护人员增加营养，烤鳗、白切鸡、姜母鸭、牛杂骨、鱼丸、紫菜，各种品种，联系过来，保证他们的营养，给他们做福建家乡菜。现在风这么大，七到九级的大风，最低温零下五度，要下大雪，卫健委筹集的一千多件羽绒服得到各个点给他们发下去，女孩子的卫生巾也要帮她们买好。”

　　“路路通”虽然是个壮汉，竟还相当细心，第一支福建医疗队在武汉打开了局面，福建省委把后面支援湖北的所有医疗队，除去在宜昌、襄阳的其余941人的后勤保障全部交由他总协调。

　　那天央视采访我，正好是元宵节，我说‘天上月圆，人间团圆。驱走病魔，阳光普照。’我灵机一动，就这么讲。”

　　援军终于来了

　　福建医疗队的领队宁勇鑫忙着给他的队员们改善伙食的时候，四川医疗队的领队黄晓波正在趁政府现场办公的机会，给他们画院区改造示意图。

　　“我们医疗队来之后做了几件很重要的事，一个就是给区政府建议，医院的污染物必须要走专业通道，我跟区书记在那画示意图，画了半天。这条路必须封掉，医疗废物是一个很重要的传染源，必须要把它切掉，垃圾必须及时清运。最困难的时候，一天只来一趟垃圾车，这么多的患者，现在要来八车才能运完。患者遗体也是从这条路运出去，洁污分流很重要。包括整个病区的改造、患者和医生的行走路线、电梯的安排，污染区和清洁区必须严格分开。”

　　“我们做的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指着医院外的两个三层楼高的氧气罐，“就是这两个救命罐子！这是目前来讲这个医院最自豪的地方。”对新冠肺炎患者来说，氧气是救命的基础保障。一旦轻症患者出现病情变化，比如呼吸急促，必须立刻给氧气；而对重症患者的治疗，主要步骤则是从高压氧合到无创或有创吸氧。

　　黄晓波是四川省人民医院重症科主任，1月25日大年初一那天，黄晓波带领四川援鄂医疗队第一批138人驰援武汉。他们在次日凌晨抵达，经过一上午紧张的培训，马上入场红会医院。他经历过2003年的SARS和2008年汶川地震的救援工作，对紧急公共突发事件的救援经验丰富，却被初来红会医院见到的情景震惊。

　　黄晓波和队员们在病区门口下车， 随垃圾车一同走入病房——无论是垃圾车、救护车、殡葬车还是医生，都走同一个通道。

　　即使在2008年，一辆接一辆的救护车拉着濒危患者到医院，医院也未曾混乱或者崩溃。但1月26日的红会医院已经面临崩溃，整个医院都被污染。重症救治上的挫败，让红会医院的医护人员都沮丧到失去希望。

　　“我们要来提升士气。”黄晓波说。

　　红会医院是江汉区区属医院，规模较小，全员包括行政和后勤才八百余人，床位也只有五百多张。1月22日红会医院被政府征用为第一批发热患者门诊定点医院，也是第二批七家定点收治医院之一。黄晓波到达的时候，所有床位都住满了患者，走廊过道上也塞满了留观的患者，患者和陪护的家属挤在一起。

　　“这家医院真的很小，它是个二甲医院，只能承载一天800人的门诊量。但是现在一天来2700人，一直排到这条街上。急诊也挤满了患者，连医院外面都有在挂吊瓶的患者，吊瓶就挂在树桠上。还有越来越多患者在涌进来，而一线医疗人员已经有三十多人住院，另有三十多人出现症状在隔离，所以就把这家医院打趴下了。”

　　黄晓波说，当时坚持上班的员工都缺防护服，谁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下一个倒下的人。“在电梯里，三个医护人员一看到我们，当场就哭了，说援军终于来了！”

　　四川医疗队进驻当天正好有个契机，国家卫健委的一个局长来红会医院视察工作，江汉区的领导也在。会议上医院领导如常汇报收治人数，黄晓波坐不住了，抢了话。

　　黄晓波到来时，红会医院的每日门诊已经有几百号人，凌晨两点患者还在排队。还有三百名住院患者——每个人还都有家属陪着，有时不止一个。加上红会医院自己的三百多名医护和四川援助队的一百多人，这意味着仅仅在红会医院这个小医院里，就有一千多人共享着一个封闭且已被病毒污染的空间。

　　江汉区委书记问黄晓波，有什么解决方案。黄建议停三天门诊，先切断所有患者的来源，床位已经满员了，再进人只会增加交叉感染。黄晓波很坚持，暂时的停诊会让患者有意见，但“如果不停，这家医院就废了”。

　　1月27、28、29日，红会医院停了三天门诊，区政府领导现场办公，整家医院马不停蹄，做了许多事情：一面想办法协调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甄别疑似患者和非新冠肺炎患者；一面调整医院区域管理，把医院的污染区、清洁区整理出来，把原先使用的住院用品全部消毒……

　　四川医疗队对红会医院的接收改造，只是众多外省援鄂医疗队应对棘手疫情中的一例。截至2月18日，因为遵循了严格的院感控制，加上逐渐到位的物资保障，外省市援鄂医疗队没有发生一起医护人员的确诊感染。第一支抵达武汉的上海医疗队队长郑军华说，他启用了他担任院长13年来，从未有过的最高等级感控防护措施。

　　挺身而出的凡人

　　在“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去世的那个夜晚，有人用墙上涂鸦的文字表达对他的敬意：“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而这句话也适用于所有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此前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率先指出“体内炎症风暴”的上海援鄂专家钟鸣，在金银潭医院的ICU一次又一次地跟这股体内的飓风交手，并一次又一次地体会到医学的边界。他的眼神日渐被重症患者的复杂病程磨得黯淡，说话时眉头紧锁，“真的特别难，我以往的医疗经验像是被清零了。”摆在他和所有医生面前的，正是前期存量峰值来袭、必须尽快降低危重症患者致死率的重大考验。

　　金银潭ICU的护士殷勇，也在高强度的护理工作中再次刷新了自己对职责的认识。ICU的医护必须佩戴动力送风的面罩，里面有呼呼的风声，导致医生和护士之间的沟通变得困难，常常互相听不清，说话要靠吼。临时搭建的医疗小组，穿上衣服后互相都不认识，急需帮手的时候，连名字都喊不出来，他就大喊一声：亲爱的！

　　“有时候突然病情发生改变，你还要喊医生，医生可能还在外面，还要穿衣服才能进来，护士就必须在第一时间马上去做力所能及的抢救。等医生进来可能就已经晚了，你必须知道自己要怎么做，并且马上冲上去。” 已经工作了九年的殷勇说，以前他在ICU，患者的血氧掉到70，就要马上插管了，但是新冠肺炎的患者缺氧缺得非常厉害，血氧甚至会直接掉到三十几。

　　来到金银潭的时候，殷勇只带了一件外套，他以为，最多半个月，仗就可以打完，他就可以回家。现在他已经在金银潭ICU服务了二十多天，出发前推的寸头，头发又长了。

　　“家人朋友天天问我，哪天回去。我给自己打了预防针，现在我就不想回家的事了。我们就等到疫情得到控制，不需要我们了，我们再回去。因为不管是在这里也好，或者回我的家乡长沙也好，都要面对这个病毒，我不是在这里支援，就是在本地医院支援，这没有什么分别，因为这不只是武汉一个城市的事情。”

　　无论来自哪里，对于此刻身在湖北和武汉的医务工作者来说，这次战役之艰辛，并不仅仅是战事重、战线长，战况的复杂也超出了以往历次公共卫生事件。隐蔽的传染周期、高度的传染性，封城封路带来的现实难题，物资的紧缺，人力和配套措施的不足，面对未知病毒的公众情绪……这些都远远超出了医学的范畴，而医生却成为承载这些困境的第一道防线，在最危情的时刻，他们甚至是仅凭血肉之躯在抵抗。在《南方人物周刊》收到的医疗求援信息中，医护们多次用上了“肉搏”、“裸奔”这样的字眼。我们无意再去描写他们如何穿着尿不湿工作，不吃饭、不喝水、不上厕所，脸庞勒出红印，在拖着比自己体重重两倍的氧气瓶时晕倒……医者以大仁为勇，这些以往可以写进先进事迹的细节，在这场战“疫”中几乎成了常态和标配。

　　郭琴返岗的那天，正是那位插管的胡姓患者病愈出院的同一天。她穿上防护服，戴好面屏、口罩和护目镜，往自己曾经睡过的六号病床走去，那里来新患者了。

　　又一名感染的护士拿到了确诊结果，哭了。她问郭琴，“我可怎么办？”

　　郭琴安慰她：“你看我，不是还好好的嘛。”

　　赵智刚也没那么抵触媒体宣传他返岗了。“可能对我的同事来说，我回来给他们的勇气还蛮大的。不然，我们十几个人全都感染了，医生越来越少，这个战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打完。看我回来了，他们就不害怕了，无非就是感染嘛，你这个倒下来的人，原地满血复活。”他照常上班，比生病前还忙，一上十几个小时不休息。

　　黄晓波倒是罕见地休息了一天，现在的院感防控制度是医护人员下班后严禁串门，他把自己关在了酒店的房间里。红会医院的副院长已经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黄晓波和副院长经常一起开会商量工作，作为密切接触者，他要隔离做病毒检测。病毒检测的速度现在已经提高了很多，而一拿到检测结果，他的休假就结束了。

　　接受我采访的时候，黄晓波抽了两支烟。他太累了，香烟就是他的咖啡。

　　但是戴着口罩抽烟是件高难度的事，他只能站在路边，飞快地把口罩拉下来，猛吸上一口，再迅速把口罩推上去。他重复这些动作的时候，我看见他的手上全是白皮，裂出了蛇纹，大概是因为天太冷了，加上这些天手部被反复的清洗、消毒和擦拭。医院里也很冷，为了避免空气被污染，最近都关闭了中央空调，并且保持开窗通风。这可苦了那些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和护士，他们常常是被防护服和重体力劳动闷出一身汗，一停下来又冻出一身鸡皮疙瘩。

　　黄晓波主动跟我互换了位置，自己换去了下风口，怕二手烟熏到我。为了减少我被感染的几率，他不肯让我进医院——我只有被郭琴嫌弃的那种防护服，而且少得可怜，为了节约，今天也没穿。

　　武汉红十字会医院现在已经被征用为专门的住院病区，所以门口设置了路障，禁止无关人员进出，有专人执勤把守。黄晓波跟我就站在医院外的路边，在急诊室门口和前一天开始运转的超大氧气罐之间，在寒风里聊了两个小时。不断有冰块从我们头上掉落，经历了一夜可怕的雷暴和一个白天的飞雪，2月16日这天的武汉难得天气晴朗。在阳光下，树木和房顶的融雪成冰，碎裂开来，吧哒吧哒地往地上掉落。有时候冰块甚大，发出的响声会吓人一跳，我们一惊，赶紧移开。

　　这本来应该是一个多么祥和的下午啊，有冬日暖阳和初融的新雪，蓝天如洗。原本应该热闹的马路上此刻没有人来人往。在我们谈话的两个小时里，我只注意到四个人走过，其中两个是医院的患者，他们认出了黄医生，上来问询。一个行路者突然停住脚步，站在一边，侧耳旁听了一会我们的采访。黄晓波穿着一件很显眼的绛红色冲锋衣，上面印着“中国卫生”四个字，来自湖南、四川、福建、甘肃等地的医疗救援队，统一都穿这个。这四个字意味着某种权威和专业性，大概就是为此，让路人兄弟觉得，值得驻足一听。毕竟这个城市里现在只有一个命题，这个命题跟每个人的命运紧密相连。

　　第四个人就是武汉红十字会医院呼吸科主任范忠杰，他和黄晓波擦肩而过。接受完我的采访，黄晓波就要去上班，去病房查房，而老范此刻正要回酒店去吃饭，手里捧着盒饭和两盒牛奶，医院发的。黄晓波一顿能吃双份，工作强度太大，不多吃一点顶不住。他们不敢在医院里吃饭，怕摘下口罩就会感染。战友扬了扬手中的食物，对黄晓波说：

　　“我今天双阴性！”

　　黄晓波像对口令一样高声回答：“我也两个阴性！”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杨楠 蒯乐昊 徐梅

　　实习记者 何沛芸 刘央 刘睿睿 林澜 李丽贤 吕品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南方号